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和怪物：论隐喻的艺术

第二章　神话和怪物：论隐喻的艺术

在相对主义这个话题上，还有很多可以说。为了继续我们关于庄子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的论辩，我们还会回到这个话题。但是，现在是转到问题的另一面的时候了。如果庄子不是相对主义者，我们如何讲得通他那频繁出现的相对化的论述呢？简单地讲，我们可以争辩说，庄子是在试图迫使读者破除其心灵中的概念的或分析的能力。不过，这样讲是不全面的。为了让我们的论辩更全面，我们必须特别地指出语言或文学形式的选择如何设计以用来破除心灵的概念或分析的功能，并同时保证心灵的直觉的或美学的功能。否则，我们就会留下一个不合理的跃迁，即从逻辑的不充分性，到建立在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基础之上的行为的充分性的跃迁。在这一章里，我希望展示庄子如何选择一定的语言或文学的形式，以便平息心灵的分析功能同时又唤醒其直觉功能。简而言之，我们将为表明以下的看法做准备：为了从坚持所有的观点都是没有价值的观点到坚持一种有价值的观点，不需要一种非认知的逻辑的量化跃迁（non⁃cognitive logical quantum jump）。通过理解相对化的陈述的恰当的功能，我们将会理解庄子如何能表面上说那些不能说的东西，并同时又能带领着我们在一个确定的价值方向走。我将会争辩说，选择某些语意的或文学的方式，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会停止分析的或概念的心智功能，而且还因为它们会使直觉的或审美的认知功能成为可能。

让我们稍微回到《庄子》关于音的那段话。它非常强烈地冲击我们的是它的以下方式：两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平起平坐，不明确地说其中的哪一个更可取。这两种逻辑上的选择看起来是相互否定的。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说过，从逻辑的和文本的这两种观点来看，这两种给出的答案（即这两种选择——译者）不可能是等值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必须问的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会以这种表面上吊诡的方式提出？

我所想要说的是，在关于音的那段话中，我们看到《庄子》论辩结构的一个缩影。我用“论辩结构”这个短语是经过考虑的。显然，这不是想要证明某些东西或别的东西的一种论辩的直接形式。另一方面，我认为，它也不是非认知的沟通之流（stream of communication）或没有论辩设计的纯粹的文学手法。我用“论辩结构”这一短语提醒注意一个事实：某些语义的或文学的形式之所以被运用，正是因为它们具有使人确信直觉的或美学的心灵维度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它们起着论辩的作用。

在《庄子》中，极少直接地或意义唯一地被陈述为真的东西 () 。我认为这是故意的，而不是偶然的。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什么真的东西，或者没有传达被认为是真的东西的方式。所有我们能逻辑地推论的是：如果有什么真的东西，那么，它不能直接地被陈述出来。同样，如果有什么不真的东西，它也不能直接地被陈述出来。这不是因为《庄子》是神秘主义的文本，不管这样说意味着什么。语言这样运用的总的理由是一个策略上的理由。《庄子》的总的目的，是读者的自我转化。在以后多章中，我将指出一些支持这一命题的根据。此刻，我们必须先相信它。《庄子》关注的自我转化模式是主观理解的转化的模式；换一种方式说，主观理解的改变是达到主观转化的小径。如果被认定的真或假单纯地以一种文字的、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么，就存在这样的危险：它们很可能被理解为理智的主张。一个关于是或不是某个事实的理智的主张或陈述将会被理解为理论知识主张的一种形态，这种主张为多种试验所检验，而这些试验又是用来检验理智理论的（比如说，它们是否和公认的科学事实相一致，它们是否符合一些经验试验，等等）。庄子不希望他的哲学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的理智理论，因而采取抵制任何明确的理论解释的语言阐述形式。

说避免意义唯一的解释以便挡住那种在严格的理论水平上去理解命题的危险是一回事，为选择用来服务于一种特殊的策略功能的准确的形式而争辩又是另一回事。下面，为了展示其策略的认知的功能，我愿意挑选出一些语言的和文学的形式。作为一个策略学的实例，我将集中讨论双头的（两面的）问题、神话、怪物和比喻这四者。

我用“双头的”这一术语指疑问词，它们以一种修辞的方式提出相反的选择。我们可以再提到关于音的那一段，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该段已经很熟识。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根据其支持哪一派（方）的间接方式，讨论过这个问题的修辞形式。虽然这是十分真实的，对两面问题的明确的或明显的方面是，它不支持任何一方。不仅它不支持任何一方，而且通过摆双方作为想象上的同等有效的可能性，两面问题不允许考虑任何一方作为一种合法的可能性。如果问题的双方穷尽了逻辑的可能性，并且每一方对于另一方都是以同等的可能性被摆出，那么，似乎这个问题便没有逻辑的答案。我之所以强调“逻辑的”一语，是因为在第一章中我竭力表明，我认为对这个问题是有明确的答案的。但是，通过以它被这样提的方式提这个问题，一个答案不同的逻辑上的可能性是相互否定的。没有逻辑上的答案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答案，并不意味着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说不通的答案。这只意味着，无论存在着对这个问题的什么答案，都不是逻辑地随着这个问题的提出而来的。

由双头问题而来的结果，是概念的完全无力。因为这个问题的两面是相互否定的，在概念的水平上确实没有答案，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答案。事实上，这个问题的方式已经使心灵倾向于某一方向。但是，与此同时，心灵的概念智能在其努力挑选一个逻辑方式的答案的过程中遭到失败。

这样，结果就不仅仅是概念的完全无力。与概念完全无力的同时，心灵的其他部分被这个问题触动了。关于这个被引起的触动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两个预设。首先，被引起的兴趣或好奇心暗示：所有我们心灵的智能不能被认为不足以回答被提出的那个问题。其次，跟这个事实密切相关的是，如果认知的兴趣或好奇心是被引起的，这又暗示着：可能存在着某种心灵维度，如它被恰当地唤醒，就不仅能回答所提出的那个问题，还能理解为什么问题会以这种如此吊诡的方式提出。

我相信，双头问题是上述四种文学形式（即神话、怪物、比喻和双头问题——译者）中最明确的一种。我将会着手分析它在唤起直觉心灵和停止分析心灵这两方面的能力。虽然所有四种形式都具有这两方面的功能，但是，只有双头问题如此明确地表现这双面功能。

这个问题的两面可以指两种不相连的认知功能：分析的或概念的功能、直觉的或审美功能。①如果我们喜欢，我们可以认为，这两种功能是跟流行的关于大脑分为两半的科学概念相关联的。②审美方面在认知上是有能力的（我们在后面将会详细说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双面问题来理解某些东西，尽管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很知道我们理解的是什么。反面提出的问题的方面是向心灵的分析功能说话的方面；正面提出的问题的方面是向心灵的直觉功能说话的方面。整个双面问题是用修辞的方式提出的，并且，它伴随着逻辑和文本的正面回答的迹象，这暗示一个事实：答案从总体上说最终是肯定的。

这样，问题在两个方面提出，就是问题在两种水平上，即分析的和审美的水平上提出。自我否定的问题的功能在一种水平上是否定的，但在另一种水平上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把问题的否定功能作为分解分析功能的一种尝试。分析功能可以被一个简单的否定消除。但是，当否定伴随着一个相反的肯定的时候，分析功能就被停止了，即它被分解了。吊诡的疑问词的整体功能是：分解分析的一面，但又联合审美的一面。人心的分析功能不知道做什么。它对这个问题的通常的逻辑的把握变得软弱无力。心灵的审美功能与此同时就被激发起来了。它把握了某种东西，但是又无法用语言说出所把握的东西。在人类语言与音的比较过程中，这个问题被富有诗意地说出，这便激发了审美功能，这种功能又被诗意的意象所迷住和吸引。心灵的一面被迫感到无助；心灵的另一面则被激发去行动。诗意地说出的吊诡的总体功能，就是静止心灵的一面，同时又激发其另一面。

人类语言和音的比较不是富有诗意的吊诡的一个孤立的例子，《庄子》一书中充满了这样的例子。我争辩的是，这样的语言阐述不是语意上的偶然。事实上，我相信，它们代表了我所说的《庄子》论辩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下面，我想通过检验富有诗意的手法（这些手法事实上是富有诗意的吊诡的较小的形式）的其他例子来详细地检验我这个说法。我将依次检验神话的例子、奇形怪状的动物或怪物的说法、隐喻和类比的例子。双头问题的例子事实上是语言怪物的一种形式，其意义后面将会变得更为清楚。

神话的例子

神话的运用在《庄子》中是极其明显的。事实上，《庄子》第一篇的开头便是一个神话或我们可以看作为神话似的故事。这提供了一个与柏拉图的有趣对比，它经常以神话结束他的对话，或者是在他的对话的中间引入神话。虽然神话的总体功能是相似的，以神话或神话方式开头的技巧是更为有效的。③

在我们分析这个神话的具体内容（这对于《庄子》的主题信息有关键的意义）之前，考虑一下为什么这个神话会放在全书之首是有益的。当我们在后面分析这个神话的内容时，我们将会看到在论辩结构组成的过程中，神话的意义和神话的结构性用法两者之间的趋同现象。

我认为，把这个神话放在全书的开头起码有两个策略上的理由。首先并且最明显的是，有一个对读者不言明的信息：想说的不能直接说。就此而言，这个神话具有一个跟双面问题一样的策略。此神话的第二个并且更独特的功能是：必须说的要非常清楚地理解为不是字义上真实的。虽然这一点在双面问题的例子中也是同样明显的，但是，它在现在这个神话的例子中更为明显，因为神话被理解为不真实的故事。另一方面，虽然神话在其真正的本质上不是字义上真实的，它总是被理解为在另一水平上拥有真理价值（truth value）。这个神话像双面问题一样，既肯定同时又否定。在既肯定同时又否定这一点上，神话不如双面问题那样明显，但是，两者以完全一样的方式发挥认知功能。主要的区别在于其肯定性质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神话中比在双面问题中要大得多。

每当心里意识到现在正在讲神话时，第一反应就是分析能力的松弛。就此而言，这是与双头问题（两面问题）的否定的一面相同的。但是，与双头问题的否定一面相比，它更为明确，因为在神话的本性上，神话不能被理解为字面上真实的，这一点是无疑的。心灵的概念的能力被告诉休假：它在这里不需要；不需要任何真理标准去评价对所要说的东西的真理要求。神话是完全在讲真理的范围之外的。但是，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这样讲严格来说并不是真实的。

当心灵的分析功能静止时，另一种心灵出现了，那是赤子心灵。赤子心灵是最早了解到的心中的直觉或美学的认知能力。赤子心灵习惯于听神话和故事。赤子心灵被听一个故事的景象所激发。在一个哲学文本的成人读者中，赤子心灵出现了。《庄子》开头的鲲鹏神话，像双面问题一样，有双重功能：把成人的批评心（即分析心——译者）关掉，但又不是把人的整个心灵一起关掉。它打开并激发赤子之心，并且预备它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欣赏和理解随之而来的东西。

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故事，它们虽然有趣，但我们知道它们不是字面上真实的。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些故事常常有一些正在举例说明的重要的道德。作为成人，我们让儿童故事中包含的真理特质继续保留在神话中。一个神话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对于成人的儿童故事。另外，作为成人，我们习惯于认为，一个神话身上含有某种真理价值，包含为什么它作为一个神话继续存在，有被说和再说的理由。简单地说，神话对整个文明来说是成人的故事。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的是，心灵的批评能力在说神话期间被暂停了。但是，虽然如此，心灵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与心甘情愿暂停批评相同时，在原生水平上有一个提醒：拥有非常重要的认知意义的东西将要被传达出来。神话的展示方式具有一个功能，即传达这样一个信息给分析心灵：不必担心将要说什么。但是，将要说的仍然会有重要的认知意义。

我们现在准备回答在本节开始时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庄子》一开头就说神话？从一开始，我们就被告知：随后的段落不能理解为字面上真实的东西。同时，我们也被告知：将要说的会具有高度重要的真理价值。此外，关于如何把握将要说的东西的真理价值的极为重要的线索也已经给了我们。为了领悟将要说的东西的真理价值，读者必须一开始就暂停心灵的通常的批评能力。这并不意味着，在整个阅读《庄子》期间，这些批评能力始终都要保持停止，而只是意味着，在开始阅读的时候，暂停它们是很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摆在读者前面，但这个要求也带有一个含蓄的允诺：如果我们暂停我们的分析判断，我们将会被奖以带有更高真理的东西。同时，我们也会被教以领悟这种更高真理的手段。我们会被告知：如果我们保持我们的童真心灵，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一些我们试图直接将我们被告知的东西转化成批评智性的范畴而不能理解的东西。

简而言之，当神话被摆在文本的开头，隐含的信息就是，理解必须在一个不同于通常的通过依赖于概念智性（即批评智性——译者）的水平上发生。通过在书的一开始即唤醒理解的另一维度（this other dimension of understanding），《庄子》通过非常强烈地支持审美理解模式的首位性而出现了。

神话的运用，像我们后面要考察的其他文学手法一样，不是出于文学爱好的缘故。不注意内容表达的工具，将会使我们处于不理解随后的重要东西的严重危险的境地。如果我们忽视文学的开端，而进入“文本之肉”，我们将找不到此肉。或者，即使我们找到了，也没有能力认识它，没有能力消化和吸收它的营养价值。

在几乎所有的重要的对《庄子》的评论中，从第二篇开始对该书作重要讨论已经成为惯例。但是，这样做，我们就是以一只系于我们后背的心灵之手来进入这一文本。通过理解《庄子》实际上的开头的重要意义，我们就能理解一些极为重要的东西：我们现在认识到，任何将要理解的东西必须以一种不同于我们试图常规地理解的方式来理解。我们被要求如何在前概念水平上去认识。虽然《庄子》开头的神话不能解释我们如何做这一点，但它清楚明白地邀请去尝试。在后面，我希望把以下这点弄得很明显：审美的或前概念的心灵如何参与是准确理解《庄子》信息的一个先决条件。

通过暗指，当我们以鲲鹏神话开头时，我们正在被告知一些别的东西。我们正在被告知：在我们对《庄子》的理解模式和将要在《庄子》中发现的信息之间，有一种基本的和内在的联系。通过明确地把这个神话摆在开头，庄子强调了文本的文学形式和内容的联结。当我们开始阅读时，我们马上寻找内容，但我们得到的却是形式。虽然形式也许会反映内容（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一样），但是，关于它的安排，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注意它自己。这里有一个我将要辩明为《庄子》的中心目的所作的预示：有一个理解的条件，并且，这个条件就是我们理解模式的改变。事实上，我们理解的恰当的改变正是《庄子》的要旨。这种先决条件将会在该书的第二篇《齐物论》中明确说出。在第一篇《逍遥游》开头的文学选择中，它已被预示了。内容和形式的结合在第二篇的结尾将会变得更为明显。

在《庄子》的开头，我们被邀请去实践文本整体的理论目的（如果你喜欢这样说的话）。《庄子》的基本目的在于自我转化：我们必须最终改变我们的理解。当然，这不是马上就能做到的。这是遵循若干阶段的一个过程的结果。但是，如果该文本是成功的话，这个最终的结果是富于戏剧性的。这里，在开头之处，这个戏剧性的转化已经很好地被预见了。我们必须从成人读者的批评态度转向童真的开放，这是神话的读者和听众的特点。我们知道，我们即将被告诉的是某个东西，它在通常用这个词的意义上是不真实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某种不寻常的意义上，它打算成为真实的。我们知道，我们将被告知的不会被作为完全是假的或无意义的。我们在内心准备着最终洞识所有神话都允诺的真理。

这样，起点（指鲲鹏神话——译者）作为一种教我们如何阅读随后的文本的手段，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信息。我们知道，《庄子》文本的意图是叙述那些在通常意义上不是真理的东西。我们知道，随后所说的不能在字面真实的意义上来理解。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正如我们的儿童故事包含着一些重要的真理功能，这个成人的故事（指鲲鹏故事——译者）也预示着一些打算对成人的赤子心灵说的重要的真理。

在专门用语中，吊诡的双头疑问词在分析意义上是分解的，而在审美意义上又是联合的。神话形式的专门指向也同样如此：既是分解的又是联合的。但是，神话形式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其分解和联合，并且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它通过其解除分析功能的方式来实现分解。分析功能因此而完全分解了。与此同时，审美功能通过其与童真心灵的联结而联合起来。这里的区别是，在神话中，正面的联合要比在双头问题中的更为强烈。之所以会更为强烈，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更有准备去吸收某种形式的真理，并且，我们知道，这种吸收会紧密地跟赤子式的领悟相连。我们可以把这新增加的因素称之为与赤子心灵取得联系的因素。这样，神话形式的全部的专门指向就是分解—联合和取得联系。

我们还可以根据神话阐述的策略加上最后一个因素。因为鲲鹏神话放在全书的开头，不仅赤子心灵活跃起来了，而且我们常规的阅读模式同时也被打断了。当我们开始去阅读一个哲学文本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带着一个批评心灵来开始的。分解这种分析倾向（这是批评心灵的倾向——译者）的另一面是在文本开头第一句话中的分解。 () 这样，不仅我们的心灵与一种不同的理解模式相协调，而且，我们作为哲学读者的阅读模式被全部瓦解了。

阅读模式被瓦解这一最后因素看起来没有跟分析的离解策略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它的意义在于其开始的安排。我们全部意识的东西都被打断了。在正式因素方面，这有特别的意义。在我们阅读所有著作时，我们习惯于以一种特定的模式阅读。我们在阅读哲学著作时的习惯是，以一种涉及把心灵的分析力量作为我们的基本优点的模式来阅读。当神话放在开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认识到的是，我们的典型的阅读模式被瓦解了。我们被要求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读一个哲学文本。

我们典型的意识模型发生了转向。我们迷失方向了，但我们并不是没有任何模型。神话的原生模型留给了我们。整个《庄子》文本都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神话。神话模型是这么一种模型：在这种模型中，所有东西在通常意义上既不真也不假；关于真和假的争论暂时停止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神话世界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世界。这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不可思议地（着魔般地）准备改变我们的意识，并且事实上，在我们准备理解这个世界时，我们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意识。我们对一个改变的期待本身，就是这种改变的开始。

我们阅读模型的正式瓦解，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期望。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能看作为真的东西是什么，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有某种要被交流的真理。神话的开头是一种强有力的开头，因为，如果我们把握了它的意义，我们就能预期一种我们知道不能以一种非神话的方式来理解的真理水平。否则，以一个神话来开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我们讨论神话、怪物和隐喻的三部曲中，神话是基本的原型。对神话功能的理解为一般地理解怪物和比喻（类比）的运用的功能作了极好的准备。由于鲲鹏神话，童真心灵被激发了。正如当听到以“从前……”开头的故事的时候，孩子的心灵被打开了，鲲鹏神话是将成人心灵打开到一种特殊交流方式的触发器。用简要的语言来说，随着神话形式的出现，心灵的接受力得到了培养。神话的运用是潜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触发器，此器使成人想起他或她在作为小孩时拥有的心灵接受力。在一种哲学的上下文中，作为一种策略的神话的运用，打开哲学心灵向着一种可能性：随后出现的，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是真的东西。

《庄子》文本所提出的作为哲学真理的东西，不是一下子就能把握的东西。该书开头的神话的运用提醒成人读者，在一个人可能希望接近和吸收被假定的真理信息之前，一些准备是必需的。当我们作为成人读一个神话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事实：我们正在读的，毕竟只是神话。但是，我们也认识到，神话这种形式对小孩心灵的成长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认识到，作为孩子，为了达到更高水平的真理，我们需要一些不真实的形式（fictional form）。在回顾中，我们认识到，一篇小说必须告诉我们这样一些东西：为了达到一种准确地说我们只有成为成年人才拥有的理解水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把这些东西作为真的。作为成年人，我们可以把儿童故事作为神话或寓言，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回想到它们是必不可少的认知和教育的手段。

在同样准确的意义上，我们的心灵正在为允诺的更高的信息或者《庄子》哲学做准备。毕竟，我们假定：我们正在读的是哲学，而不是逃避现实的人的文学或儿童故事。作为哲学读者，我们期望，我们正在读的形式在我们理解内容方面扮演着一个有系统的（有组织的）角色。我们作为孩子听到的神话跟在我们周围的事实相矛盾。但是，我们接受这些神话或童话，并认为它们对认识世界是重要的。对于这些矛盾的暂时的接受，要求在我们之中，甚至在小孩之中，有一种特殊的理解行动。在一部对成年人的著作中，我们再次要求在某种水平上接受某种跟我们传统的真理标准相矛盾的东西的真理价值。作为成年人，我们现在理解，我们能够抛弃儿童故事。但是，我们也理解，它们对童真心灵总是必需的。

作为阅读神话的成年人，我们是带着以下这种理解来阅读的：我们正在阅读一个将会告诉我们是真的故事，但是，在我们发展的一定阶段，我们又要抛弃它。作为《庄子》的成人读者，我们好像是作为哲学儿童来读这个文本的。我们是带着这样一个默契来读《庄子》的，即真理是发展的，并且，我们只能分阶段地达到它。因此，我们可以把《庄子》的开头作为必要的虚构。

这个必要的虚构的完全的意义只有在结局中才能理解。非常简要地期望：在读完《庄子》文本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些目标设定了，例如，自由和超越的目标作为我们要达到的理想目的提出来了。但是，在《庄子》的后面的阶段，我们将会被告知，我们不能奋力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在开始时被告知，有一个要达到的目的，但以后被揭明是一个虚构。不过，它也被揭明为一个必要的虚构，以便让我们准备这样一种状态：我们认识到，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奋力到达这样的目的。

但是，这预示着随后论辩的大部分。暂时这样说就够了：我们对我们自己发展的回忆为我们读《庄子》作了准备，而《庄子》又转过来为我们的哲学发展做准备。《庄子》以神话开头，其目的在于让我们为一个心灵旅行做准备，同时提醒我们准备理解所要说的一切只具有暂时的性质，但它包含了神话和比喻在创造哲学理解过程中的最终的东西（ultimacy）。

隐喻和类比

正如在神话的情形中一样，《庄子》里的比喻和类比的运用不是文本的懒散的文学遁词。为了把这个问题搞得更清楚，我会把类比的情形归类在比喻的情形之下。在比喻的情形中，所陈述的不是只有一个意义的东西，但也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比喻没有说确切地说它想要说的：在努力将隐喻的等值物（metaphorical equivalence）降低为单义概念的时候，概念心灵（conceptual mind）陷入了困境。这是确实的事实。在另一方面，当一个人把握了隐喻的等值物的时候，一些东西就被确切地理解了。可是，这种把握不能以简化为散文的形式被表达出来。

隐喻是一个简化的神话，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是一个简化的双头疑问词（double⁃headed interrogative）。它不同于双头疑问词的地方在于，其挫败概念心灵的企图没有那么显眼。隐喻是分解分析心灵的更可接受的形式。它像神话的地方在于，两者都准备接受一些真理内容。它弱于神话的地方在于，我们不是很容易设想，任何隐喻都拥有一些必然的真理价值。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抵抗力强的、不愿意接受公认的神话的真理价值或其教育功能的读者来说，隐喻拥有一种神话不拥有的功效。这些抵抗力强的读者可以准备接受一种可能性，即隐喻的等值物可以拥有真理价值。那么，隐喻对于成人来说就是第二类的神话。它比双头疑问词优越的地方在于，它的形式不必然是吊诡的；它不足的地方在于，因为它比较普通，它更可能被忽略。它比神话优越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对一个更有抵抗力的读者有吸引力；它的不足在于，它对可能的价值真理的赤子式接受没有同样水平的吸引力。但是，它对愿意考虑包含于一个隐喻或类比的潜在的真理价值的知识分子读者有吸引力。正因为这个理由，隐喻和类比充斥于《庄子》文本中。

正如在神话和双头疑问词的情形中一样，如果隐喻拥有一些不能进行散文释义（普通释义）的认知意义，那么，正在运作的心灵的能力就是前概念的或审美的能力。前概念的或审美的能力的运作在隐喻的情形中要比在神话或双头问题的情形中更广泛地被接受（在那里，它毕竟还没有被理解）。在隐喻的情形中，我们经常把对内容的直接吸收描述为形象化的理解。虽然在概念的水平上，它可以不被看作为理解（正如在黑格尔的异化情形中一样），但是，它必须被看作某种形式的认知。虽然有人可以争辩说，双头问题或者神话没有牵涉到认知的理解，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会同意，对一个隐喻的理解肯定是一种认知活动。在西方哲学中，这样一种模式的理解一般被贬低为一种低于抽象理解水平的理解。在把隐喻的理解看作低于概念的理解方面，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的传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但是，这里关键的问题不是隐喻的理解和概念的理解谁高谁低。重要的是隐喻的理解行为的特性。对一个观念的审美把握的一个特征是，这个观念是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作为一个部分来把握的。这个观念能否根据分析的概念变为首尾一致的，这是不重要的。如果能，隐喻大概就没有单一的认知功能。对于愿意分析一个隐喻的认知意义的我们来说，所有必须的是，承认某种认知水平是需要的，而不是承认需要出现这样一种认知，这种认知是在理解抽象概念时出现的认知。

根据《庄子》，隐喻运用的潜意识暗指是：所要理解的东西不是单独地被抽象的智性理解的，而是被理解为一个整体。根据黑格尔的术语，观念（理念）是这样的东西：心灵能够简易地看到一幅画。但是，在这里，要害的是，一幅画是一个整体的具体呈现，而根据定义，一个抽象概念只是一个抽出的部分。在《庄子》中运用隐喻背后的策略是，为了动用心灵的直觉的和整体的认知力量，心灵习惯于以图像式的眼光看东西。如果一个人把隐喻情形中的认知理解（cognitive apprehension）看作对《庄子》整体信息的哲学理解的缩影，比喻的运用就可以看作是为整体理解所做的准备。正如在对任何个别隐喻的理解的情形一样，认知行为是一个整体的把握；如果有人希望认识《庄子》的信息，一个整体认知的行为是必需的。

对《庄子》来说，隐喻的运用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对它来说，真正独一无二的是其运用隐喻的突出和普遍。事实上，我们能对我们称之为在《庄子》中的论辩的隐喻的程序，创造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个案。《庄子》不是以一种轮廓清晰的、线性的形式叙述的。这并不是说，《庄子》是不成系统地陈述的。这只是说，庄子不认为，哲学的理解能够通过以线性论辩为形式的交流获得。论辩的隐喻的程序的运用本身就是一种样式打断的演练。④

将我们的讨论限制在原先的隐喻的运用内，就要求我们理解：隐喻不是像解释那样起作用的。虽然不能否认，把握一个隐喻牵涉到一个理解的认知行为，但是重要的是，理解的认知水平是一种理解的水平，而不是解释。如果所理解的不能根据分析的知性（analytical understanding）来解释，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东西被理解。如果我们能将一个隐喻直译为没有任何认知提示的散文（普通文字），那么，我们就能说，我们已经通过概念的程序或第二水平的程序来理解一个隐喻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一个隐喻直译为没有留下任何不能通过概念来理解的东西的散文，并且，我们仍然能够通过这个隐喻理解某些东西，那么，我们就能说，一个隐喻就是在前概念的水平上可理解的。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虽然一个隐喻不能完全翻译为散文，但是，它能够被理解，那么，我们就说，一个隐喻能够被一个初级的认知过程认识。

我们这里正在说的不是非常不同于前面所说的对神话的理解。在神话中，我们马上知道，所说的不是“严肃的”。在神话中，我们有一个直接进入赤子心灵过程的通道。事实上，这就是神话拥有认知通道的方式。在隐喻中，成人心灵也拥有一个进入被认识的东西的通道。但是，当成人心灵迫切要求一种对所认识的东西的解释时，并不能获得认知上的满足。在隐喻中，进入初级的认知过程的通道是形象化的，但是，这形象化的东西不能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翻译为概念。虽然一个隐喻要求一个认知的理解的行为，但是，不能用认知的对应词将一个隐喻的意义的这种把握，翻译为分析的概念。企图为隐喻提供一个散文直译所损失的，恰恰正是理解，这种理解是在把握隐喻的时刻作为对隐喻的意义的领悟的一个结果而出现的。对隐喻的理解（这是“对隐喻的意义的理解”的速记形式）是整体的和直觉的智能参与卷入的一个结果。当企图将这种理解降低为散文理解的时候，分析的或概念的认知智能便参与进来了。这种分析智能被那些与已知的定义或科学证据相一致的解释所满足。隐喻本身并没有独立地提供解释。但是，由此不能推出，隐喻是一'种非认知的手法或者说其认知成分能被压缩为散文的形式。发生在对一个隐喻（包括形象化的隐喻）的领悟之中的理解，不是形象化的。这很容易使人误解，因为，一个隐喻的形式经常是，尽管并不总是形象化的。（例如，双关诙谐语 () 是声音的隐喻。）所有隐喻的理解与形象化的理解相同的地方在于，所有隐喻像一幅画一样，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这种整体的理解，正是认识一个隐喻所需要的。

整体的理解对于《庄子》的重要性不能被过分强调。隐喻的过多使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它提示在让读者吸收《庄子》的总体信息过程中整体的或直觉的理解智能的重要性。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个总体信息和读者的自我转化有关。这是一个我们在随后各章要详细讨论的主题。我暂时想强调的是，在发挥读者的恰当的认知能力过程中，隐喻的策略性运用的重要性。为了让《庄子》的信息得到传播，这种认知能力是必需的。

假如庄子提出了独一无二的概念构造，它们很容易在概念的水平上被讨论。通过给我们隐喻，他提出了一个含蓄的警告：《庄子》的信息是这样的东西，它不能毫无保留地翻译为分析概念。这并不意味着，《庄子》的信息是全都超常的。假如是全都超常的，我们就根本不会有《庄子》。

既然我们确实有了《庄子》，我们就必须根据它自己的话来理解它。如果我们将比喻翻译为散文，《庄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我们不能将隐喻翻译为不失去理解的基本成分的散文，那么，我们就能说，在前概念水平上，或我们能称之为初始认知过程水平的理解水平上，隐喻是可理解的。

正如我们上面指出的，进入初始认知过程的通道已经在神话的使用中被预示了。神话事实上是一个原型隐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要讨论的吊诡，也是隐喻的一种。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是非语言的隐喻——怪物的运用。吊诡可以被看作是语言的怪物。

怪　物

我们将以对《庄子》中运用的作为比喻或作为对话者的离奇古怪的动物的简短讨论来结束本章。“怪物”之语的使用是夸张法的（hyperbolic），即很多在《庄子》中神秘的动物（例如第一篇的鲲鹏）是怪异的，因为它们不是自然的（尽管它们不可怕）。怪物的运用是比喻运用的另一种形式。但是，因为其独特的认知功能，它值得特别思考。

怪物的运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怪物作为叙述的主题，另一种是作为叙述者。在《庄子》开头，两个怪物被用来作为在神话讲述之中的叙述主题，它们是鲲和鹏。这些怪物的一个直接的明显特征是，它们是很容易被形象化的。这种形象化的特征也是后面被运用的作为叙述者的怪物所共有的。

这种像喻（指怪物——译者）的认知功能是：它是极为逼真的。它马上被看到。一个像喻的直接形象化再现，在认知上像直接理解中的“我看见”。《庄子》一开头就已确立的线索是：理解《庄子》的内容非常像看画像，这些画像是叙述的主题。

当我们遇到作为叙述者的怪物时，我们发现一种类似双头疑问词的手法。我们常规的对一个哲学对话者的期望被粉碎了。不是一个尊敬的人物，而是老妇、跛子甚至强盗告诉我们重要的真理。现在发生的非常像在双头问题中发生的。我们分析的期待被瓦解了。将要对我们说的，不是我们要严肃看待的东西。另一方面，所说的内容又是非常严肃的，并且经常是非常深刻的——尽管它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说出。虽然我们的概念心灵不能严肃地看待它，我们的直觉心灵又不得不注意正在被说的。内容为自己说话。在取消分析期待的一瞬间，直觉的认知心灵又接受了内容。不像在双头问题中那样，我们（起码有时候）非常明确所传递的东西的意义。我们所不能确定的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这种意义。所有我们能确定的是，我们无法以惯常的方式理解这种意义。意义本身并不是含糊的；或许会存在的含糊也不是陈述的方式所固有的。在有些情况下，意义本身也许难以把握，但是，这跟意义的内容无关，也跟陈述的方式无关。从陈述的形式来说，令人困惑的方面仅仅在于信息的持有者本身。信息的持有者震动和颠覆了分析心灵，但这又为心灵恰当地吸收信息的内容作了准备。信息的内容被心灵的另一方面所理解。在取消分析心灵的过程中，心灵的这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减退地被保留了下来。

但是，直觉的和整体的理解并没有不受触动；它被卷进去了。作为叙述者的怪物吸引了直觉心灵，以便它直接地为理解内容做准备。怪物是珍贵的比喻，因为，在作为一个比喻陈述自身的同时，它打开心灵去作比喻式的理解。

作为比喻的怪物既像一个期望的对话者，又不像一个期望的对话者。在叙说怪物的过程中，我们确实有了一个对话者或叙说者。由于存在着一个叙说者的功能，我们确实期望，存在一种将要传达的信息。这是怪物跟常规的叙述者相似的地方。不同之处在于，怪物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叙述者。因此，对一些将要发生的东西的期望被打断了；作为叙述者的怪物的使用也是打断模型的一种形式。

怪物特别有价值的是，在正好模型被打断的那一瞬间，信息被传递出来了。心灵和信息内容的联系完成了。心灵能够把握作为一个整体的信息，因为概念的障碍（conceptual barries）被突破了。作为信息的传达者的怪物的运用是对直觉认知心灵的一个强有力的肯定。

注　释：

① 这两种不相连的认知功能在哲学上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康德肯定是第一位因区分这两种认知功能而值得称赞的哲学家，他在第一个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译者）中作了此区分，尽管他没有将此区分发展到最充分。虽然我在这里所指的两种不相连的功能决不等同于康德的两种知识来源，但却有值得注意的类似性。不过，我所指的直觉概念根本不同于康德的直觉概念，不应该将二者搞混。本章的分析过程将会清楚地表明，我所说的直觉有提供理解的功能，这种功能是康德的直觉概念所没有的。在康德意义上提供理解的分析的或概念的功能，在我的意义上将会提供解释功能而不是理解功能。

当然，这两种功能不是完全不相连的。（在我的意义上，）为了把握解释的意义，某种水平的理解是必需的。但是，我正在争辩的是，有一种前概念水平的理解，它属于我所说的直觉或美学领域，这是我跟康德最不相同的地方。我正在用的审美认知的概念要宽于康德的同一概念，因为我的此一概念不指在空间或时间的某些特殊意义上的认识能力。我也不指欣赏艺术经验或艺术品的能力。我用审美功能这个概念代表一种理解的前概念模型，它把其理解的恰当的对象理解为一个整体（which understands its proper object of understanding as a whole）。我也不在普通的意义（意味着知道一些不能通过经验或五官知道的东西）上来使用直觉这个概念。在我的用法中，直觉的概念像美学理解一样，是指那种历史地、整体地顿然把握被认识的东西的能力。跟康德相同的地方是，有两个不相连的知识来源，并且，一个方面的规则不适应于另一个方面。

② 虽然在哲学中有对所谓“能力心理学”的敌意，有一些科学证据表明，脑本身是可以根据其心理功能而在生理上进行划分的。不管这种分析的功过怎么样，这种划分具有比喻上的价值。大脑的右半球被发现跟想象力相关，而左半球则跟概念的形成相关。对这本书所牵涉的分析来说，这种生理上的关联还不具有关键的意义。我们不必把这两种功能作为分离的认识能力，但是，我看不出把心灵理解为拥有不相连的认识能力有什么害处。这些跟科学正在发现的是否相符不是要害的。要害的是，就已知的科学经验发现来说，不相连的认知能力的比喻不太可能被处置为一种非科学的观念。关于这个方面的科学解释，可参看Howard Garner的Frames of Mind（《心的结构》）（New York，1980）。

③ 我认为，以神话开头，而不是在作品的中间或结尾引入神话这种手法的独特性值得我们特别考虑。我们可以考虑这种暗示：虽然一些虚构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被引入（我称之为必要的虚构），但是，人们可以引出的结论却是更相似于我们所认为的现实。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从不现实到现实。相反，在柏拉图那里（我们可以想到《蒂迈欧》），如果在结尾中留给我们一个神话，那么，总体印象可能是，哲学不向现实发展。可以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书的大部分，我没有联系其在中国传统民间传说的可能表现提到这个神话（指《逍遥游》开头关于鲲鹏的神话——译者）的内容。我始终关注的是这个神话作为文学的或比喻的和认知的手法在手边文本（指《庄子》——译者）中的功能，而不是这个神话在中国传统中表现的内容。这正如在分析柏拉图的神话用法时，撇开他如何从传统的希腊文化中引出其神话。关于宗教史家在其著作中对神话在中国传统中的位置的比较完整的讨论，参看下一章的注①。

④ 吴光明的《庄子：逍遥的世界哲学家》对《庄子》中比喻的运用作了非常广泛和令人钦佩的论述。对比喻的运用、分解和其他的催眠术中的认知策略，可参看Stephen R. Lankton and Carol H. Lankton， The Answer Within：A Clinical Framework Ericksonian Hypnotherapy （New York， 1983） and Stephen G. Gilligan， Therapeutic trances：The Cooperation Principle in Ericksonian Hypnotherapy （New York， 1987）. 史蒂芬·R. 兰克通和卡罗尔·H.兰克通：《内部答案：埃里克索尼亚催眠疗法的临床框架》（纽约，1983年）和史蒂芬·G.吉列：《迷睡疗法：埃里克索尼亚催眠疗法中的合作原则》（纽约，1987年）。

()* *此处所说的“真的”（true），是从西方哲学的意义上说的，而不是指《庄子》中类似“真人”之“真”。——译者

()* *《庄子》开头的第一句话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爱莲心未解释这句话如何分解分析倾向。大胆推测一下，他的意思恐怕是：根据心灵的分析倾向，物和物之间要分得清清楚楚，一物就是一物，他物就是他物。但是，庄子在这里说，鲲和鹏不必分开，两者事实上是同一个东西。因此，庄子的这一说法便把分析倾向打破了。——译者

()* *英语中的双关诙谐语用同音异义词或多义词构成。试看英文句：“He made the following pun：7 days without water make one weak.”此句子有两个意思：一个是“7天没水使人虚弱”，另一个是“7天没水就是一周没水”。前者是直接的意思，后者是谐指。——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