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大维:第一位奥古斯都

第二章
屋大维:第一位奥古斯都

名存实亡的罗马共和国

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系逐渐瓦解。议员、执政官、保民官与监察官之间的政治平衡不复存在。元老院内的政治精英们置共和国的利益于不顾,各自为了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与土地财富而钩心斗角。随着罗马的领土不断扩张,议员们对军队的依赖也日益加剧,而后者也渐渐变得难以掌控。常年的领土扩张和抵御外敌让军队和元老院之间的从属关系发生错位。议员们获取政治地位已不需要再仰仗选民(Clients),而将目光转向了军队。从马略、苏拉、庞培直至恺撒,军阀之间战乱频繁。而这些不可一世的军阀,无一不是元老院的议员。

公元前1世纪初,罗马被北面的日耳曼各部族联手入侵。虽然这场入侵很快就被击退,却引发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由于罗马的财政支出有限,面对来势汹汹的入侵者,军队补给和军饷开始出现困难。于是执政官马略便不得不一面抵御外来的入侵者,一面绞尽脑汁地自行筹备军费。虽然马略成功地打败了入侵者,然而他并未归还军权,反而对元老院施压,让他屡次连任执政官。马略拥兵自重的方式也引来了别的议员效仿。不出两年,一位名为苏拉的议员东征归来,向马略挑战并取而代之。此后苏拉继续以军队胁迫元老院。

从马略开始,以往元老院内的唇枪舌剑被刀剑相向所代替。在意识到只有掌控军队才能攫取政治地位和财富之后,野心勃勃的议员们不惜将共和国一次又一次地卷入内战之中。马略之后是苏拉,苏拉之后的前三巨头也以恺撒的获胜告终。恺撒死后,罗马被卷入了罗马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之中。

谁也不会想到,平息这场战乱的,是一个体质孱弱,不善行军,却极具政治头脑的年轻议员。他就是罗马帝国的缔造者,盖乌斯·屋大维乌斯·图里努斯(Gaius Octavius Thurinus),后人简称屋大维。

平民家族

屋大维是恺撒大帝的继承人,罗马帝国元首制的缔造者,同时也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年轻时他结束了长达一百年的内战,挽救了满目疮痍的共和政府。中年时他在不违传统的前提下,一步步构建了奥古斯都,将罗马的政治制度成功转型为帝制。老年时他成功将奥古斯都的头衔传给下一代,并保证了元首制的延续。生前,其军队遍布罗马帝国每一个角落,其权力远非普通元老院议员可比拟。作为一个政治家,屋大维站在了所有罗马人的顶峰,享受着万众敬仰。

屋大维身上亦环绕了无数耀眼的光环:奥古斯都(Augustus),共和国第一公民(Princep Civitats),大元帅(Imperator),神之子(Divi Filius),执政官(Consul),保民官(Tribune),大祭司(Pontiff Maximus),前执政官(Proconsul),罗马和平与自由的维护者(Libertatis P R Vindex)等。然而人们往往只看到屋大维台前的光鲜亮丽,却忽略了屋大维看似强势的背后,他和他的家庭为了保全自身和维护政治地位所做出的牺牲。这些牺牲,都要从屋大维看似显赫却实则根基不稳的家族背景说起。

屋大维的家族“屋大维亚”(Octavia)是罗马古老且富有的平民家族,尽管小有财富,却仍然改变不了其平民的身份。然而这样出身的屋大维,其年轻时的政治地位却远超那些出身古老贵族的元老院议员。这都要归功于一人,他的舅爷,也就是他母亲的“舅舅”——恺撒,即恺撒是屋大维外婆茱莉亚(Julia Caesaris)的弟弟。

恺撒的家族“尤利亚”(Julia)是罗马自王政时代便赫赫有名的古老贵族家族,恺撒更是声称自己为女神维纳斯的后裔。尤利亚家族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罗马共和国建国之初,不过在恺撒的时期,尤利亚家族已经人丁凋零。

雪上加霜的是,在公元前88至公元前86年的内战中,尤利亚家族与马略关系十分密切。马略战败后,独裁官苏拉开始肃清政敌,尤利亚家族也成为被肃清的主要对象。苏拉没收了尤利亚家族的财产,剥夺了所有尤利亚家族成员的政治地位。这导致恺撒年轻时过得十分艰苦,甚至为了生命安全而四处躲避苏拉。恺撒在征服高卢之前,已经负债累累。贵族家族的身份并未给恺撒带来太多的实际收益,可以拿来利用的,也只有贵族的头衔了。而尤利亚家族在恺撒时期面临的困境,对于后来的屋大维来说,亦十分相似。

屋大维亚家族与尤利亚家族的联姻起始于屋大维的父亲。盖乌斯·屋大维乌斯与罗马当时著名的议员西塞罗交好,亦曾于公元前58年担任执政官。正因为其活跃的政治活动,盖乌斯·屋大维乌斯娶了恺撒的外甥女阿提娅(Atia),即后来屋大维的生母。

出身于尤利亚家族的恺撒没有儿子(与艳后的孩子是否属实有待商榷,不过即便属实,私生子也并不能继承罗马遗产),尤利亚家族内也没有合适的男性继承人,于是屋大维便成了恺撒的唯一后继。在屋大维十六岁时,恺撒便“收养”其为继承人。[1]

公元前44年,在恺撒被元老院议员们刺杀后,屋大维得到了前独裁官恺撒的一部分军队以及三分之二的财产继承权。而这时的屋大维,年仅十九岁。尽管他之前有过和恺撒一同前往高卢的经历,但其年纪及阅历仍然被元老院的议员们嗤之以鼻。他不仅要对付刚刚刺杀掉恺撒的元老院成员,更要提防那些继承恺撒兵权的将军们,如安东尼、雷必达。

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尽管屋大维拥有恺撒的军队与财产的继承权,其根基却极其不稳。纵观罗马城,屋大维在元老院内没有可以托付的议员,大部分共和派议员皆对屋大维虎视眈眈。那些支持布鲁图与卡西乌斯的议员们,都把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等人视做共和国的敌人。而屋大维与安东尼、雷必达的同盟也只是迫于时势所趋,背地里则个个心怀鬼胎。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保护自身的安全同时稳固政治地位,成了屋大维急需解决的难题。

而这个难题,不会随着共和国议员与三巨头的冲突而消失,亦不会随着屋大维与安东尼的内战消失。屋大维是恺撒的继承人,但也仅仅只是继承军队和财产的人而已。而至于为何不能继承恺撒的政治权力,这要追溯到共和国的政治传统。此时的共和国还未进入帝制,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是源于选举以及元老院内的相互推荐。即便那些被赋予前执政官的议员,也无法在死时将权力传给下一代,因为本质上,所有的权力都源于罗马元老院与其人民。

正因如此,屋大维亚平民家族的背景在贵族与传统罗马元老院的眼中,是孤立的。无论屋大维个人的影响力多么权倾朝野,他的权势仍然只限于他个人。而统治共和国,乃至日后的帝国,所需要的是一个有家族背景支撑的王朝。意识到这一点的屋大维,一生之中都在不断地为建立一个王朝而努力,与此同时被屋大维拿来做筹码的,便是自身的声誉与其家庭。

恺撒·神之子

屋大维一生都在努力向罗马人展示出一个热爱传统的形象。屋大维在十六岁时开始参与政治,而其所担任的第一个官职,便是祭祀官职体系中的占兆官(Augur)。占兆官一职往往由尊重传统的罗马人担任。就任这一职位的人必须对罗马的宗教及传统文化了如指掌,并且在任何公共场合都必须注意自己所代表的传统形象。占兆官主要负责占卜共和国的运势,以及政策决策是否符合天意。主要的占卜方式便是通过分析飞鸟及鸟群。在罗马传统的宗教认知中,这是神带给人的“征兆”。在当时的共和国,凡大事,无论公私,都需要经过占兆官占卜后才能行动,是罗马不折不扣的“神旨翻译人”。屋大维在这一职位上博取了许多罗马人的认可,并在公元前47年于维纳斯神殿(Temple of Venus Genetrix)组织了运动会。

屋大维平时衣着简朴,不苟言笑,沉默寡言,恪守着罗马传统的价值观,如“纪律”(Disciplina)、“节欲”(Temperantia)、“严肃”(Gravitas)、“责任心”(Pietas)、“信用”(Fides)等。然而这样的屋大维,却在许多事情上做出了很多违背他自身价值观的行为。首先便是摒弃了自己原本的名字——盖乌斯·屋大维乌斯·图里努斯(Gaius Octavius Thurinus)。

屋大维作为一个“外姓”继承人,即非尤利亚家族的男性继承人,其身份在当时饱受罗马人和军队的争议。故此,为了加强人们心中自己与恺撒之间的联系,也同时为了稳定军心,屋大维在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杀同年,摒弃自己原来的族姓,将自己的名字从盖乌斯·屋大维乌斯·图里努斯(Gaius Octavius Thurinus)改名为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而这正是恺撒的本名,屋大维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在向所有罗马人宣言,他便是恺撒之子,恺撒合理合法的继承人。

从这时开始,“屋大维”这一称呼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尤利乌斯·恺撒。所有罗马的史学家以及当时的罗马人、军队、元老院,都以尤利乌斯·恺撒来称呼屋大维。而屋大维改名的这一行为,也成功地让他成了尤利亚王朝的男性成员之一。这种变更家族的行为在共和国晚期并不少见,但像屋大维这般彻底放弃前名的则极为少见,更不用提屋大维更改的名字与死去的恺撒一模一样。这无疑对当时的屋大维来说,是一件极其出格的事情,也十分不符合传统,但若非如此,屋大维无法在贵族面前站稳脚跟。改名这一行为,代表着屋大维放弃屋大维亚家族的身份,加入属于舅爷恺撒的尤利亚家族。而此时的尤里亚家族之中,几乎没有值得史学家记载的男性成员,也就意味着屋大维继承的尤利亚家族,是一个空壳。而身为恺撒“养子”身份的屋大维,改名这一行为等同于昭告所有人,他尤利亚家族继承人的身份。

屋大维以恺撒继承人的身份于公元前44年中旬抵达罗马城。然而他却发现,此时的罗马已经被执政官安东尼所牢牢掌控,而本应由屋大维继承的恺撒遗产,也落在安东尼手上。此时的屋大维,空有继承人的头衔,却没有任何实际财产,甚至自身的安危都难以保障,时时刻刻都提防安东尼。为此,屋大维做出了第二个违背自身价值观与传统的决定,他提议让元老院将他的“养父”恺撒投票成神。

凡人被公开投票成神这一行为在罗马从未发生过,尽管恺撒生前便常常以女神维纳斯后裔自居。然而屋大维这一提议也绝非异想天开,恺撒生前便十分得罗马人民的喜爱。而此时的元老院也不乏恺撒的支持者,其余议员则是惧怕安东尼权势的墙头草。真正敢于与安东尼作对的布鲁图以及卡西乌斯等共和派议员早已逃离罗马。支持恺撒的议员们立刻响应了屋大维的提议。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安东尼对此提出了强烈反对。但这也正是屋大维宁可牺牲自身的声誉,承担打破传统的骂名也要达到的效果。

其实安东尼的反对不难理解。一方面,如果恺撒封神,那么他将无法对屋大维暗下杀手。只要恺撒仍是恺撒,仍是凡人,那么安东尼大可仰仗自己在军中的威信,将屋大维除掉,并随后成为第二个独裁官。可一旦恺撒封神,安东尼再对屋大维下手,便是弑神之子,这必然会招来支持恺撒的平民、贵族,以及军队的怒火。

而另一方面,则是安东尼将无法把自己的身份定位成恺撒的继承人。安东尼看似是恺撒麾下一位强大的将军,但安东尼的身份不仅仅如此。在安东尼为恺撒立下许多战功之后,他在军中的地位也渐渐与恺撒越来越近。恺撒更是将安东尼提携成一个珍贵的政治盟友,曾推荐其为罗马城的保民官。安东尼也正是凭借着与恺撒的亲密及盟友的身份,获取了大量恺撒老兵的支持,甚至于在恺撒死后,有齐平于恺撒的趋势。若恺撒封神,安东尼的身份将永远无法与恺撒齐平,更无法与屋大维“神之子”的身份竞争。

就结果而言,安东尼反对恺撒封神的这一行为导致其在元老院及人民中的支持率大大降低。同时惧怕安东尼权势的议员们也转为支持屋大维。其代表人物便是罗马共和国晚期最著名的前执政官——西塞罗。屋大维尊贵的身份,年轻的年纪,文人的气质,以及其往年对传统的尊重,无一不博得这些议员们对屋大维的好感。屋大维站出来挑战安东尼,他们便把支持投向了屋大维。最终恺撒被投票封神,罗马人称其为Divi Caesar,即神明恺撒。而屋大维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神之子·恺撒。

屋大维将传统与声誉作为筹码,保住自身的同时,也加强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而“神之子·恺撒”(Divus Filius Caesar)这一头衔,日后也将成为屋大维建立皇权与家族崇拜的基础。

没有遗产的继承人

屋大维通过将恺撒封神确保了自身安全,并且获得了元老院议员们的支持。但代价是他与安东尼的关系加速恶化。安东尼更是拒绝将恺撒的遗产交付给屋大维,导致屋大维财政上一度出现了赤字。恺撒的军队此时大多都掌控在安东尼与雷必达手里。空有贵族头衔与继承人身份,却没有贵族的人脉,屋大维再度面临无能为力的窘境。这种情况下,屋大维只好动用自己尤利亚家族继承人的身份,来劝说元老院将恺撒为远征帕提亚帝国备战的财款拨出来一部分以供屋大维组建军队。但议员们并没有给屋大维确切的答复。

此时屋大维没有足够的钱来组建军队,军事上无法制衡安东尼,政治上不能与元老院为敌,一时进退两难。无法坐以待毙的他,擅自挪用了恺撒存放在布鲁登西(在意大利东南部)的战争备款,招揽来了许多忠于恺撒的老兵。而元老院得知此事之后,以西塞罗为首的议员们则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西塞罗与议员们眼中,屋大维比安东尼更容易交涉,而且屋大维年纪轻轻,也更容易被元老院掌控,自然乐得见到屋大维与安东尼争夺军权。屋大维这才得以获得起兵的第一笔资金。

在获得资金之后,屋大维很快便以神之子·恺撒,尤利亚家族合法继承男性成员的身份,招揽到了许多之前忠于恺撒的士兵,不少安东尼麾下的军士也因屋大维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前来投奔屋大维。并且于公元前44年6月,在罗马组建了一支主要由恺撒军团老兵所构成的只忠于屋大维的军团。

安东尼对此事十分愤慨,一是因为元老院明显偏袒了屋大维,二是因为屋大维组建的军队中,也有许多是安东尼麾下的士兵,三则是安东尼开始意识到,屋大维比他更擅长与元老院打交道。安东尼在此时身为罗马执政官,可他唯一掌控元老院的方式是通过军权恐吓,而议员们的恐惧,终会化为反击与报复。也正是自这时起,安东尼开始渐渐惧怕元老院,萌生了离开罗马的想法。这也是安东尼在公元前40年后,把管辖行省选在东地中海的原因之一。

初婚之辱

屋大维一生中成功争取了许多事情,但却有一件事,无论如何强求不来:他无法决定是否能诞下男性子嗣。命运女神与天后朱诺似乎跟屋大维开了个玩笑,无一眷顾屋大维,于是他一生无子。屋大维唯一的孩子是与第二任妻子斯克博尼娅(Scribonia)所生的女儿——茱莉亚(Julia)。要讨论茱莉亚,就不得不先认识一下屋大维的家庭和婚姻,以及茱莉亚所成长的环境。作为一个一心想要稳定家族地位的人,他的择偶不能任由喜好决定。而屋大维对自己的喜好及欲望也控制得很好,他喜欢女性,但不会为一己私欲而丧失理智。他的每一次婚姻,都带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公元前43年,后三巨头成立之时,二十出头的屋大维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婚姻。当时的后三巨头关系并不稳固,三人之所以同盟也大多是因为惧怕独自面对以布鲁图与卡西乌斯为首,盘踞东部行省的共和派议员。屋大维这时已经摆脱了被动的局面,被世人尊称为“神之子·恺撒”,并且获得了西塞罗的支持,招揽了一支由恺撒旧部组成的军队。而作为恺撒的合法继承人,其地位比军阀安东尼与雷必达都要高一个头。安东尼和雷必达已经失去恺撒刚刚被刺杀时的政治优势。此时的安东尼与雷必达都希望从自己的家族中,给此时年仅二十岁的屋大维一个妻子。

安东尼一向自负且记仇,他记恨屋大维之前封神恺撒以及擅自招兵的行径,不愿与屋大维交好,于是安东尼并没有主动向屋大维提出联姻。不过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Fulvia)替丈夫为屋大维找了一个联姻对象。她提议让屋大维娶她与前夫克洛狄乌斯·普凯尔(Clodius Pulcher)的女儿,安东尼的养女,年仅十三岁的克洛蒂娅(Claudia)。雷必达也向屋大维提出了联姻,对象是其妻子的外甥女赛威莉亚(Servilia)。而在两者之间,屋大维选择了克洛蒂娅,原因也很明确:后三巨头中,安东尼在罗马军中的影响力最大。

这场联姻并不长久也并不幸福。克洛蒂娅嫁给屋大维时年纪尚小,年仅十三岁的她还不能为屋大维提供子嗣。克洛蒂娅的年纪本未满婚龄,她结婚的主要原因也是迫于母亲的指令。克洛蒂娅更只是安东尼的养女,安东尼对她并不重视。随着安东尼对女儿的不重视愈发明显,这场婚姻对屋大维来说也渐渐地变成了一种羞辱,而于克洛蒂娅亦像是一种压迫。公元前40年,屋大维与安东尼的关系再度恶化,屋大维与克洛蒂娅随即离婚。苏埃托尼乌斯原文记载,当屋大维把克洛蒂娅送走时,她“Intactam adhuc et virginem”,即仍是处女之身,可见二人从未正式生活在一起。[2]

婚姻即筹码

屋大维的第二任妻子名为斯克博尼娅(Scribonia)。关于她的出生没有太详细的记载,只知其生于公元前70年,其家族斯克博尼亚(Scribonia)是活跃于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平民家族。虽然出生并不明朗,但她与塞克图斯·庞培(又称小庞培)的妻子是亲戚,或为姑侄,或为表姐妹。这也正是屋大维与斯克博尼娅联姻的原因:为了与小庞培达成政治联姻。

公元前40年,安东尼与小庞培结盟,安东尼的哥哥与盘踞西西里岛的小庞培一同出兵,目标则是将屋大维逐出意大利。虽然这场冲突很快被屋大维的发小及将军阿格里帕镇压,但当时的屋大维并没有实力同时与小庞培和安东尼交战。于是一方面,屋大维将自己的姐姐屋大维娅嫁给了安东尼,好维持他与安东尼的政治联盟。一方面自己也娶了小庞培妻子的亲属,好暂时维持与小庞培的同盟。而这个联姻的对象,便是斯克博尼娅。

屋大维于公元前40年娶了年长他七岁的斯克博尼娅,这年,屋大维二十三岁,斯克博尼娅三十岁。这场婚姻亦是短暂且十分不幸福。一部分原因是屋大维根本无意与小庞培长久结盟。与斯克博尼娅成婚只是为了暂时稳住小庞培,待小庞培和安东尼的同盟瓦解,屋大维就毫不犹豫地对军事势力处于弱势的小庞培下手。小庞培所盘踞的西西里岛位于意大利南部,与意大利仅隔十六公里,对屋大维来说,一直是一个隐患。更不用提小庞培的父亲庞培大帝与屋大维的养父恺撒是内战中的对手,故小庞培与屋大维本就不共戴天。

公元前38年,安东尼与小庞培的同盟不再稳固。屋大维立刻重拾与小庞培的旧账,命阿格里帕与雷必达联手,一同剿灭了小庞培盘踞西地中海的军事势力。也正是这年,屋大维与斯克博尼娅离婚。

屋大维与斯克博尼娅的婚姻仅有短短两年,但这两年无疑给屋大维的人生带来了极大的改变。斯克博尼娅为屋大维诞下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孩子——茱莉亚。对于未来没有男性继承人的屋大维来说,茱莉亚的婚姻成了建立血亲继承人的唯一纽带。

虽然育有一女,但这场婚姻对于屋大维来说,是一场噩梦。不同于与克洛蒂娅时的零交集,屋大维与斯克博尼娅对彼此都有着一定了解,且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也正是因为这些日常中的接触,让屋大维对斯克博尼娅的性格与脾气极度反感。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曾在《屋大维传》中记载过屋大维回忆时所说的话:“她任性骄纵,令我恶心。”[3]对于沉默寡言又重视传统家庭结构的屋大维来说,斯克博尼娅的泼辣让他苦不堪言。也正是因为对斯克博尼娅性情的厌恶,屋大维日后试着刻意地避免她与女儿茱莉亚产生交集。

在这之后,屋大维于公元前37年娶了出身于克劳迪家族的利薇娅。值得一提的是,她本身并非出身于克劳迪家族,而是出身于利维亚家族,她的前夫想在政治上投靠屋大维,于是主动与妻子离婚,并以其继父的身份将利薇娅嫁予屋大维,这样利薇娅才得以以克劳迪家族女性成员的身份与屋大维联姻。这是屋大维亚家族第二次与名声显赫的克劳迪家族联姻。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的初婚对象亦是克劳迪家族的成员。不过那场婚姻,是以屋大维继父菲利普斯的名义进行的。而这一次,屋大维则试着通过以尤利亚家族的名义,将尤利亚与克劳迪家族联系到一起。

公元前37年的利薇娅,已与前夫生下两子:提比略与德鲁苏斯。屋大维娶利薇娅亦寄希望于利薇娅能诞下男性继承人,但是造化弄人,利薇娅曾怀孕一次,但孩子因早产而夭折。[4]从这之后,屋大维再也未能有直系子嗣。

利薇娅与其身后的古老的克劳迪贵族成了屋大维最后一次政治联姻的对象。她也一直陪伴屋大维直至公元14年屋大维过世。长达51年的陪伴中,屋大维从未让没有子嗣这一点影响到他与利薇娅的感情。但在家族血亲与继承人方面,屋大维依然希望能有血脉相连的直系继承人。他将家族复兴与继承人的希望,首先寄托在了姐姐屋大维娅身上,其次便是女儿茱莉亚身上。

没有选择的联姻

公元前43年,屋大维、雷必达与安东尼成立了后三巨头同盟,屋大维与安东尼的关系得以缓和一些,但矛盾的种子已经种下。后三巨头联军于公元前42年的腓立比大战中击败了共和派的议员,自此以后三巨头为中心的寡头政权正式成为罗马的唯一政权。不过也正因失去了外患,屋大维和安东尼的矛盾迅速加剧。后三巨头在内战结束后,将罗马瓜分成了三个部分,安东尼掌控了所有意大利以东的行省,雷必达掌控北非,屋大维掌控伊比利亚半岛,而意大利为三人共治。值得一提的是,屋大维的幼年好友阿格里帕也在后三巨头的战斗中大放异彩。而日后的阿格里帕,也将成为屋大维建立帝国不可或缺的一员。

公元前40年,屋大维将大量意大利的土地分配给了军队,这导致了许多罗马人的强烈不满。而安东尼则利用这个机会,让其哥哥卢修斯·安东尼(Lucius Antonius)在意大利起兵,意欲与屋大维宣战。与此同时,安东尼还结盟了驻军西西里岛的小庞培,企图一起瓜分屋大维的领土。阿格里帕迅速率军镇压了这场兵变,但此时的屋大维,无论军力、财富,还是政治影响力,都比不上在东边坐拥富庶行省,并且有埃及同盟,厉兵秣马的安东尼。

而在罗马城的屋大维,还未与其他贵族家族建立关系,如若离开罗马,恐有变数。屋大维无奈只得放走卢修斯,并且向安东尼求和。而这时,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刚好过世。为了维护与安东尼的和平,同时也是共和国的和平,屋大维不得不以结亲的方式来巩固盟约。此时的罗马人不想有战争,屋大维此时的实力也不足以挑战安东尼。而屋大维家族之中,能用来做政治交换的,只有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

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曾在其书《罗马史》中记载,当屋大维和安东尼在公共场合会面时,人们会大声呐喊和平,希望二人不要再将罗马卷入战争。为此,罗马人民与元老院为安东尼和屋大维举办了盛大的归来仪式,并希望调和两人的矛盾。[5]普鲁塔克也曾在《安东尼传》中记载,所有人都希望屋大维娅与安东尼联姻。他们认为,凭借屋大维娅的善良和美丽,以及其坚强的品质,一定能拯救罗马于战火,挽救来之不易的太平。[6]元老院此时也有不少安东尼与屋大维的支持者,为了避免共和国再次分裂,元老院施压于屋大维,劝说屋大维将其同父同母的姐姐屋大维娅嫁给安东尼。普鲁塔克曾记载,当联姻一事被提及时,因屋大维娅的亡夫才刚去世不久,依照罗马法律,寡妇在亡夫死后十个月内不许改嫁。元老院为此特意颁布了一条法令,准许屋大维娅免于这一条法律限制。[7]由此也可见,屋大维若与安东尼宣战,不得大义,也不得民心。而对于联姻一事,屋大维别无选择,但或多或少还抱有一丝私心,或许能通过屋大维娅,真正与安东尼联手,一同改制共和国。

负心汉安东尼

屋大维娅是年长屋大维六岁的亲姐姐,二人父亲早亡。母亲改嫁那年,屋大维四岁,屋大维娅十岁。由于继父卢修斯·马尔奇乌斯·菲利普斯(Lucius Marcius Philippus)是元老院议员,常年四处奔波于共和国,担任各种职位,屋大维和姐姐在年幼时也常常伴随母亲与继父奔波于罗马各地。两个孩童相依为命,关系十分和谐。而他们的继父菲利普斯亦对二人视如己出。虽然忙于政务,但他也常常亲自教育屋大维与屋大维娅,并且频繁向屋大维的老师询问屋大维的状况。

与屋大维同一时期的史学家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曾记载,屋大维在菲利普斯的家里,如同在自己家时一样,被给予了极大的尊重,他与菲利普斯关系亲如父子。菲利普斯会每天询问老师们屋大维的近况,学习上是否有进步,是否合理利用时间。[8]尼古拉斯并未记载屋大维娅在年幼时是否与屋大维一同学习。不过从普鲁塔克对屋大维娅的描写来看,屋大维娅在年轻时应是与屋大维一同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以至于她的聪慧与良好的修养广受罗马人的褒赞。

因为屋大维娅姿色过人,性格传统又不失机灵,在公元前54年,十四岁的她便获得了克劳迪家族的盖乌斯·克劳迪·马凯卢斯(Gaius Claudius Marcellus)的青睐。克劳迪家族是罗马赫赫有名的贵族家族,其名气丝毫不亚于尤利亚家族。克劳迪家族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共和国建国之初,其祖先也为建立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是不折不扣的共和国名门贵族。

屋大维娅的父亲曾贵为执政官,但依旧改变不了出生在平民家族的身份。马凯卢斯此时三十四岁,与屋大维娅相差了二十岁,但二人的婚姻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屋大维娅在嫁给马凯卢斯之后,生有三个孩子,一男,两女。男孩名为马克·克劳迪·马凯卢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也是日后屋大维成为皇帝之后的皇位候选人之一。而这场婚姻,在当时看来是一位屋大维亚家族的女孩,以其继父马尔奇亚家族的名义与克劳迪家族联姻。但屋大维和屋大维娅在这时都还不知道,这场继父安排的婚姻会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王朝家族,尤利亚·克劳迪家族埋下种子。

马凯卢斯于公元前40年病逝,屋大维娅也沦为寡妇。而安东尼的第三任妻子富尔维娅也在同一年病逝。此时的屋大维身边,只有姐姐可以联姻。于是屋大维娅便成了弟弟屋大维构建共和国和平的一个重要纽带。看似门当户对的婚姻,屋大维和屋大维娅却对此事十分无奈。因为二人都知道,安东尼行事风流。

早在安东尼获取东部行省的执政权时,就有谣言,称安东尼与埃及的法老——克里奥佩特拉七世有染,世人俗称埃及艳后。有传言称安东尼不仅仅与艳后有染,更是承认了克里奥佩特拉与恺撒的私生子的身份,克里奥佩特拉也已经怀有安东尼的孩子。普鲁塔克曾记载,安东尼没有否认这些谣言,但是他也拒绝承认克里奥佩特拉的身份,或许这时的安东尼依然在罗马与埃及之间徘徊着。[9]

但这些谣言,无疑不加深了屋大维与屋大维娅的顾虑。屋大维娅很识大体,并没有忤逆屋大维。而屋大维本人是如何看待这场联姻的,未有史料记载,不过屋大维与安东尼多有交集,应是深知安东尼的为人。尽管如此,屋大维还是选择了联姻,在他眼中,这可能也不失为一个可以与安东尼巩固联盟的机会。如果屋大维娅与安东尼可以生下男性继承人,那么安东尼与屋大维的关系将进一步加强,甚至于以后可能在共和国将三巨头的政治局面维持到下一代。这对于长于政治的屋大维来说,亦不失为一个契机。

这场婚姻,对于安东尼来说,于公于私都没有理由拒绝。屋大维娅在罗马的声望一向很好,而且从给马凯卢斯生下三个孩子的角度看,是一个可以为未来提供继承人的好母亲。屋大维娅此时也才二十九岁,从普鲁塔克记载来看,依然风采依旧,绰约多姿,性格传统又聪慧过人。屋大维娅确实在嫁给安东尼之后,成了安东尼的贤妻。然而安东尼虽然在婚姻的初期与屋大维娅感情很好,屋大维娅也分别在公元前39年与公元前36年与安东尼生了两个女儿。屋大维娅确实是一个好母亲,可惜她未能生出男性继承人。

从公元前36年起,安东尼渐渐对屋大维娅失去了兴趣,开始怀念起艳后的温柔乡。常常公开在外表达自己对克里奥佩特拉的爱慕之情,甚至与艳后在大庭广众之下出入各种公共场所,一时间所有的东部行省都知道,安东尼的伴侣是埃及艳后。普鲁塔克记载,安东尼将帕加马图书馆作为礼物赠予克里奥佩特拉。[10]当安东尼参加宴会时,他会当着所有来宾的面,抚摸克里奥佩特拉的脚。[11]他还要求以弗所城中的居民全部认可克里奥佩特拉女主人的身份。[12]

埃及艳后作为安东尼的情妇,也为安东尼生下了两个儿子。取名为亚历山大·太阳(Alexander Helios)与托勒密·斐勒达奥弗乌斯(Ptolemy Philadelphus),其寓意分别代指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以及托勒密二世,一位托勒密王朝出色的法老。

安东尼公开承认自己与埃及艳后的关系并养有私生子,屋大维娅内心的痛苦不言而喻。修养良好的她,从未公开地反驳过安东尼,也未曾将与安东尼的感情失败转嫁给他们的两个女儿。屋大维此时亦是十分愤怒,一方面是为自己的姐姐感到不公,另一方面安东尼破坏这场婚姻的行为是对尤利亚家族名誉的践踏。屋大维娅带着与安东尼生的两个女儿于公元前36年回到罗马城。对此事,安东尼不闻不问。

史学家阿庇安曾记载,屋大维见到姐姐之后,十分沮丧,埋怨安东尼背叛了他。[13]而屋大维娅,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安东尼伤害,依然在为丈夫和弟弟考虑。屋大维娅一直视自己为弟弟与丈夫之间的调节剂,尝试着调解安东尼与屋大维之间的关系。而屋大维娅也知道,屋大维不会容忍这种耻辱,普鲁塔克曾记载了一段屋大维娅对屋大维说的话:“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而你们二人必将一战,我无法预料胜负。但我知道,终会有一人成为征服者,一人被征服。可无论谁胜谁负,我都将万分悲痛。”[14]然而屋大维娅的苦心,安东尼不曾领情,并于公元前32年提出了离婚。这也象征着后三巨头彻底决裂,屋大维与安东尼之间的战争也注定无法避免。

亚克兴海战与临阵脱逃的艳后

公元前32年至公元前31年,安东尼厉兵秣马,筹备军资。他一方面开始把东部行省的军队全都从边界撤回,再一点点通过小亚细亚、叙利亚的海港,运往希腊。一方面开始在各地筹集经费,准备与屋大维决一死战。罗马共和国的未来,也终将寄托于二人之间的胜负上。

对于物产丰富,经济基础雄厚的东部行省来说,安东尼的军队有着相对充足的经费。而且因为地中海东部沿海的海上航线十分发达,安东尼麾下的战船与运输船,其质量与承载量,都远远超过了屋大维的海军。在这个基础之上,安东尼还有地中海最富裕的王国统治者,克里奥佩特拉的支持。克里奥佩特拉给安东尼提供了两百艘战船,两千塔兰特白银,并且保障了安东尼所有战线、军队的补给和后勤。[15]有了克里奥佩特拉的鼎力支持,在开战之初便让安东尼在后勤上远胜于屋大维。

安东尼在以弗所集结了八百艘船,浩浩荡荡地把主力军由以佛所运往希腊。[16]屋大维在得知了安东尼备战的消息之后,也在紧张地集结军队,收集船只。水陆齐动,开始向希腊进攻。双方在经历了小规模的海战与陆战之后,大战最终在安布拉基亚湾的亚克兴爆发,史称亚克兴战役。

屋大维和其将军阿格里帕都知道,如果让安东尼准备完善,主动进攻的话,以屋大维方的船只与海军,可能无法抵御安东尼的进攻。所以为了避免在战争中陷入被动,屋大维和阿格里帕一致同意要在安东尼的船只正式开拔到意大利之前,在希腊率先下手。而大战的地点,便是安东尼战船的停泊场所,安布拉基亚湾。

安东尼确实没有料想到阿格里帕会主动出击,不过在战船上,他占优势。虽然屋大维的船比安东尼的要多,有将近四百艘,但大多都是临时拼凑的小船,并不是大规模海战的战舰。而安东尼则有两百多艘大规模战船,抗击打力与撞击力都远胜屋大维。

亚克兴战役之初,屋大维在陆地上的军团攻占了安布拉基亚湾北部的岸边,安东尼的战船与军团便被夹在了安布拉基亚湾的中间与东南方。屋大维的战舰也将安东尼的战舰牢牢地包围在湾内,双方形成了对峙。

公元前31年9月初,安东尼开始带领战船冲向阿格里帕的战船,亚克兴海战的决胜战也由此打响。尽管阿格里帕的船只大多为小船,但速度上要快过安东尼的船,这就让安东尼的战船无法靠近它们作战。但是安东尼的大船上有充足的弹药,战舰可以通过远程投射的方式,快速地消耗屋大维的船只。

战争之初得胜之后,安东尼想要夺回北部海域,甚至海湾以北土地的归属权,于是开始疯狂进攻阿格里帕北部战线的船只。阿格里帕则且打且退,尽管安东尼的大船不断在前进,但是却射不到阿格里帕的小船,战事也陷入了僵局。而这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所率领的船只突然从安东尼东南方向撤退,并带走了大量战船与运输船。撤退速度之迅速,让所有安东尼的军团和将军们都大吃一惊,不出一会儿,埃及军队就消失了,战船尽皆驶向埃及。

安东尼的战线随着克里奥佩特拉的撤退,被活生生地撕扯出了一个不可填补的大口子。在远远地看到克里奥佩特拉撤退之后,安东尼知道大势已去,他不顾身边人的劝阻,选择乘船驶离战场,追随克里奥佩特拉而去。安东尼的军队也随着安东尼的撤退,彻底溃散。而那些可怜的罗马士兵们,要么葬身大海,要么便成了屋大维与阿格里帕的战俘。安东尼所召集的大军,也随之灰飞烟灭。

亚克兴战役是罗马史上规模最宏大的战役之一,双方投入了近七百艘战舰,数不胜数的运输船。有三分之一的元老院议员离开了罗马城,前往希腊,加入了安东尼的队伍,与安东尼一齐对抗屋大维。屋大维和安东尼双方各自动用了将近四十个军团,双方参战军团士兵数量高达四十万人。而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加上埃及军的数万人,以及或以万计的雇佣兵。

就是这么一场世纪决战,最后安东尼却输得不明不白。至今为止,克里奥佩特拉突然撤退的缘由依然是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各家都提出了各自的猜测,但无疑,历史的真相依然不得而知。

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在战败之后,兵败如山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几乎丧失了所有东地中海的领土,仅剩一个埃及苦苦支撑。而屋大维和阿格里帕的军队,从陆地和海上都开始逐渐向埃及靠拢。二人最后为了防止成为屋大维的战俘,于公元前30年8月,选择了自杀。屋大维也正式肃清了自己的所有政治对手,统一了罗马共和国。

内战结束后所面临的问题

公元前30年年末,内战甫一结束,屋大维便要面对从马略开始历代掌控军权的议员都要面临的三大历史遗留问题:野心勃勃的议员们应当如何制衡,边疆行省的军队由谁掌控,地位和财富又该如何分配才能让议员们满意。一世枭雄如马略、苏拉、庞培、恺撒,都未能解决导致共和国内战的这些根本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反映出了时局之动荡不安。著名罗马史学家塔西佗曾经回忆起这个时代,他记载道:“传统的价值观被遗弃,所有人被剥夺了权力,迷失了对现实的认知,急切地想要寻找一个有能力的元首。”[17]

此时屋大维作为共和国的唯一领袖,选择用他独特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他没有马略那么急功近利,没有苏拉的大权独揽,没有庞培的政治联盟,亦没有恺撒自封终身独裁官的魄力和霸气。屋大维心思缜密,目光甚远。他不仅仅要确保罗马不再发生内战,更要保证元老院里众议员的权利和地位与军权脱钩。他着眼的是未来的长治久安。

然而问题看似简单,其根源却已经根深蒂固:改革共和国晚期的制度以及政治风气,绝非朝夕之功。毕竟马略、苏拉、庞培、恺撒也都不是傻子,谁不曾尝试过让自己掌控实权,长治久安?

长治久安说来容易,马略等人无不因此而尝试改革,却都难以善终。马略试图通过扩大公民利益,建立新的军队殖民地来巩固军权和统治,但是把国有土地分配给军队威胁到了骑士和罗马公民的利益,最终落得一身骂名。苏拉尝试用军队压迫元老院,然而压迫得越厉害,谋反的人越多。克拉苏与庞培试图用政治同盟的方式来团结议员,然而议员们各自心怀鬼胎。自负如恺撒,不愿与那些背后诋毁他的议员为伍,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罗马。于是他自封为终身制独裁官,却落得惨死元老院的下场。

这些人都未能给罗马带来和平,屋大维却做到了。比起他的舅爷恺撒,屋大维更了解罗马人,更知道这些罗马精英们想要什么。其实对于罗马人而言,最成功的改革,便是在不触犯制度与法律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这便是屋大维的改革,一个不触碰制度,也不触碰现有的阶级体系,一切按部就班,逐步改变整个罗马未来的改革。

罗马文化之中,传统的便是优秀的。他们对古老的文化、知识、典籍以及民风民俗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对前人所留下的规矩、条例更是体现出了极大的保护欲。随着罗马的领土越来越大,其接触的不同文化与语言也越来越多,但罗马人对传统的尊重却没有改变。只要是古老的文化和知识,都被认为是好的,罗马人会尊重,并允许当地人保留。虽然有时为方便统治,常常也会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做出一些细微的改动,但其大体是几乎不变的。这便让他们成了天然的保守派,他们愿意为应用主义做出改变,但是在制度与体系上,是不愿做出让步的。

屋大维的政治举措主要是为了解决三个矛盾,短期是要解决不再滋生内战的燃眉之急,让国家可以加快速度恢复。长期是要在军权、国家级行政权和地方行省的行政权上寻求一个制衡,避免出现某个省的总督拥兵自重,也避免重演恺撒惨死在元老院的悲剧。最后,屋大维的眼光则放得很远,他有在思考如何让他所构造的系统持续下去,让后人能得益于他的这些举措。而这一切,都要在罗马共和国必须保持原状的基础上。屋大维也正是看透了这一点,用步步为营的方式,在不改变任何已有制度的基础之上,缔造出了奥古斯都。

重组元老院

屋大维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让这些野心勃勃的议员们安稳下来。为了确保这些议员们不再为了军权和地位钩心斗角,屋大维有必要对元老院进行一次政治清洗。但不同于苏拉诉诸武力的强硬手腕,屋大维利用了当时罗马共和国既有的制度来重组元老院。

根据罗马共和国的官职体系,最为重要的五个官职便是保民官(Tribune)、执政官(Consul)、监察官(Censor)、独裁官(Dictator)与大祭司(Pontiff Maximus)。保民官代表下层人民的利益,可以反对元老院所提出的不得民心的政策。独裁官只有在战争期间才会由元老院指认,任期一年,且战争结束之后便会卸除其职务。但由于独裁官具有至高无上的行政权,有军队支持的议员便会竭力保住其独裁官头衔。大祭司负责管理和主持共和国内的宗教仪式。监察官由元老院或在任执政官指定,负责调查国内人口,不过更重要的是,监察官也负责检举揭发元老院内作风不当的议员。最后便是广为人知的执政官一职,这个职位也可以理解为元老院共同选举出的负责人,主持元老院内的一切事务,并且在新的政策方案上,往往有着优先发言权。

作为内战的获胜者,屋大维几乎统领着所有军队,元老院内的议员们也对屋大维毕恭毕敬。但是屋大维和议员们都知道,仅仅仰仗军权无法解决困扰共和国这么多年的内部矛盾。

内战甫一结束,屋大维便继任了战前恺撒的独裁官一职,这也是罗马议员能得到的最高职位。恺撒为了巩固权力,曾逼迫元老院赐予他终身制的独裁官,却落得惨死的下场。屋大维则相反,他非但没有抱着这个官衔不放,反而以退为进,在亚克兴海战打败了安东尼后,便辞去独裁官一职。

屋大维在打败安东尼凯旋时,就已着手布局未来。一方面他开始巩固自己在罗马元老院内的势力,另一方面开始谋划自己及好友阿格里帕担任执政官的事宜。

屋大维辞去独裁官一职的理由其实不难理解。独裁官一职只有一人,且权力太大,倘若屋大维一直霸着这个官衔不放,难免会引来其他议员的妒忌。而随着议员们的这些负面情绪不断积累,屋大维的统治也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无法保证哪个恨屋大维的议员不会藏刀议政,恺撒之死便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当有议员试探屋大维是否继续就任独裁官时,屋大维曾在自己的回忆录《功德录》中回忆,当独裁官的职位被提议到他的手上时,他没有接受。他选择了担任那些更能解决罗马问题的官职。他希望将罗马城从恐惧与危险中解放出来,救人民于饥饿,救人民于恐惧。[18]虽不排除屋大维有自夸之嫌,但他确实主动辞去了独裁官一职。

此举不仅向元老院表示他不会永久占据高位,更断了其他想要成为独裁官的议员的幻想。屋大维掌控了罗马当时绝大部分军队,并且在内战中打败了所有对手,他都主动辞去担任独裁官一职,自然不会有人再敢觊觎此位。于是独裁官一职永久空缺,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再次回到了执政官的手中。

执政官一职自共和国建立以来便由两人共同担任,各自任期一年。这样既避免了执政官大权独揽,也限制了执政官施政不当的危害。对于罗马人来说,屋大维主动辞去独裁官一职已经表达出其要恢复罗马共和的诚意。而对于议员们来说,屋大维不当独裁官,更是让他们松了一口气,毕竟执政官比独裁官在名义上的权力要小得多。

公元前31年,屋大维就任执政官。此后一年,其好友阿格里帕当选执政官,自此屋大维开启了长达五年的与阿格里帕联手执政。此时的共和国,仿佛恢复了当年的元老院一般。议员们也不再像抵制恺撒和苏拉那样抵制屋大维,毕竟在屋大维治下,一切墨守成规,并不违背共和国的传统和法律。但也正是屋大维就任执政官的这五年(公元前31年至前27年),元老院内的反对势力以及权力斗争被屋大维一点点地根除了。根除的手段,便是利用监察官。共和国时期,监察官一职由元老院和执政官共同决定,在元老院内部分元老支持屋大维的情况下,屋大维只需要利用执政官的职权,便可轻而易举地指派一个监察官。

公元前28年,阿格里帕就任监察官一职,他在任内提拔了大量的议员,为屋大维打好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同时也以贪污、腐败、行贿等理由,将那些反对屋大维执政的议员们移出了元老院,但他们的家族都被允许延续,其中少数人还获准颐养天年。经此一番举措,元老院内的大部分政治精英,都不再对屋大维的执政提出异议。屋大维由此成功踏出了稳定罗马政局的第一步,那便是身边的议员们不再对他造成威胁,而他也不必担心重蹈恺撒的覆辙。

从台前到幕后

确保身边的议员们不会加害于自己后,屋大维已避免了恺撒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但他并未放松警惕,因为问题远不止于此。边疆行省还有着大量的军队,这些军队该由谁来统领?如何保证地方军阀不会拥兵自重?长期来看,这是一个屋大维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在共和国传统之中,地方行省的行政长官被称为“Proconsul”,字面意思为“前执政官”。罗马议员一生最高的成就便是能成为执政官。当过执政官的议员会让自己家族的名字载入罗马执政官的史书,在卸任之后,人们也会对他们尊以“前执政官”或“总督”(Proconsul)的头衔。而这些带着前执政官头衔的议员便会成为帝国各个重要行省的总督。[19]

屋大维和阿格里帕作为执政官,无法直接管理这些行省。执政官要做的就是在罗马的元老院内主持政治大事,而不是在各个行省掌控地方行政。这给屋大维出了不小的难题。虽然大部分军队都忠于屋大维,但这些军队都不在他的名下。军队的驻扎之处几乎全在西班牙、高卢、叙利亚等边防行省。而在共和国的传统之中,省内的军队由地方总督所掌控,这也就意味着,屋大维任执政官一日,就无法对前线的军队下达直接命令。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再次以退为进,毅然放弃执政官头衔。而元老院内的议员们也乐见其成。不过屋大维也不会白白把这个职位拱手送人,他以辞去执政官为筹码,让元老院赐他一个虚衔,并让元老院同意在他卸职之后,依然以个人的名义拥有执政官的权力。这个虚衔,便是奥古斯都(Augustus),拉丁语翻译为“受崇拜者”。从中受益的议员们自然不会推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非常乐意投票冠以屋大维奥古斯都之名。

“奥古斯都”(Augustus)一词,并非屋大维或者元老院临时起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拉丁语词汇。罗马人在取名字的方面都十分缺乏想象力,很多时候,都是怎么直白怎么来。比如我们中文的“三巨头”,拉丁语中则为“triumviri”或“triumviratus”。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三个人”,非常贴切却又毫无威慑力。包括共和国官员制度中的“十人委员会”,拉丁语就是“Decemviri”,即“十个人”。诸如此类的起名形式还有很多很多,而屋大维的“奥古斯都”,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Augustus”在拉丁语中,代表着“受崇敬的”“宏伟的”“伟大的”等意思,往往形容一个人是“最伟大的”人时,会用这一词的最高级形式,即“Augustissimus.-a,-um”。不过自从这一词被授予给了屋大维之后,“奥古斯都”一词便在日常用语的形容词中逐渐消失,以名词形式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一开始是指“屋大维”个体,而后来则延伸到了所有继承“奥古斯都”头衔的人,久而久之,也就成了罗马“皇帝”最具代表性的头衔,将其直接翻译为“皇帝”也无不可。

而关于授予屋大维执政官权力一事,对本来就支持屋大维的元老院来说,没有任何问题。毕竟在罗马的传统上也不乏先例,即授予一些为罗马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冠以个人名义的职权。事实上,“总督”这一职位建立的初衷,便是为了保留那些卸任执政官议员的执政官权力,并允许其在行省行使这种权力。

屋大维获得这些职权并不会对元老院本有的政治结构做出改变,因此议员们也没有太多的异议。而屋大维也因为卸除了执政官之职,获得了担任总督的权利。屋大维在任期间的政府体制,元老院的行省管辖权,其细节与内容和内战之前的共和国制度相差无几,唯一的区别便是屋大维的“奥古斯都”开始逐渐成为凌驾于制度之外的“荣誉”存在。

成功把自己从执政官(Consul)变成“前执政官/总督”(Proconsul)后,屋大维便着手重新分配行省。他向元老院提议让他获得高卢、西班牙、叙利亚等边防行省的管理权。元老院非但没有反对,反而乐于将这些行省让给屋大维。此举看似匪夷所思,却是最符合元老院议员们既得利益的。

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共和国的支出和收入都是有限的,而军队会占用大量的国家财富。罗马的金库早在马略时期就被连年征战掏空,打仗所用的军资军费基本上都由领兵的议员们自行处理。其结果无非是自掏腰包或者战争掠夺。如前文所述,地方军队的控制权掌控在地方总督的手里,军费自然也需要地方总督来想办法。何况前线的行省大多面临北方部落的掠夺,战乱频仍,所以很少有前执政官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当官。

屋大维此举,对议员们而言有利无弊。他们不再担心被派到遥远的荒地统领军队,也无须承担庞大的军费开销。更重要的一点是,屋大维要走的这些边防行省对罗马帝国的财务来说不痛不痒。高卢、西班牙等地方常年未开化,绝大部分还处于部落时期,能提交的税收非常有限。罗马最富庶的行省是沿海行省,例如北非、希腊、小亚细亚、马其顿、意大利。这些行省得益于地中海的常年交易,也传承了古希腊、古埃及等早期文明的历史与文化,有着稳定的税收和商贸体系。

屋大维在获得了这些行省之后,便实实在在把整个罗马的军权(Imperium Maius)和行政权(Power of Proconsul)都掌握在了手里。这时的屋大维已在不改变任何共和国制度的基础上成功把自己从台前的执政官,变成了台后的掌权者。他没有任何职位,既非执政官,也非独裁官,但以他个人奥古斯都的名义,掌控了罗马帝国的实权。与此同时,他也让元老院获得了土地、地位和金钱。屋大维既不去和议员们抢职位,这就让崇尚地位的罗马人获得了升职的渠道;又并未像苏拉一样没收他们的土地,共和国内最富裕的行省(除了埃及)依旧被掌控在元老院手中。他名义上退居幕后,却以奥古斯都的名义遥持朝柄。

大祭司

在成功解决了议员和军队的问题后,屋大维开始他的最后一步,即如何能让继承人也得益于他今日的政治举措,让这种内部和平可以持续下去。一言以蔽之,屋大维要把自己的所有个人权利,全部变成拥有“奥古斯都”头衔之人的权利。不过为了能确保手上的江山基业可以原封不动地交给下一代,屋大维还需要一些准备。他要让罗马人上至元老院的议员,下至边疆的平民都习惯,并认同奥古斯都的存在,以确保奥古斯都这个头衔成为一种固化的权利形式。

屋大维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让自己跳出传统中人们对议员的认知,让自己的社会地位变成一个超出于议员之上的存在。为此,他便需要成为大祭司。有趣的是,这时的大祭司,是他的老对手,后三巨头之一的雷必达。屋大维知道雷必达肯定不愿让出这个位置,而考虑到共和国的传统,屋大维也不能强行把雷必达换掉。因为大祭司是无任期限制的,除非自愿下台。屋大维不愿因打破这项传统让他之前所积累的名望付之一炬,便只好耐心等待。

屋大维自幼体弱多病,执政期间屡次病入膏肓,虽然雷必达比屋大维要年长二十岁,但是真的比起寿命,屋大维不见得能占到什么便宜。不过屋大维宁可赌一赌寿命,也不愿意打破共和国的传统。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曾经在他的书中感慨过,有关于大祭司一职,屋大维尽管想要,却也尊重了传统,等雷必达死后才第一时间就任。[20]

公元前13年,屡次因病重命悬一线的屋大维,终于熬到了雷必达病逝的一天。屋大维随即向元老院请愿成为下一任大祭司。元老院不会为一个不掌实权的大祭司设置什么阻碍。于是同年,屋大维成了共和国的大祭司。

屋大维成为大祭司之后的第一件事,便在各个地方的军营军队里加上一个新的“宗教仪式”。名为宗教仪式,实为宣誓效忠。他要所有士兵在仪式时向奥古斯都宣誓忠诚,并且献祭一些当地活物以示敬意。长此以往,士兵们渐渐接受了奥古斯都是他们的领袖这个概念。

很快这种宣誓从军队扩散开来,退伍士兵在回家之后也常常在固定日子对奥古斯都献出牲口,以示忠诚。遍布各地的军队很快就把这种仪式传播到了共和国的每个角落。向奥古斯都宣誓成了罗马人的一个传统。屋大维也成功地让他本人,和犹如半神的奥古斯都结合到了一起。

这个过程并不迅速,不过屋大维却有足够的时间。屋大维担任大祭司一职直至死去,从公元前13年到公元14年。近三十年时间,终于使罗马人渐渐地接受了这种政治宣誓。仪式的性质也逐渐从军队宣誓效忠演变为凡是罗马公民都要对奥古斯都表示忠诚和敬意。

于是,奥古斯都成了罗马的实际领导人,掌控了军权、行政权和民心。没人能反对奥古斯都所说的话,因为他是所有罗马人所效忠的对象。元老院内的议员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大部分议员忠于屋大维,哪怕有几个反对派,也不敢付诸行动。议员们和奥古斯都已经没有利益冲突。奥古斯都本身只是一个称号,而非官职,执政官的位置在议员眼中更为值钱,因为它象征着地位和荣耀。奥古斯都帮元老院养军队,打仗也不需要议员亲自上前线,议员们便有更多的时间敛财和扩张私人土地。而奥古斯都也可以在元老院内向议员们提出新的政策,营造出共和国依旧掌握在元老院手中的假象。于是屋大维让自己和议员们达成了一个双赢的共识。

在这一切权力更替的共和国转变中,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屋大维以执政官、奥古斯都,以及大祭司的身份先后做出了许多法律、社会、宗教的改革,意在让罗马人的统治更为牢固,也为了让社会阶级更加牢固。而说到屋大维改革的初衷,就不得不提一下共和国晚期的罗马社会了。

共和国晚期的希腊化

屋大维一生拮据,从不喜欢擅用职权或炫耀财富,言行得体,对贵族礼貌,对贫民慷慨,严格恪守传统价值观的他被无数罗马人所敬仰。但也正因这种对罗马传统价值观的执着,让他对共和国晚期的社会风气与政治常态疾首蹙额。

要理解屋大维为何如此厌恶共和国晚期的社会风气,需从罗马人的希腊化开始说起。罗马建立之初就深受周边的希腊城邦以及伊达拉里亚人的影响。不过这些影响大多为建筑风格以及军事规划。罗马早期并没有足够的能工巧匠来建设城市,亦没有自己的军事规划,所以外聘了许多希腊工匠,同时也学习了希腊的方阵作为主要的军事阵形。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共和国政府已经对希腊的宗教有了初步的接触,并将传统的罗马神明与希腊的奥林匹克神明融合到一起,进而缔造出了罗马的古代神明体系。其中耳熟能详的有朱庇特、维纳斯、戴安娜等。

希腊文化真正开始渗入并对罗马的传统价值观发起冲击大约在第二次和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期间。[21]这两场战争奠定了罗马在希腊半岛的庇护国地位,同时也加大了罗马文化与希腊文化之间的交流,二者文化之间差异的碰撞也愈发激烈。

罗马人一向把“严肃”(Gravitas)、“纪律”(Disciplina)、“节欲”(Temperanptia)、“信用”(Fides)、“友善风趣”(Comitas)等价值观视为社会稳定的根基,而“责任心”(Pietas)更是罗马人建立庇护制度的基础。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最理想的罗马人应是一个严肃保守,恪守纪律,公私分明,履职尽责,友好又不失风趣的人。也正是这些价值观的影响,导致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社会相对稳定,庇护制度也十分牢固。但这些价值观却与许多希腊的文化与价值观相差甚大。

在古希腊的价值观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则是“勇气”(ἀνδρεία),“正义”(δικαιοσύνη),以及《奥德赛》中被反复提及的“忠诚”(εὐσέβεια),“荣耀”(κλέος),以及“睿智”(φρόνησῐς)。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以雅典为首的城邦,更为注重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希腊人对个体的能力、成就以及功绩的崇拜程度远胜于同时期的罗马共和国人。一个理想的希腊人,应该是像阿基里斯、赫克托尔、赫尔克勒斯一样,为了正义,不惧强敌去面对困境;像奥德修斯一样,面临强敌时,忠于家族和城邦,用智慧化解矛盾。

在这两种看似都十分正面但是不同的价值观下,滋生出了不一样的社会风气。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对炫耀财富和权力的人嗤之以鼻,公开地炫耀财富与跳梁小丑无异。罗马人的炫耀,要么是将军凯旋,要么便是私下相互吹捧。当然私下吹捧这种行为亦是不符合严肃与节欲的价值观,不过比起公开还是要好上许多。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每个人都是别人的庇护人,亦都是别人的被庇护人。人们因为对彼此负责才得以建立起共和国政府社会的纽带。由于罗马人喜欢严肃和纪律,巧舌如簧、能言善辩的人往往并不受到大家的待见。罗马的法律亦是如此,一板一眼,白黑分明。而说到这里,相信大家都能从罗马人的是非观念中看出他们与古希腊的不同了。

同一时期的希腊,以雅典为例,男性多以自我为中心,民主的投票动力往往是基于每个选民自身的利益。他们崇尚能言善辩的哲学家与思想家,他们敬佩雄辩的演说家,崇敬那些为了正义牺牲自我的英雄人物。同时希腊的社会风气也比墨守成规的罗马人要开放许多(这里仅指男性)。达官显贵在有妻室的同时,往往会同时在外交往男宠。对于他们而言,女性对于男性的从属关系并不能表现男性的权威,而真正的权威来自男性对其他男性的征服,于是男宠文化在希腊十分盛行。对于这一社会而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负责与罗马人大不相同。抛开心怀天下之人不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希腊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他们不像罗马,有着近乎强制性的社会契约来将庇护人与被庇护人绑定在一起。不过也正因如此,不负责任的行为在社会中亦不会轻易受到惩罚,即人人都只遵循自己的个人利益。

罗马人一经接触希腊文化,就沦陷于其先进的政治思想、哲学理论以及数学科学,无数罗马贵族开始主动接受希腊文化。但与此同时,亦有无数的贵族对希腊文化的渗透产生了极大的抵触,反对派中最为有名的就是马克·波尔奇乌斯·加图,又称老加图。他作为罗马帝国公元前195年的执政官,十分反感希腊文化给罗马所带来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文化在罗马开始发挥效益。到共和国晚期的西塞罗执政,前后三巨头时期,法律已不再有明显的黑白,而是取决于双方律师的巧舌。贵族开始愈发利己而不在乎被他们庇护的平民。整个上流贵族社会也渐渐开始淡化传统的家庭观念,无论男女,都开始在婚后寻求刺激。婚外恋、男宠等风气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其中男性贵族居多,但仍不乏女性贵族。希腊的男宠文化也在罗马愈发流行,越来越多的罗马贵族开始享受征服同性所带来的地位提升。[22]这些社会风气亦被上流社会人士推上了新的高峰。著名诗人卡图卢斯便是最好的例子。他是罗马共和国晚期近代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大多行文轻佻,内容色情且暴力。往往在文学渲染和修辞手法的背后,隐晦地表达着辱骂。卡图卢斯常常用拉丁语翻译和修改许多古希腊的诗歌结构,来进一步表述上述的这些元素。

这种希腊化的社会风气大多流行于贵族之间,骑士阶级与平民阶级在大体上仍然保留着罗马传统的风气,这也导致骑士阶级被夹在两者中间,而平民则对贵族们愈发抵触。贵族之中仍不乏保守派对这种败坏的社会风气持有极大的反感,但是言辞早已没有老加图时那么激烈,大多数贵族都欣然接受了这些希腊化所带来的改变。然而在为数不多的保守派中,有着共和国的最高权威——屋大维。

宣扬传统宗教

在讨论屋大维针对传统所做的一切社会改革之前,必须先了解一下屋大维在宗教中的作为。因为价值观本身是基于大家的道德标准,而古典时期的道德标准,往往要追溯到宗教中古老神明给人所树立的形象。这也正是屋大维实施社会改革的第一步,重新让人们对传统的罗马神明们重拾信心。

在屋大维的政治改革中,为了建立一个以奥古斯都为中心的帝国,屋大维曾担任过大祭司一职。在职期间,屋大维曾要求让罗马士兵对他宣誓效忠,进而达到巩固军心的效果。而这些宣誓效忠屋大维的在职士兵,退伍后则仍然保留了向皇帝宣誓的这一传统,进而将这一宣誓仪式扩散至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让奥古斯都的头衔在人们心中扎根。但屋大维在担任大祭祀一职期间的所作所为,却不只是这样而已。

之前讨论这一话题时,侧重点为屋大维的政治改革,故此并未深入探讨屋大维为了恢复罗马传统的宗教文化所做出的一系列举动。屋大维在任期间,罗马帝国内许多传统的神庙已经因连年的战火而荒废,许多地区甚至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去献祭的神庙。由于多年的共和国内战,许多罗马人也对传统的罗马古神:朱庇特、朱诺、密涅瓦等失去了信心。与此同时,许多不归属于罗马古神体系的埃及神明与东方神明也开始进入罗马人的视线。如埃及的伊西斯女神,小亚细亚的女神西布利,具有帕加马王国特色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等。这些本不属于罗马传统神明体系中的诸神也开始在民间拥有大量的簇拥者。随着罗马统治下的文化愈发多元化,信奉拿来主义的罗马人自然也开始接纳这些被征服者们的神明。

对于屋大维而言,他无法接受传统古神的落寞。虽然他对其他地区的神明并没有恶意,但罗马传统的宗教信仰被人们放置一旁是不可接受的。早在屋大维担任大祭司一职之前,他便在权限之内做出了许多举动来振兴罗马的传统宗教。公元前26年,屋大维在帕拉蒂尼山丘上为太阳神阿波罗建立了全新的神殿,并在四周建立了许多图书馆。[23]

公元前25年,屋大维命好朋友阿格里帕建立了万神殿献给罗马诸神。公元前22年,屋大维于罗马城内建立了巨大雄伟的朱庇特神殿。而建成之后,屋大维自己也经常前去拜访。

屋大维在公元前12年担任大祭司一职之后,更是加大了这方面的建筑工程。如公元前9年的瓦肯圣坛(Alter of Vulcan),献给火神瓦肯。公元前7年的康科迪亚女神神庙,献给和谐女神康科迪亚。屋大维当权期间,以他的名义重建和改建的罗马神殿数不胜数。屋大维曾在自己的回忆录《功德录》中回忆,他在罗马帝国内重建了八十二座神殿。[24]

而伴随着这些神殿建立的,则是罗马帝国领土扩张的接连报捷,屋大维将罗马的版图正式扩张到了整个地中海以及日耳曼地区。人们也渐渐地对罗马的传统宗教重拾信心,并且对屋大维愈发崇敬。与此同时,屋大维也重新恢复了许多荒废许久的宗教节日与宗教活动,这其中包括宗教庆典、宗教献祭,以及许多公共娱乐活动。这些活动贵族们可以通过参与其中来提升自己的威望,平民们也可以在四周凑凑热闹,时不时还可以蹭吃蹭喝。一时间在罗马,屋大维的声望被推向了顶峰,也为罗马人重新珍惜传统礼仪习俗打下基础。

婚姻法改革

在大兴土木试图振兴罗马传统宗教之后,屋大维开始从婚姻法入手来挽救共和国开放到放荡的贵族风气。在罗马共和国的传统中,离婚本身所受到的惩罚并不严重,加上共和国晚期大多数贵族对待婚姻十分随意,离婚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但这也导致婚姻本身渐渐失去了神圣性和持久性,贵族与富家子弟的离婚频率大大增加。这对于传统的罗马人来说,是十分不能接受的。为了降低离婚率,屋大维开始颁布法律着手打击出轨,包养男宠或女宠等行为。

在传统的《罗马婚姻法》(Lex Julia de Adulteriis Coercendis)中,出轨或对伴侣不忠这种行为属于出轨方对伴侣的个人犯罪。根据传统法律,应该由被害方聘请律师控诉出轨方。法官会根据是否属实来判决出轨方是否给被害人提供补偿。在这种传统法律下,出轨人是否可以得到法律的制裁完完全全取决于其伴侣是否控诉。但如果双方各自都有出轨行径,并且双方心照不宣,那么出轨行为自然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况且控诉对方出轨这一行为本身便有损家族声誉,即便只是一方不忠,另一方也可能会因为照顾自己的声誉以及家族的颜面而忍气吞声。很显然,在传统的罗马法律中,对出轨的约束性并不强,约束大家是否出轨的根本依然是人们对价值观中“责任心”(Pietas)的遵从。

屋大维认识到了在贵族与商贾之间,传统价值观已不再是主流价值观,于是开始着手修订婚姻法。屋大维于公元前17年颁布了修订版婚姻法。新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出轨这一行为不再是单纯的家庭矛盾,而是刑事犯罪。出轨的一方不仅仅会受到被害人的指控,同时也会被共和国政府所指控。如果证据确凿,那么出轨方将面临共和国政府的法庭审判。

新的法律中也明确指出了对出轨的惩罚:“dummodo in diversas insulas relegentur”,即被流放至意大利外的小岛。如果双方都出轨的话,那么将被分别流放至不同的岛屿,并且二人的部分财产将会被没收充公。对于罗马人而言,远离罗马城就意味着远离了政治与经济中心,而被流放至岛屿则更是与终身幽禁无异,已是非常严重的刑罚。新的法案还指出,如果儿女或儿女的伴侣出轨,那么家族的族长有权力将出轨方处决。而第一个被新的婚姻法推出去杀鸡儆猴的,便是屋大维唯一的女儿茱莉亚。前文曾提及,茱莉亚在婚后依然四处勾搭情人。最后屋大维不得不忍痛将茱莉亚终身流放至意大利外的文托泰内岛。

为了防止现有的贵族、骑士与平民的分层被打乱,同时亦是为了防止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屋大维颁发了一系列针对公共场所集会与阶级婚姻的法案。值得一提的是,屋大维十分反对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婚姻,尽管他并没有彻底禁止,但是他也很大程度地限制了这种跨阶级婚姻的频率,比如财产或社会地位的要求。为了防止平民子弟勾结贵族或贵族子弟强抢民女等事情发生,屋大维通过元老院下达了新的法令。在露天剧场、圆形剧场和竞技场等公共娱乐建筑设施内,平民与贵族的座位必须分开。往往最前排的座位为议员们保留,往后则是贵族、骑士、士兵、平民等。这样安排下来,所有人的地位一目了然,也自然不会出现混淆。

税收法与继承法

新的婚姻法与集会法成功地抬高了离婚的成本与出轨的代价,也成功地扼制住了许多贵族男女出门拈花惹草。但对于屋大维而言,仅仅只是通过惩罚来约束人们还不够,他需要动员罗马人,让所有人再度把罗马传统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奉为主流。为此,屋大维开始着手修改对罗马家庭影响重大的税收法与继承法。为了提高人们的道德准则,屋大维开始用法律的手段来让家长们生养孩子,并对孩子们负责。这样不但可以来弥补共和国晚期的人力匮乏,同时也能让更多的年轻人担任父母的角色。而为人父母的罗马人,往往对罗马的传统价值观更有好感,因为他们有家庭的负担,对身边的人有不得不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既然在法律的约束之下不得不承担起责任,那么这些父母自然也希望身边的人亦能承担起责任。这是罗马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庇护制度的基础。

屋大维十分喜欢孩子,他喜欢看别人享受家庭所带来的温馨。公共场合下,他不止一次对有家庭、有子女的罗马人表达赞赏。并为了鼓励更多的罗马人结婚、生子,承担父母的责任,他会亲自为那些生子超过三个的家庭提供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而这些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支持,可能是政府给出的经济补贴,可以是屋大维私下资助,也有许多是税收上的福利。

屋大维本人十分厌恶私生子与未婚先孕。在罗马,私生子享受不到任何来自父辈家庭的优待,也无法成为父辈家族的被庇护人,其存在本身一旦传出去也将大大损害家族名誉。屋大维相信,通过支持这些合法的婚姻家庭,奖励多生孩子的父母,可以进一步减少罗马社会中私生子的现象。

不仅如此,屋大维还支持家族财产由家族的合法子女来继承,抵制私生子与情妇夺取家族遗产。为此,屋大维于公元5年颁布了罗马史上第一则《遗产税法案》(Lex Iulia de vicesima hereditatum)。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传统之中,继承人将由死者的遗嘱决定,可以是直系亲属,也可以是领养的子女,但无论是这两者的哪一种,都没有任何遗产税的规定。屋大维的遗产税法明确指出如果继承遗产的并非直系亲属,那么共和国政府将从所有所得遗产财富中征收二十分之一的遗产税,也就是百分之五。这个比例看似不高,但是却能很大程度上扼制人们将遗产留给非合法子女或非直系亲属。毕竟遗产税的主要目标群体是富有的骑士、贵族与议员。他们往往有着大量的田地及资产,换作任何人,也不愿将这些财产拱手送人。

通过给成家立业的夫妇提供福利,鼓励人们生育,并且扼制私生子以及家族外人的继承权,屋大维的措辞成功地让那些社会风气开放的贵族们收敛了下来。但仅仅只让爱惜羽毛、视财如命的贵族收敛还不足以达到屋大维构想中的效果,于是屋大维在整治了贵族们的生活与家庭之后,开始试图改变罗马社会中的舆论导向,并开始针对那些缺乏道德底线(以罗马传统为标准),对情爱,出轨等主题毫不避讳的诗人们。

流放诗人

屋大维在任期间,罗马共和国的诗歌以及文学作品风气两极化严重。要么就是遵循传统的古典史诗作品,或者抒情文艺的诗歌,如著名史诗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或文艺诗人贺拉斯的《讽刺诗集》《世纪之歌》等。而另一种,则是风气开放,内容雅俗共赏,但又常常在过分表达性爱、暴力等话题的新时代诗人。这类诗人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卡图卢斯和奥维德。二者虽然并不是统一风格,也不属同一诗派,但二人的诗歌与文章皆是文坛风气开放的最好代表。

奥维德与卡图卢斯最大的区别便是,卡图卢斯在屋大维当权之前便已经去世,然而奥维德在屋大维当权时,正值壮年。奥维德凭借自己优秀的文笔以及风流写意的人生态度,在罗马有着大量的拥趸,其中贵族、平民皆有。奥维德随着年龄的增长,笔下的诗歌与文章也愈发大胆。公元2年,奥维德完成了他最得意的作品之一,《爱经》(Ars Amatoria)。这本书意在教导男女情爱如何长久,看似无害的意图,但内容的尺度却极大。书内奥维德提供了男性如何色诱已婚女性的指南,如何谈吐,如何幽会,如何偷情,应有尽有。同时奥维德也为女性提供了指南,教导她们应该用怎样的手法才能锁住男人的心。看似浪漫,但在保守的罗马人眼中,俨然是一本偷情指南。随着这本书的名气越来越大,奥维德终于成为保守贵族们的众矢之的,也成功地吸引了屋大维的注意力。

这本书出版之时,屋大维并没有对奥维德采取什么措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屋大维对于违背传统道德之人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同时随着新的婚姻法、税收法以及继承法的落实与扎根,整个罗马社会风气也开始向传统倾斜。这让屋大维在倍感欣慰的同时,也越来越不能允许奥维德诗歌的存在。而先后流放了自己的至亲更是给了屋大维沉重的打击,同时也让屋大维坚定了要守护罗马传统的信念。公元前1年,屋大维流放了自己唯一的女儿茱莉亚,公元6年,屋大维流放了自己的孙子珀斯图乌斯。而流放这两个人的原因,皆是因为他们不遵从罗马的传统,做出了道德败坏,给家族蒙羞的事情。

面对至亲尚且能秉公无私的屋大维,终于在公元8年,将奥维德终身流放至位于黑海的托米斯岛。虽然史料并未记载屋大维对其他诗人是否有过流放,但即便奥维德是屋大维唯一流放的诗人,也足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奥维德无疑在当时是代表着社会风气开放的旗帜,亦是向往开放的年轻人最喜爱的诗人之一。他的流放,象征着一代文学的结束,亦象征着屋大维的传统时代的开始。

然而尽管屋大维在政治上叱咤风云,不可一世,他改制军队和共和国,引导社会风气,修正法律,好似一切皆在掌控之中,不过屋大维的家族,却一直不在他的掌控之内。他控制了罗马的一切,却控制不了自己的儿女,同样也决定不了自己的继承人。公元前1年,他就不得已流放了自己的女儿茱莉亚。

父亲的厚望

茱莉亚生于公元前39年,是屋大维一生中唯一的孩子。茱莉亚出生当年,屋大维便与其母亲斯克博尼娅离婚,这也导致了茱莉亚年幼时并未能体验过太多母爱。父亲屋大维是一个传统与尽责的政治家,常年在外忙碌,茱莉亚则主要在继母利薇娅的照顾及教育下长大。利薇娅对待继女茱莉亚很好,在茱莉亚的教育方面亦是煞费苦心。罗马贵族女子需要了解的古典文学、贵族礼仪、政治形势,平民女子需要掌握的编织衣物、纺纱织布,在茱莉亚的教育中,一样都没有落下。

屋大维对自己唯一的女儿寄予强烈的厚望,他希望能将茱莉亚培养成罗马最理想的贵族女子,既能具备贵族的涵养以及知识,又可以体会民间疾苦,懂得平民女子的生活技能。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曾记载,在屋大维养育茱莉亚的过程中,他特意强调了要在学习罗马贵族涵养的基础之上,学习编织与纺纱。屋大维为茱莉亚聘请了各方面都最优秀的教师,他自己也时常会督促茱莉亚学习。史学家与作家马克洛比乌斯曾记载过一句传遍罗马城的屋大维话语:“我有两个深深溺爱着的女儿:罗马与茱莉亚。”

多元化的教育方式让茱莉亚的童年过得十分忙碌,十四岁以前的她也几乎没有什么与外人社交的机会。屋大维是一个十分传统的罗马人,也许是害怕女儿受到太多外界的负面影响,在茱莉亚出嫁之前,屋大维“禁止茱莉亚与陌生人交谈”。当有一位名为卢修斯·维尼修斯(Lucius Vinicius)的青年前往巴亚拜访茱莉亚时,屋大维客气地写信警告道:“年轻人,你擅自前来巴亚拜访我女儿的行为太冒昧了。”[25]屋大维如此谨慎地把女儿保护起来,绝非单纯出于父亲对女儿的保护欲。

共和国晚期时的罗马上流社会风气十分开放,贵族男女的家庭观念受到了希腊同性文化以及个人主义的影响,导致传统罗马的保守家庭观渐渐被放置一边。贵族男性愈发明目张胆地寻找男宠和妓女,贵族女性也不再将家庭放在心上。屋大维作为一个珍惜罗马传统价值观的人,他对共和国晚期的风气鄙夷不屑。他十分惧怕,在这种环境下成长,会影响到茱莉亚的价值观,所以尽可能将茱莉亚保护了起来。在屋大维保护下成长的茱莉亚,只被允许会见屋大维认可的人。

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成长,茱莉亚开始渐渐与屋大维的期望背道而驰。罗马城内曾流传过许多关于茱莉亚青少年时期的故事。说有一天,屋大维看见女儿茱莉亚打扮得花枝招展,衣着华丽,他一言不发,面露难过之色。第二天,茱莉亚穿上了传统普通的罗马女性服饰。屋大维十分开心,并赞扬道:“难道这不应该是奥古斯都女儿应有的样子吗?”茱莉亚也机灵地答道:“昨天,我是穿给丈夫看的。今天,是穿给父亲看的。”

同样,当茱莉亚与屋大维一同观看角斗士表演时,茱莉亚十分享受被英俊少年们簇拥起来、众星捧月的感觉。而她继母利薇娅的周围,往往是一脸严肃的中年议员。屋大维曾因此事劝诫过茱莉亚,而茱莉亚则回复父亲说:“这些少年会和我一起长大,最终变成严肃的中年人。”屋大维一时语塞,便只好作罢。

年幼丧父

作为神之子·恺撒·屋大维的唯一女儿,茱莉亚的婚姻必须要为屋大维提供男性继承人,无论屋大维如何溺爱这个唯一的女儿,在这方面,茱莉亚必须要遵从屋大维的决定。公元前25年,屋大维决定要立姐姐屋大维娅的儿子马克·克劳迪·马凯卢斯为继承人。虽然马凯卢斯是屋大维的外甥,但他仍是克劳迪家族的外姓成员。屋大维为了进一步加固与马凯卢斯的血亲关系,将年仅十四岁的女儿茱莉亚嫁给了十七岁的马凯卢斯。马凯卢斯仍年轻,但是他与屋大维的养子提比略都已是屋大维的军团将校(Military Tribune)。二人在屋大维发小阿格里帕的指挥下,于坎塔布里亚战争(Cantabrian Wars)中大放异彩,在军中立下威信。[26]

茱莉亚与马凯卢斯的婚姻无疑是当时罗马最万众瞩目的事件,这场婚姻将决定屋大维千辛万苦恢复的和平是否能得以延续。然而屋大维本人,却无法成为这场婚礼的主持者。茱莉亚与马凯卢斯成婚时,屋大维仍在西班牙督战,并且身患重病,不能远行。他命阿格里帕返回罗马城,为茱莉亚和马凯卢斯主持了婚礼。但是对于年幼的茱莉亚来说,屋大维的缺席让她十分难过。这让本来就只是遵守父命嫁给马凯卢斯的茱莉亚更加厌恶起了屋大维。

茱莉亚与马凯卢斯成婚的第三年,屋大维病入膏肓,以为自己即将离世的他将象征着奥古斯都权力的印章戒指交付给了阿格里帕,希望阿格里帕可以辅佐马凯卢斯,继承他未竟的事业。但造化弄人,年仅十九岁的马凯卢斯也在同年重病,并且于屋大维之前,先一步离世。屋大维反而奇迹般挺了过来,但是马凯卢斯的离世无疑给他和女儿茱莉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茱莉亚此时年仅十六岁,没有与马凯卢斯生下孩子。

“我是恺撒的女儿”

公元前21年,屋大维将女儿茱莉亚许配给了自己的好朋友阿格里帕。此时茱莉亚十八岁,阿格里帕四十三岁。虽然二十几岁的年龄差距在罗马的政治婚姻中并不稀奇,但是茱莉亚是阿格里帕从小看着长大的,这场婚姻无疑让茱莉亚十分抵触。而屋大维自己也对这个决定几番挣扎。他自幼体弱多病,四十二岁的他不知道还有几年余生,在马凯卢斯过世后,他对继承人不再拘泥于血脉关系,愈发着急。对于此时的屋大维来说,好朋友阿格里帕成了继承人的唯一选择,而茱莉亚,再次成了这场建立继承人婚姻的牺牲品。

阿格里帕在罗马的地位仅次于屋大维,是继承人的理想选择。但在这基础之上,阿格里帕是继承人的最优选,同时也是唯一候选人。如果屋大维不选阿格里帕为继承人,反而去选择其他的继承人的话,阿格里帕不反对最好,但是如若反对,屋大维离世后将无人能震慑住他。屋大维的谋士米西奈斯(Maecenas)曾对屋大维建议过:“你已经让阿格里帕强势到只有两条路可走:一、被立为继承人。二、被诛杀。”

茱莉亚与阿格里帕的婚姻持续到公元前12年阿格里帕逝世。在这九年的婚姻中,茱莉亚为阿格里帕生下了五个孩子,三男两女。没有历史记载过茱莉亚与阿格里帕是否过得幸福,但苏埃托尼乌斯却曾提及,在与阿格里帕结婚之后,茱莉亚愈发反感父亲屋大维,也对传统的家庭观念愈发抵触。曾有罗马人传言茱莉亚与情夫出入公共场合。史学家并未提及屋大维是否对这一时期的谣言做出过回应。

此时的茱莉亚,开始表现出许多与屋大维截然相反的价值观。茱莉亚越来越喜欢华丽的服装以及奢侈的生活,传言中的她也越来越不检点。她曾对身边的人多次表达过对平民的鄙夷,俨然一副高高在上的贵族姿态。面对这样的茱莉亚,有一位长辈曾劝说过她,希望茱莉亚能学习一下勤俭节约、不喜奢华的父亲屋大维,以屋大维为榜样。而茱莉亚则不屑地回复道:“他忘了他是高贵的恺撒,可我记得我是恺撒的女儿。”茱莉亚的这种态度固然会让屋大维伤心,但是屋大维的家庭有了新的寄托,那便是茱莉亚诞下的外孙们。

外孙皇储盖乌斯

屋大维一生的好友阿格里帕于公元前12年过世,屋大维又面临继承人先他一步去世的窘况。令屋大维欣慰的是,阿格里帕与茱莉亚生有三名男性子嗣,皆可成为屋大维的继承人。这三人分别是盖乌斯(Gaius),卢修斯(Lucius)与珀斯图乌斯(Postumus)。

公元前17年,屋大维将茱莉亚与阿格里帕的孩子,一岁不到的卢修斯以及三岁的盖乌斯立为继承人。终于得到男性子嗣的他更是对盖乌斯与卢修斯两位外孙疼爱无比。屋大维常常亲自督促两位外孙学习,并且亲自教他们读书写字、游泳,以及其他基础教育,盖乌斯与卢修斯的童年教育,全由屋大维负责。[27]为了培养盖乌斯与卢修斯成为奥古斯都的继承人,屋大维会用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训练他们学习他自己的笔迹。[28]出席宴会时,屋大维坚持要两位外孙坐在他的左右两边,如果他们还没来,他就不想吃饭。当有需要出行时,屋大维从来都是与两个外孙共乘一驾马车,如果坐不下,那么就让两驾马车紧紧挨着对方。[29]

盖乌斯与卢修斯的政治前途也因屋大维的照顾上升得飞快。屋大维曾屡次劝元老院破格让盖乌斯与卢修斯担任共和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职位,并且在二人还是少年时,曾多次在二人名下举办各式各样的公共娱乐项目,如歌剧、运动会等。公元前5年,盖乌斯十五岁这年,屋大维便令盖乌斯从军,并且期望盖乌斯可以在军队中磨炼自己。

公元前4年至公元前2年,帕提亚帝国进攻了罗马的被庇护国亚美尼亚,为了保持罗马共和国庇护国的身份,屋大维决定派军前往东边迎击帕提亚。此时的屋大维年事已高,无法亲自督军。但这是一个磨炼继承人盖乌斯的绝好机会,可以让盖乌斯用战争胜利的荣耀,来巩固他在共和国议员们心中的地位。为此,屋大维煞费苦心,令年仅十八岁的盖乌斯领军的同时,还派遣了数名心腹谋士与将军辅佐盖乌斯东征。其中包括谋士马克·罗利乌斯,将军卢修斯·多米提乌斯,以及未来的禁卫军总头领,赛扬努斯。

盖乌斯没有让屋大维失望,在众多能臣的辅佐之下,盖乌斯在东部叙利亚、小亚洲,以及亚美尼亚的战事中,大放异彩,其影响力和军中威望,已经超过了在军中领兵多年的屋大维养子提比略。盖乌斯不仅解决了亚美尼亚的危机,甚至还带领军队入侵了阿拉伯半岛,在罗马俨然是一位年少有为的征服者。

盖乌斯用了四年时间稳定了东部的局势,时间来到了公元2年。亚美尼亚的地方民族在帕提亚帝国的怂恿与支持之下,突然发难造反,盖乌斯只得领军前去镇压。当盖乌斯到达叛军要塞时,叛军的首领阿巴顿(Abbadon)请盖乌斯进要塞商谈。盖乌斯不疑有他,带领护卫兵以及亲信的将军入城。然而等待他的,是阿巴顿的埋伏。盖乌斯在冲突中身受重伤,身边的护卫兵以及将军拼死杀出一条血路,才将其救出要塞。事后盖乌斯身上的伤口第一时间得到了治疗,似乎并无大碍。盖乌斯也下令让军士们快速剿灭了这场叛乱,亚美尼亚再次迎来了和平。

几个月后,盖乌斯的伤口迅速恶化,人也愈发衰竭,重病的他辞去了统领权,并向外公屋大维写信,谈及自己恐时日无多。随着盖乌斯病情的恶化,他开始向屋大维表述心中的恐惧与悲愤。屋大维伤心欲绝,能做的只有在信中强颜欢笑,并劝说盖乌斯早日回到罗马。盖乌斯没能挺到回归罗马,于公元4年2月21日死在了遥远的东方,年仅二十三岁。屋大维的继承人又一次死在了他的前面。

相继去世的外孙

公元2年,十九岁的卢修斯被屋大维派向西班牙。这年盖乌斯在东部连连告捷,屋大维也希望卢修斯能在军中磨炼自己,成为独当一面的好统帅。然而卢修斯在前往西班牙的行军途中,开始严重的水土不服。在各种治疗失效后,于公元2年8月20日逝世于高卢马赛城,年仅十九岁,比盖乌斯还早去世十八个月。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屋大维送走了自己最疼爱的两个外孙,而其原因,皆是因为屋大维需要他们在军中树立威望,不然难以继承奥古斯都。如果屋大维只是一个普通的贵族,也许同样会渴望自己的孩子建功立业,但是至少会让盖乌斯与卢修斯按部就班地在罗马共和国攀爬政治官衔的台阶,也许中年之后才有机会领兵。可是屋大维等不起,他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寿数,迫切希望外孙早成的他,也葬送了他们的性命。

珀斯图乌斯是茱莉亚与阿格里帕为屋大维生下的最后一个外孙。他出生于公元前12年,比盖乌斯小八岁,比卢修斯小五岁。屋大维并没有在珀斯图乌斯出生之后将其收养,因为他需要给阿格里帕留一位子嗣继承家族。也正是因为这点,在盖乌斯与卢修斯死之前,珀斯图乌斯并未担任屋大维的继承人。

不同于盖乌斯与卢修斯那般良好的教养,珀斯图乌斯的性情傲慢无礼。珀斯图乌斯出生那年父亲阿格里帕便因病去世,母亲茱莉亚在阿格里帕死后生活愈发放纵,无闲暇管教珀斯图乌斯。身边的人也因为珀斯图乌斯的身份而百般奉承。随着珀斯图乌斯越来越靠近成年的年纪,他在罗马城内也愈发放肆,他喜好暴力且不分场合。屋大维屡次劝阻都没有用。屋大维虽然大权在握,但元老院依旧虎视眈眈,任何他身边人的滥权行为都有可能引火烧身。为了家族的名声,为了维护奥古斯都的称号,屋大维只好将珀斯图乌斯从尤利亚家族中除名,将他放逐到了意大利南部的城市索伦托,并给了珀斯图乌斯一个庄园,时为公元6年。于是,三番两次之后,屋大维又失去了继承人。为此,屋大维只好寻找新的继承人,而这时,他身边能成为他继承人的人选,只有自己的养子提比略与德鲁苏了。

提比略与茱莉亚

早在阿格里帕死后,为了家族利益,屋大维便决定提拔他的养子提比略。提比略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在日耳曼行省颇受军队喜爱,也深受屋大维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提比略性格内向,不喜与人交谈,不善言语,对政治一窍不通,对更高的权力没有想法,只喜欢留在前线。屋大维深知提比略的性格,自诩时日无多的他,认为提比略日后在他死后可以成为盖乌斯与卢修斯的极大助力。

公元前11年,屋大维把茱莉亚嫁给提比略。茱莉亚早已对父亲的命令习以为常,只好听命。然而这段婚姻对于提比略和茱莉亚来说,都是一场噩梦。茱莉亚十分瞧不起提比略不善言语的性格以及军人一样粗鄙的生活方式。而提比略也无法忍受茱莉亚的趾高气扬与娇生惯养。公元前6年,提比略再也无法忍受茱莉亚,也厌倦了军事生活,他孤身一人退避到了罗兰岛。

气走了提比略之后,茱莉亚更加放纵,明目张胆地四处寻欢,与多位情郎进出各种场所。在众多情人中,茱莉亚最倾心的一人,居然是安东尼的儿子,安东尼乌斯。一时间,谣言四起,罗马人都说茱莉亚要谋杀父亲屋大维,好让安东尼乌斯继承奥古斯都。而屋大维已经无法劝说女儿茱莉亚回心转意,但是出于对女儿的疼爱,屋大维最终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而最后事情还是一发不可收拾。公元前2年,茱莉亚因通奸、叛国、计划谋杀议长屋大维被元老院逮捕。屋大维尝试着将茱莉亚送去罗兰岛提比略身边来保全茱莉亚的性命,但是提比略没有答应。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处死茱莉亚,于是最后选择将茱莉亚流放到意大利西南部一名叫潘达达利亚(Pandateria)的小岛上。茱莉亚死于公元14年,她余生中,未能再回到罗马城。

尤利亚·克劳迪王朝

德鲁苏与提比略皆是克劳迪家族的孩子,是屋大维妻子利薇娅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在德鲁苏与提比略之间,屋大维最终选择了德鲁苏作为继承人。然而公元前9年,德鲁苏因染病逝世,享年二十九岁。提比略成了屋大维唯一的继承人。

心灰意冷的屋大维最终接受了现实,开始倾尽自己的一切来帮助提比略继承奥古斯都之位。他用自己最后十年,努力为提比略铺路。上到元老院,下至军队人民,屋大维尽他所能地让所有人来接受这个不善言语、性格偏执的内向将军。提比略曾屡次拒绝屋大维,但是在屋大维的坚持下,最终还是同意了继承奥古斯都。

屋大维穷尽一生,从一个空有名分的贵族少年,到罗马共和国的三巨头,到独裁官,到与阿格里帕联手执政,再到培养继承人,这一切的心血,都是为了能够在最后缔造出一个长治久安的家族,与一个以奥古斯都为核心的罗马政权。屋大维深知,共和国的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然而凭空打造一个王朝又谈何容易?屋大维或许也未曾奢望能将罗马转变成一个长治久安的家族王朝,但是就结果而言,他着实做到了,但是为此,他也牺牲了自己和家庭。郁郁寡欢的姐姐屋大维娅,流放他乡的茱莉亚与珀斯图乌斯,英年早逝的盖乌斯、卢修斯和德鲁苏。

选择提比略就像“矬子里拔将军”,他是屋大维唯一剩下的继承人,同时也是屋大维维护和平安定最后的救命稻草。屋大维紧紧抓住了这根稻草,并成功让元老院和世人接受了提比略。在他死后,提比略也顺利地继承了奥古斯都的头衔,以及一切曾经授予屋大维的个人权利。

提比略是来自克劳迪家族的孩子,而屋大维则属于恺撒的尤利亚家族。于是罗马的第一个王朝诞生了,名为尤利亚·克劳迪王朝。而这传承的背后,是屋大维牺牲家庭所换来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

名为共和国的帝国

屋大维死后,历代奥古斯都被元老院授予屋大维生前所拥有的权力。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奥古斯都都能像屋大维一样和元老院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每一个奥古斯都的背后,都站着在边疆行省中身经百战的军队。

奥古斯都这一称号虽然没有任何的实际职位,却变成了罗马的掌权者,这一头衔也被以继承人的形式传递了下去,直到3世纪中期的帝国危机。

世人常说,屋大维是罗马帝国的缔造者,他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但严格来讲,屋大维时期的罗马,一直都是共和国。屋大维没有改变任何制度,也从来没有自称过皇帝。他只是奥古斯都,仅此而已。罗马帝国这个词在3世纪末期,戴克里先时期才开始正式出现。而这中间的三百年,罗马一直都是共和国。SPQR(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的旗帜也一直矗立在各地的军中。

然而屋大维确实缔造了一个新的罗马,一个属于奥古斯都,被史学家们称为元首制的时期(Principate)。罗马人从未用过皇帝一词,历代的罗马皇帝都被称为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受崇拜者”一词比起皇帝也更容易让罗马人接受。

从屋大维之后,他开创的名为共和国的罗马帝国终于迎来了长期的和平。随着新家庭越来越多,罗马在共和国时期被战火消耗殆尽的人力资源也终于开始慢慢恢复。因为忌惮刑罚,出轨、离婚等行为在贵族中出现的频率也开始下降。在屋大维心中,贵族理应为平民树立榜样,若是连受人尊敬的罗马贵族们都在情感上肆意妄为,那么平民又何须约束自己?

屋大维死后,他被元老院投票奉为神明,与他生前敬仰信奉的朱庇特、戴安娜、维纳斯等诸神一起,接受罗马人的崇拜。屋大维带来的不仅仅是传统的价值观与宗教,他也重塑了罗马人历经百年战火、饱受摧残的自信心。

表面上,屋大维确实恢复了罗马共和国,他遵循了共和国的传统与法律,其一切政治举措都遵循了共和国的游戏规则,但结果却是在一切制度保持不变的基础上,缔造了一个奥古斯都的存在。也正是从屋大维时期起,越来越多的权力从元老院转向奥古斯都与禁军首领,共和国也成了一个以奥古斯都为核心的帝国。而奥古斯都的称号,也在未来的一千五百年中成为无数当权者追求的目标。即使西罗马早在476年就覆灭于蛮人,即使罗马城不再属于罗马政权,东罗马的领袖仍是奥古斯都。即使1453年,东罗马帝国最后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攻破,自进城的那时刻起,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仍以恺撒奥古斯都自居。或许屋大维也未曾想到,他的名字,会在此后的西方历史中,响彻千年。

[1] 罗马的继承法中,只有“儿子”身份的人可以被立入遗嘱,才能继承家业。而家族的人脉、政治资源、荣誉以及头衔等更为值钱的无形遗产,也只有儿子可以继承。而对于只忠于恺撒的军队来说,一旦恺撒死亡,如果继承人不是其“儿子”的话,那么军队这一“资产”,便不可能被“继承”。所以恺撒如果想要立一个继承人,就必须先把这个继承人变成“儿子”的身份才行,而在罗马,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收养”。这也是为什么,日后的大部分非血亲的皇储,都是通过被现任皇帝“收养”的方式来继承皇位。换而言之,想要继承遗产,就必须得在法律上和社会上成为其儿子才行。

[2]Suetonius. Divus Augustus 62.1 拉丁语原文为“priuignam eius Claudiam, Fuluiae ex P. Clodio filiam, duxit uxorem uixdum nubilem ac simultate cum Fuluia socru orta dimisit intactam adhuc et uirginem”。

[3]Suetonius. Divus Augustus 62.2 拉丁语原文为'pertaesus,' ut scribit, 'morum peruersitatem eius'。

[4]Suetonius. Divus Augustus 63.1 拉丁语原文为“infans, qui conceptus erat, immaturus est editus”。

[5]Cassius Dio. Historia Romana. 48.31.1-3 原文用了很长一段话描写这一段场景。

[6]Plutarch. Antony 31.2古希腊语原文为“τοῦτον ἅπαντες εἰσηγοῦντο τὸν γάμον, ἐλπίζοντες τὴν Ὀκταουίαν ἐπὶ κάλλειτοσούτῳ σεμνότητα καὶ νοῦν ἔχουσαν, εἰς ταὐτὸν τῷ Ἀντωνίῳ παραγενομένην καὶ στερχθεῖσαν, ὡς εἰκὸς τοιαύτην γυναῖκα,πάντων πραγμάτων αὐτοῖς σωτηρίαν ἔσεσθαι καὶ σύγκρασιν”。

[7] Ibid. 31.3古希腊语原文为“οὐκ ἐῶντος μὲν νόμου πρὸ δέκα μηνῶν ἀνδρὸς τελευτήσαντος γαμεῖσθαι, τῆς δὲσυγκλήτου δόγματι τὸν χρόνον ἐκείνοις ἀνείσης”。

[8] FGrH F 127.3。

[9]Plutarch. Antony 31.2 古希腊语原文为“ἐδόκει δὲ καὶ Φουλβίας ἀποιχομένης χηρεύειν Ἀντώνιος, ἔχειν μὲν οὐκ ἀρνούμενοςΚλεοπάτραν, γάμῳ δὲ οὐχ ὁμολογῶν, ἀλλ᾽ ἔτι τῷ λόγῳ περί γε τούτου πρὸς τὸν ἔρωτα τῆς Αἰγυπτίας μαχόμενος”。

[10]Plutarch. Antony 58.5 古希腊语原文为“χαρίσασθαι μὲν αὐτῇ τὰς ἐκ Περγάμου βιβλιοθήκας, ἐν αἷς εἴκοσι μυριάδεςβιβλίων ἁπλῶν ἦσαν”。

[11] Ibid. 古希腊语原文为“ἐν δὲ συνδείπνῳ πολλῶν παρόντων ἀναστάντα τρίβειν αὐτῆς τοὺς πόδας ἔκ τινος ὁρισμοῦκαὶ συνθήκης γενομένης”。

[12] Ibid. 古希腊语原文为“Ἐφεσίους δὲ ἀνασχέσθαι παρόντος αὐτοῦ κυρίαν τὴν Κλεοπάτραν ἀσπασαμένους”。

[13]Appian. Bellum Civile 5.10.93 古希腊语原文为“Ὀκταουία οὖν ἐχώρει πρὸς Καίσαρα διαιτήσουσα αὐτοῖς. καὶ ὁμὲν ἐγκαταλελεῖφθαι τοῖς κινδύνοις ἔλεγε τοῖς ἐν πορθμῷ καταλαβοῦσιν, ἡ δὲ ἐκλελύσθαι τοῦτο διὰ Μαικήνα”。

[14]Plutarch. Antony 35.3 古希腊语原文为“εἰ δὲ τὰ χείρω κρατήσειεν,’ ἔφη, ‘καὶ γένοιτο πόλεμος, ὑμῶν μὲν ἄδηλονὅτῳ κρατεῖν ἢ κρατεῖσθαι πέπρωται, τὰ ἐμὰ δ᾽ ἀμφοτέρως ἄθλια”。

[15]Plutarch. Antony 56.1 古希腊语原文为“ ὧν Κλεοπάτρα παρεῖχε διακοσίας καὶ τάλαντα δισμύρια καὶ τροφὴν τῷστρατῷ παντὶ πρὸς τὸν πόλεμον”。

[16] Ibid. 古希腊语原文为“αὐτὸς δὲ Κλεοπάτραν ἀναλαβὼν εἰς Ἔφεσον ἧκε. καὶ τὸ ναυτικὸν ἐκεῖ συνῄει πανταχόθεν,ὀκτακόσιαι σὺν ὁλκάσι νῆες”。

[17]Tacitus. Annales 1.4.1 拉丁语原文为“Igitur verso civitatis statu nihil usquam prisci et integri moris: omnes exuta aequalitate iussa principis aspectare, nulla in praesens formidine”。

[18]Augustus. Res Gestae. 5 拉丁语原文为“Dictaturam et apsenti et praesenti mihi delatam et a populo et a senatu, M.Marcello et L. Arruntio consulibus non accepi. Non recusavi in summa frumenti penuria curationem annonae, quam ita administravi, ut intra paucos dies metu et periclo praesenti populum universum liberarem impensa et cura mea.Consulatum quoque tum annuum et perpetuum mihi delatum non recepi”。

[19] “proconsul”一词源于执政官“consul”。直译过来便是“前执政官”,即已经担任过执政官之后的共和国高官。一般,“前执政官”会被分配到各行省去,担任行省总督。所以也可以把“proconsul”翻译为总督。不过重要的一点是,大部分情况下,只有担任“执政官”之后才能担任总督。

[20]Suetonius. Divus Augustus 31.1拉丁语原文为“postquam uero pontificatum maximum, quem numquam uiuo Lepido auferre sustinuerat, mortuo demum suscepit”。

[21]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为公元前 200 年至公元前 196 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为公元前 172 年至公元前 168 年。

[22] 征服男性在希腊文化中被视为一种权力的象征,与现代人所理解的同性恋不一样。

[23]Cassius Dio. Historia Romana 53.1.3 古希腊语原文为“τό τε Ἀπολλώνιον τὸ ἐν τῷ Παλατίῳ καὶ τὸ τεμένισμα τὸπερὶ αὐτό, τάς τε ἀποθήκας τῶν βιβλίων”。

[24]Augustus. Res Gestae 20. 拉丁语原文为“Duo et octoginta templa deum in urbe consul sextum ex auctoritate senatus refeci nullo praetermisso quod eo tempore refici debebat”。

[25]Suetonius. Divus Augustus. 64.2 拉丁语原文为“extraneorum quidem coetu adeo prohibuit, ut L. Vinicio, claro decoroque iuueni, scripserit quondam parum modeste fecisse eum, quod filiam suam Baias salutatum uenisset”。

[26] 坎塔布里亚战争发生于公元前 29 年至公元前 19 年,坎塔布里亚位于西班牙北部,是最后一块尚未归属于罗马的西班牙地区。

[27] Suetonius. Divus Augustus 64.3 拉丁语原文为“nepotes et litteras et natare aliaque rudimenta per se plerumque docuit”。

[28] Ibid. 64.3 拉丁语原文为“ac nihil aeque elaborauit quam ut imitarentur chirographum suum”。

[29] Ibid. 拉丁语原文为“neque cenauit una, nisi ut in imo lecto assiderent, neque iter fecit, nisi ut uehiculo anteirent aut circa adequita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