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记得毛主席说过，领导的职责在于制定政策和使用干部。好的领导必须善于使用干部。他本人不仅善于使用干部，而且十分关心和爱护干部。在这方面，我有深切体会。
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后，我们在赤水、土城一带与敌军展开了激战。刚开完遵义会议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亲临现场指挥。靡战一天后，鉴于敌援兵将至，军委和毛主席当机立断，下令连夜撤出战斗，渡过赤水河转移。当时我任红一师参谋长，军团长林彪打电话给我，要我到渡口去指挥部队渡河。我指挥工兵分队架起两座浮桥，部队在浮桥上整整过了一夜，才全部渡过赤水河。这就是“一渡赤水”。
当我回到师部后，才知道在我指挥部队过河时，毛泽东同志曾派总司令部的同志通知，要我们红一师的几个领导同志到他那里去。由于我不在，所以只有李聚奎、黄醚、谭政三位同志去了。据他们后来告诉我，毛主席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还讲了我们应采取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部队整编问题。这说明毛主席对我师干部的关怀。
更使我感动的是，毛主席见我未去，便给我写了一封信要他们捎给我，信中表扬了我和红四团的同志们前几次架桥任务完成得好，保障了大部队通过。毛主席指的是长征初期在潇水上架桥以及后来在乌江上架桥的事。那时我任红四团团长，率领全团作为前卫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并消灭守敌，为大部队和中央纵队开道。当到达道州时，受阻于城外的潇水河，我们在敌人火力下架好浮桥，冲过河去，攻占了道州，接着布置警戒，掩护中央纵队渡过了潇水。后来到达乌江时，汹涌的急流又挡住了去路，对岸敌人以密集的火力封锁江面，妄图使乌江天险变成红军难于逾越的障碍。但是，我们红四团在刘伯承总参谋长的直接领导下，在急流中架起浮桥，消灭了对岸守敌。当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来到江边时，对岸已经没有枪声。毛泽东同志走上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其实，架桥开路是我们前卫团的份内之事。想不到毛主席却一直记住此事。现在他又写信表扬。所以，当我捧读毛主席的信时，心中无比激动。时隔数十年，当时的激动心情，至今清晰可忆。
毛主席十分关心干部的学习。当我在红军大学学习时，他除了来校讲课外，还经常来看望我们。“红大”开始设在瓦窑堡，后来迁往保安，保安北靠长城，在古代是边睡要塞，城外那些蜂窝似的山洞，就是我们的校址。这些山洞荒废了不知多少年代，积了厚厚一层羊粪、腐草和兽骨，人走进去，扑面飞出一群群蝙蝠。“ 红大”一科的学员全是师以上干部，现在全成了清洁工。我们大家动手，清理好卫生后，又自己制造了石黑板、石粉笔、石桌、石凳、石床、石枕，甚至连油灯都是石头的。有的同志说：“嗬！我们又回到石器时代啦！”
毛主席来看我们时，表扬了我们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地建立“最高学府”的精神，接着风趣地说：“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了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
毛主席所说的“参禅”，是“参”马列主义之“禅” ；他说的“悟道”，是“悟”中国革命之“道”。也就是说，毛主席要求我们通过学习一，掌握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道理，以便将来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并带着马列主义这个锐利武器投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
毛主席在政治上和组织纪律上对干部要求很严格，但是，他在和干部谈话时仄来不用训斥的口吻，而常常用商量或劝说的口气，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来教育干部。
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军委要调我到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去任参谋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见周副主席是用商量的口气说的，便说：“如果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还是留在一方面军好，四方面军我不熟悉，”
过了几天，周副主席告诉我：毛主席要和我谈话。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不愿去红四军工作的事。所以，到毛主席那里去时，我心中有些不安，准备挨批评。
可是，到了毛主席住处后，他笑着对我说：“耿老乡，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那天虽是冬日，却不冷，我们在阳光下沿着保安城墙边的一条小河，边走边谈。毛主席说：“这个河像不像你们酸陵那条河？”
我说：“你讲的禄江吧？夏天像，冬夭不像。”
我们又谈了当年醛陵农运和水口山工运的情况。
接着，毛主席看着我说：“哎，叫你到四方面军去哩。”
我说：“周副主席已经和我说过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留在一方面军比较合适。”
毛泽东同志和颜悦色地说道：“已经决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哟！”
“请示主席，”我问：“叫我去干什么？”
“去当参谋长。”
我又问：“有什么任务？”
毛泽东同志停下脚步望着我：“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焘路线。”
我认真地说：“这个任务应该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参谋长去似乎不合适。”
毛主席笑了：“嗨，你这个同志哟！一个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个任务也分出政委参谋长。四军只要参谋长嘛，事在人为，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就这样，毛主席在笑谈中说服了我，教育了我。我愉快地表示服从组织分配。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我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385旅，我任参谋长，后又被任命为副旅长兼副政委兼参谋长。当时我们大家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地准备开赴抗战前线。不料，一个月后传来命令：385旅只有769团开赴前线，而旅部率领770团留在后方，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说实话，让我这个一贯担任先锋部队的指挥员留守后方，心理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我就去找刘伯承师长和徐向前副师长，向他们要求让我到前线去。他们耐心地与我谈话，要我安心留下来。我援受了他们的劝告，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心里还总有些遗憾。
后来，中央军委将留守部队组成后方留守处，由肖劲光同志任留守处主任。不久又组建留守兵团，肖劲光同志任司令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同志参加了组建留守兵团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明了留守和保卫革命大本营的重要性。大会后，在会餐时，毛主席找到了我，依然是那样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耿飚啊，听说你想到前线去指挥打仗，是不是？你在后方也可以指挥嘛，可以给前方出点子啊！你们769团在阳明山就打了胜仗嘛。都走了，谁给我们中央这些人搞饭吃呀？我对你们肖主任讲了，我今后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呐！”他还打了个比喻：鸟有巢，毛毛有摇监，革命要有根据地。
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和他那风趣的谈话，坚定了我做好保卫边区、建设边区的工作的信心。
毛泽东同志还常常虚心地征求和听取群众和干部的意见乃至批评。
1943年下半年，留守兵团撤消，改为联防司令部。那时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和曹里怀同志同住一室。我们两人对于中央处理留守兵团、特别是处理肖劲光同志的间题，有些看法。我们讨论了几条意见，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向中央反映。次年秋，我在党校毕业，面临分配工作。我给毛主席打了个电话，要求见见他，厂来谈谈我对分配的想法，二来想把这几条意见向毛主席当面汇报一下。毛主席给我回了个条子，要我马上去他那里。
毛泽东同志很忙，见他一次很不容易。我十分高兴，就约了曹里怀同志一起去。我们赶到毛主席住处，先谈了我们对处理留守兵团问题的三点意见和两条建议。
毛主席仔细听后，连连说：“很好很好。尤其是后面的建议，讲信任、讲民主，很好。耿飚同志你能不能写出来给我？”
我赶紧把早已写好的五条意见，交给毛主席。
毛泽东同志立即聚精会神地看起来，连手上夹着的香烟烧了一大截烟灰都忘了弹。他一面看，一面点头，还用铅笔在上面划出重点，批了些文字。
时隔数十年，现在每当我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一个虚怀若谷、善于听取下情的伟大形象，便浮现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