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要划清两种界线

我调到河北省工作的时候，“大跃进”运动的局面已经形成，在农村中普遍酝酿着小社并大社。不久，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这种形势下，广大干部、群众热情很高，干劲很高。当时面临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往前的路应该怎么走，大家都在探索。正是在这个时候，毛主席于1958年8月4日到徐水县、8月5日到安国县视察。在视察期间，听取了地委、县委的汇报，又同基层干部和社员进行了座谈。毛主席看了庄稼的长势很高兴，对群众的干劲很赞赏。他反复询问各种农作物的产量，总的感觉很乐观，但是对于过高的估产表示怀疑。当一个基层干部说一亩甘薯试验田要产到20万斤时，主席随口就说，能产到两万斤就不少了。在座谈中，他着重就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变化、大社好还是小社好、社的规模以多大为宜等问题，征询大家的意见。当时正在酝酿办大社，有的已经把几个小社联成了一个大社。至于社的规模，很多人认为一个乡办一个社就行了。主席很风趣地问：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吗？接着说，你们这里农业社的发展变化就象《三国演义》的头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过后才知道，毛主席这次视察是为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作准备的。那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央的这个决议虽然指出：“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分配制度还是“按劳取酬”，但是在下面的具体执行中，还是急于搞“过渡”。比较突出的是徐水县，当时正在那里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中央、省、地委都派人去了。

为了摸清真实情况，主席派出18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到徐水县深入调查，发现了不少问题。10月16、17两日，主席把保定地委和徐水、安国、定县、唐县四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找到天津，听取他们的汇报。同时，把我从邯郸叫到天津。主席问我：“你到徐水去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去。”主席笑着对我说：“你去徐水调查一下吧。”我问主席：“调查什么问题了”主席说：“你想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又问：“用一个星期行不行？”主席说：“用不了，三天足够了。调查完了到北京向我汇报。”我连夜组织省委、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和正在参加地、市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同志共70人，到徐水县分别住进农户里调查了3天，2l日简单地碰了碰各自的所见所闻，我和省委的几位同志赶忙到北京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对我们能够如实反映情况很满意。我们汇报了一亩甘薯亩产不过两千斤，他们却说可以产八千斤；还有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以供参观等弄虚作假现象，主席听了哈哈大笑。在汇报过程中，主席边听边讲看法和意见。当时徐水县已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徐水县实际上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种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毛主席还指出，交换问题要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一部分是调拨性质，一部分是商品交换性质，还是货币交易。在分配问题上，主席反对把什么都包起来，指出“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要把劳动力多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还明确指出“家俱可以不归公”，私人间的债务不能“共产”，“废除了，两方面不舒服，借钱的觉得对不起人，外借的也不舒服”，“这些账，我看还是以还为好”。在汇报到家庭生活问题时，主席满怀深情地说：“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就没有五行了”。最后，主席说到党的领导和干部作风问题，强调指出：“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么一套，不要弄得好象什么都好”。当时，我们还不能完全领会毛主席谈话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地帮助保定地委解决徐水的问题。直到11月初中央召开郑州会议，以及随后在武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毛主席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明确提出必须划清这两种界线，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着重批评了那种主张废除商品、货币的错误观点，主持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在批评“共产”风错误的同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浮夸倾向。这时我才开始理解主席抓徐水县这个典型的意义。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我们认真贯彻《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精神，普遍开展了整社工作。毛主席1959年2月23日来到河北，在天津听取了省委关于整社和生产情况的汇报。在谈到瞒产私分和原来的穷富社之河有矛盾的问题时，主席说，瞒产“是一条客观规律，是个什么样的规律，可以分析研究一下。”“强调统一就吓住了，农民还是怕共产，……所以刚秋收后，就来了个瞒产私分，怕你拿走。”主席还指出，富社怕穷社吃“洋落”嘛？就是怕共产，强调“要在有差别的基础上来搞统一，没有差别就要造反的。光讲统一就行不通。”主席对省委要改变党代表会议时强调统一过多，现在只统必要统而且可能统的部分的做法比较满意，他先风趣地说：“你们在党代表会议时还没有摸底，那时强调统一，现在你们被农民说服了。”接着就明确指出：“现在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公社集体所有一小部分，生产队集体所有大部分，也就是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主席这次谈话以后到了山东，2月24日又给我写信要整社的文件。又过了几天，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再一次召开了扩大会议，毛主席分析了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指出公社所有制问题是主要矛盾，并围绕公社所有制这个中心问题，从理论上、政策上展开了系统的论述。这次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制定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时，我才更加清楚地理解了主席在天津找我们谈话的深刻涵义，他既向我们作调查研究，又向我们进行说服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