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调我到敌后根据地晋察冀去工作。我离开了中央直接领导的、模范的陕甘宁边区。

从此，我开始在一个革命根据地参加全面的领导工作。晋察冀边区当时在彭真、聂荣臻同志领导下，是抗日模范根据地。毛泽东同志曾经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作序说，晋察冀边区“用艰苦奋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华北抗战的堡垒”、“那里实行了坚持抗战的民族主义、那里实行了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那里也开始实行了改良民生的民生主义”，总之一句话，那里实行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也即新民主主义。我在祖国北方晋察冀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战斗和生活了十一年，党领导了我，人民教育和鼓舞了我，对于如何建设和发展一个革命的根据地，我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那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党和军队同老百姓完全融为一体，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真正是鱼水关系，使得我们在极困难极艰险的环境中，坚持了下来。当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在根据地的工作中，他也经常关心着我们。他对晋察冀参议会的工作、精兵简政等都有重要指示，1943年中共北岳区党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他还专门来电指出“望以发展生产为重心”。晋察冀分局及军区主要领导成员的任命名单，也是他亲笔为中央政治局起草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是与毛泽东同志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1944，年秋，我奉命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到延安后住在中央机关驻地杨家岭。一次在杨家岭食堂吃饭时，我见毛泽东同志来了，就上前向他请示：什么时候向你报告工作？他笑着说：先住下，不要急。几天后我就得到通知到枣园毛泽东住的窑洞去报告工作。在此之前，我知道毛泽东同志是夜间工作，白天是他睡眠的时间。这次出乎我的意料，白天找我谈。他的兴趣很浓，对我说有充分的时间，谈话从上午九时一直到晚饭后很长一段时间，中间没有休息，连吃饭也是边吃边谈。主要由我报告晋察冀的各项工作，同时也谈我自身的经历。他主要是听，有时提问，有时插话，插话幽默风趣，常常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里说以下几件事例：

我讲到在米脂上学时的一段革命经历：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的消息传到了陕北米脂县城，青年学生对日本侵略者在山东济南蛮横肆虐，对中国十多名外交特派人员挖眼割鼻、集体枪杀的残暴罪行，怒火中烧，觉得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极为愤慨。我们把学生组织起来，利用四乡农民赶集的日子，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喊口号，贴标语，轰动全城。我是个赤贫家庭的穷孩子，平时对地主老财有气，这次就把标语贴到了地主老财的银匠楼。学生一走，地主老财把标语撕了，还骂学生胡闹。这事被我们知道了，就组织人再去贴。再贴后，又被撕掉了。于是我们就拿着棍子去砸毁了银匠楼。地主吓得从后门逃出去藏在破庙中一口空棺材里。我们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从棺材里揪出来扭送到县衙门，痛斥这个地主破坏爱国，要县长把他关押起来。县长害怕学生和群众，勉强把地主暂时收留起来。事情闹大了，陕北军阀井岳秀派了一个旅长来查处，找到校长要抓人。校长暗地通知我们，我们跑了，井岳秀又下令通缉。从此，我就转入地下活动。毛泽东很有兴趣地听了陕北米脂这一段往事，他说：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厉害。五三济南事件是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一个新的反帝潮流，你们进行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还仔细听我讲述在北平被捕入狱的情况。1930年我在陕北绥德被捕，没有暴露党员身分，经党营救出狱。但陕北待不下去了。1931年春节过后，党组织派我到河北工作。我到了北平，还没有正式工作，河北省委遭到大破坏，我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被捕后关押在国民党的军人反省院。我们在狱中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争取到了看书看报作操等权利。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关心政治，学习党的路线和历史。我把从1931年被捕到1936年组织营救出狱的情况向毛泽东同志作了详细报告。毛泽东同志听后说：你们出狱情况中央很清楚。这时他笑着说：监狱也是一种很好的共产主义学校。

我在报告晋察冀边区的工作时，讲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新民主主义路线方针，特别是建立三三制政权的情况。当时晋察冀分局发布了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因为是1940年10月10日发布的，通常称双十纲领）。双十纲领是晋察冀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的全面施政纲领，在晋察冀边区的发展和建设中起了团结教育人民、坚决打击敌人的作用。晋察冀边区成立了参议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党委、参议会、人民政府三者关系的问题。边区参议会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又是一个人民代表会议性质的组织。我们的双十纲领，是经过边区参议会正式一致通过的，这样成为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这就使共产党的领导、参议会的组织和边区人民政府三者的关系密切连在一起，既加强了党的领导，又达到了各个阶级、阶层广泛团结起来的目的，使人民政府有了广泛的基础。毛泽东同志对这种作法表示赞成。我说：晋察冀边区实际上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向陕甘宁边区学习来的。毛泽东同志说：“党政不能是一个东西。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参议会变成政府的东西，这个方法好。”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取得全国政权后如何实行党政分开，仍然是重要的。

当我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晋察冀边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整风学习和开展大生产运动指示的情况时，说大生产运动不但在巩固的根据地有条件搞，在游击地区也可以搞，而且能搞得很好，一手打仗，一手生产，劳武结合，生产战争两不误。毛泽东同志听到这里，很感兴趣。我还谈了一些实例。不久，《解放日报》发表了张平凯关于晋察冀游击区的生产运动的报道，毛泽东同志还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谈这件事，他还把文章的底稿给我看过。这篇文章作为《解放日报》的社论发表了，叫《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建国后收入了《毛泽东选集》。

1945年2月，我参加了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接着参加了七大。七大以后，参加了七届一中全会的第一次会议和第二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之间，日本投降了。当时，延安沸腾了，全城狂欢，到处放鞭炮，我们把铺床的草帘子也拿出来烧了，以示庆祝。抗战胜利后，大家的愿望是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自己美好的国家。但是，摆在面前的却是一场同国民党蒋介石的严重斗争。这是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蒋介石的军队远在云贵川大后方，却命令包围着日伪军所占城市的抗日根据地的军队不准受降，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军民的无比义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针锋相对，由朱总司令命令党的各路大军前进，迫使日伪军投降，解放沦陷区广大人民，并向蒋介石提出严正抗议。在国内外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三次电请毛泽东主席去重庆共商国是。8月23日、26日，党中央在枣园连续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说：抗日战争胜利了，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我们应该顺应全国人民的心愿，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他说：为了和平，为了民族利益，一定要到重庆去。但是你们不要因为我去了重庆而软弱，你们要坚强。蒋介石现在是一面邀我们去谈判和平，一面又在发兵打我们，我们的方针是蒋打我也打，蒋停我也停，不要受我出去谈判的影响。你们前方对国民党进攻来的军队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这两次会议我都参加了，感到毛泽东同志真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战略家，他那坚定的马列主义立场，宽宏的气魄，就像泰山一样，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非常谨慎，对中央的工作作了周密安排。他说：书记处五个书记，前方两个后方三个，我和恩来去重庆，少奇、朱总、弼时在延安，主席由少奇代理；为了加强领导力量，建议通过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他还说：我们去了是否会成为城下之盟呢？不会的。签字的手是长在我们身上的。

8月28日，聂荣臻同志和我都到飞机场送毛泽东同志等赴重庆。当时大家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重庆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特务横行，而且蒋介石历来狡滑奸诈，惯于施展阴谋手段，此行有很大的风险。看到党的领袖为了人民的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去，心中是既敬仰又关切。之后，聂荣臻同志和我们乘美国人的飞机回到了晋察冀。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方针和朱总司令的命令，发动边区军民向日伪军积极进攻，大城市一时进不去，就攻占中小城市，张家口就是那时解放的。我们解放了广大的沦陷区，委任了一批行政长官，形成了强大的气势，长了人民的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