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美帝国主义组成所谓联合国军,对朝鲜进行侵略战争,打到鸭绿江边,威胁着我国的安全,我国决定抗美援朝,派出志愿军赴朝参战,同朝鲜军民并肩战斗,抗击美国侵略者。

在此国际国内形势十分严重,任务艰巨,困难很大的情况下,毛主席、党中央毅然决定援越抗法,向越南大力提供无私的和无偿的军事援助、财政经济援助,派顾问去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这充分说明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1950年9月24日,也就是在我离开北京八个月零七天后,我才第一次从越南北部山区返回北京汇报工作。我先遵照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的面示,将在越南工作情况写成书面报告呈送中央各领导同志。两三天后,尚昆同志通知我,少奇同志要我到他那里去。我又来到熟悉的中南海。少奇同志告诉我,毛主席要亲自听取你的汇报。于是我和少奇同志一同驱车前往丰泽园。

康熙年间丰泽园是清皇帝春季举行演耕仪式的场所。这是一座标准的两套院四合院。两棵海棠树,两棵梨树左右对称,没有任何修饰,一派凝重庄严的氛围。上房正中是“颐年堂”,东西两厢是“烟雨图”和“云山画”,这就是毛主席的住处,朴素无华。

“颐年堂”内,从天花板到门框、窗扇、窗权布满红木雕花,房内显得华贵,但只摆着十把普通的单人沙发,围绕一张小园茶几,脚下是块很旧的地毯,沙发后面有一张窄长条桌,这些占了会客厅的二分之一。四面看看,再也没有任何陈设了。我们党的主席、人民共和国主席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就是这样简单朴素。那时候没有什么严格的晋见规矩。我多次汇报,毛主席都是坐在靠南边的一把沙发上,有时我往他旁边一坐,有时又离他远点坐下。

少奇同志带我见毛主席时,朱总司令、周总理已经坐在主席身边。少奇同志首先谈了我汇报的情况。主席听完以后,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对我说:“越共中央长征同志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希望你当他的总顾问。你要做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少奇同志插话说:“原定你在越南工作三个月,现在看来不行了,做长期打算吧。”周总理说:“中央已内定你是将来中国驻越南的首任大使。”毛主席说:“我们中越两党联系的任务由你来继续完成。你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位联络代表,也许还是唯一的联络代表。”

周总理和朱总司令把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情况和我们派志愿军赴朝参战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并告我回越南后可把此情况转告胡志明和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

毛主席接着说:我们根据朝鲜的情况决定抗美援朝,公开派志愿军赴朝参战,同朝鲜军民并肩战斗,抗击美国侵略者;我们又根据越南的情况决定继续援越抗法,秘密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财经援助,还派去顾问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不论是抗美援朝还是援越抗法,都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意义同样重大,同样光荣,只是援助的方式各有不同。·接着他话锋一转,突然问起我爱人和家庭情况。当我说到我爱人李涵珍同志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长征干部时,毛主席高兴地说:“哦,这么说她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同志,很好嘛。她干过什么工作?”我说:“她干过机要工作、组织工作、干部工作……”毛主席马上说:“好!让她也到越南工作,做你的助手。胡志明向我提议过,让你们的爱人到越南去,合适的我同意带去。”后来我们派到越南的顾问,少数人带了爱人去。

少奇同志说:“越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财经问题,特别是粮食间题和货币间题。我们挑选了几位搞财经工作、银行工作、粮食工作的干部到越南担任顾问。他们同你一起先行一步,以后还要选其他方面的顾问组成帮助越南党政工作的政治顾问团,你是总顾问,又是政治顾间团团长。”

毛主席听少奇同志讲到“总顾问”时,他说:“当总顾问不能照搬苏联的一套,而越南也不是中国,你不能照搬中国这一套。一切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在人家面前要老实、诚恳,我们革命成功的经验要介绍,失败的教训也要讲。孙这次汇报,是我第一次直接聆听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教导和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