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人们都认为毛泽东在他的鼎盛时期，用兵如神，主政贤明。孰不知在“英明伟大”的字眼里面蕴含着多少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劳苦和艰辛。他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认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1939年，长期在敌人营垒中从事地下工作的吴德峰从西安返回延安述职。毛泽东得知后，从百忙中拨冗邀见，恳谈了一整天。他详细地询问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军政要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治态度，钜细不捐。从宏观上，了解这些人中有多少人主张对日妥协拥蒋反共，有多少人拥护我党抗日政治主张，又有多少人持中间态度；从微观上，他指名道姓要了解某些人的具体态度。以后又令整理了详细的调查材料。这不能不说对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制定的“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以及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制度，起了积极作用。

抗战初期，在延安流行着这么一种看法，认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与国民党的职业特务组织“中统”、“军统”是一丘之貉。我经过对陕西省三青团的调查，认为三青团是国民党的一个青年组织，其中倾向进步的是少数，坚决反共的也是少数，多数介乎两者之间，其中只有个别的特务分子。为此，我撰写了《陕西省三青团概况》的调查报告呈报中央。没想到竟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和好评。据说，它对我党制定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工作政策，把三青团列为争取对象而不是当作打击对象起到了一定作用。

毛泽东这种注重调查研究、广纳群言的工作作风，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不胜枚举的。1959年，法国总统戴高乐上任不久，毛泽东看到《西欧的四分五裂》的调查资料，他阅后批示：“这篇文章和宦乡的另一篇文章都是好文章。”他在认真分析综合了各方面提供的材料之后，得出了“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结论。

1970年，正当中央考虑如何打开对美关系时，毛泽东看到了《尼克松的心事》的调查资料，认为尼克松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与我不同，但为美国国家利益着想，还是愿意与新中国搞好关系的。毛泽东阅后，立即推荐给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传阅。可以说，这篇研究报告为中央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起到了较好的谱询作用。

由此看来，毛泽东的一切正确决策都是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