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黄金时代的罗马皇帝

我们（罗马人）的历史，现在从黄金的帝国，衰退到了铁锈的帝国，就像（奥勒留死去）那一天的罗马人一样。

περὶ οὗ ἤδη ῥητέον, ἀπὸ χρυσῆς τε βασιλείας ἐς σιδηρᾶν καὶκατιωμένην τῶν τε πραγμάτων τοῖς τότε Ῥωμαίοις καὶ ἡμῖν νῦνκαταπεσούσης τῆς ἱστορίας.

——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Historia Romana 73.36.4

涅尔瓦·安敦尼王朝的后续

公元192年12月31日，康茂德被谋杀在皇宫之中，涅尔瓦·安敦尼王朝也正式灭亡。康茂德死后，因为没有皇储，帝国又陷入了能者居之的乱世。公元193年这一年被后世的人们称为“五帝之年”，顾名思义，在这一年期间，罗马帝国先后经历了五位皇帝。在康茂德死了之后，时任罗马城行政官（Praefectus urbi）的佩蒂纳克斯（Pertinax）被禁军拥立称帝。这一次的禁军没有给元老院自己投票选择皇帝的机会。

佩蒂纳克斯称帝之后，由于帝国财富空虚，他自己也没有足够的资产赏赐军队，于是他不得不选择拒绝给予禁军赏赐（Donative）。禁军士兵们对此怀恨在心，并在三个月之后，公元193年3月底，将佩蒂纳克斯杀死，而后开始将皇位公开拍卖，出价最高者便可获取皇位。

一位名叫尤利安努斯（Marcus Didius Julianus）的议员对皇帝的紫袍动了觊觎之心，他在众多竞拍者中，以最高的价格拍下了皇帝之位。公元193年4月初，尤利安努斯以每位禁军士兵两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高价，竞拍到了帝国的皇位。禁军士兵一共有一万五千人左右，每人两万塞斯特尔提乌斯，总计便是三亿塞斯特尔提乌斯。这一价格十分惊人，要知道塞斯特尔提乌斯为罗马高面值的铜币，也是除银币第纳尔外最为常见的货币计量单位。一位帝国军团士兵的年收入在图密善时期也才只有一千二百枚塞斯特尔提乌斯。

尤利安努斯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不过在他继位还不到半个月，就听到了一个噩耗。上潘诺尼亚行省的总督塞维鲁（Severus），在数个军团的拥戴下称帝了。而又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罗马城内的人们却又开始呼吁另一位将军入罗马城称帝。被人民呼吁的这位将军是当时的叙利亚行省总督尼尔（Niger）。

尼尔在得知罗马城“邀请”自己去继承皇位之后，马上便开始组织军队，准备向罗马进发。不过塞维鲁的潘诺尼亚行省却离着罗马更近，不出两个月，塞维鲁便已经带领大军兵临罗马城下。

事实证明，金钱购买不了禁军的忠诚。禁军士兵们犹如墙头草一般，见罗马城即将被塞维鲁的军队所包围，第一时间便冲进皇宫杀掉了尤利安努斯。据说尤利安努斯的遗言是：“我做错了什么？我谁也没杀过……”^[1]尤利安努斯死后，禁军拿着尤利安努斯的首级打开了罗马城门，邀请塞维鲁入城称帝。

尼尔在得知塞维鲁先他一步进入罗马城之后也不甘落后，他在叙利亚以及诸多其他东部行省的拥戴下，登基称帝。而此时，身在罗马的塞维鲁又得知了一个噩耗，高卢行省与不列颠尼亚行省拥戴了不列颠尼亚总督，阿尔巴尼乌斯（Albinus）称帝。罗马帝国瞬间被三位总督瓜分，形成西北部的阿尔巴尼乌斯，中部的塞维鲁，以及东部的尼尔。按实力排序的话，塞维鲁与尼尔旗鼓相当，阿尔巴尼乌斯最弱。所以身在不列颠的阿尔巴尼乌斯是尼尔与塞维鲁都想要拉拢的对象。

塞维鲁为了稳住阿尔巴尼乌斯，下了血本。他许诺，若阿尔巴尼乌斯在他和尼尔的决战中按兵不动，便收养阿尔巴尼乌斯为皇储。阿尔巴尼乌斯轻信了塞维鲁的承诺。公元194年，塞维鲁击败了尼尔，一统帝国的东部。然而阿尔巴尼乌斯却迟迟没有等来自己的皇储身份，不过此时他还抱有一丝期望。

公元196年，塞维鲁册立皇储，不过对象不是阿尔巴尼乌斯，而是塞维鲁的长子卡拉卡拉（Caracalla）。感觉受到欺骗的阿尔巴尼乌斯大为愤怒，他立刻在数十个军团的拥护下称帝。而塞维鲁也早就做好了准备，早早地获取了莱茵河军团的支持，从意大利出兵，与莱茵河军团形成掎角之势，把阿尔巴尼乌斯死死地扼制在了不列颠半岛。公元197年，塞维鲁击败阿尔巴尼乌斯，成为帝国唯一的皇帝，正式建立了下一个大一统的罗马帝国王朝：塞维鲁王朝。

关于塞维鲁王朝之后的故事，将会是另外一个话题，毕竟塞维鲁王朝时期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以及与之前的元首制早期王朝大不相同，不可同日而语。而关于不可同日而语的缘由，将会在下文中一一阐述。

屋大维缔造的皇权

屋大维建立元首制的前两百年间，涌现出了各色各样的皇帝。这些皇帝，有的骄傲自大，有的谦虚谨慎，有的征伐四方，有的贪图享乐。但是无论这些皇帝有着怎样的性格、爱好，以及身份，他们无一不面临着一个问题：皇权是什么，皇权的边界又在哪儿？

本书中，我们一共介绍了十八个皇帝的一生，从尤利亚·克劳迪王朝（五个），到四帝之年（三个），^[2]到弗拉维王朝（三个），再到涅尔瓦·安敦尼王朝（七个）。这些皇帝带给了我们很多故事，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罗马人眼中的皇帝，以及皇帝眼中的自己，究竟在帝国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屋大维眼中的皇权尚且与提比略眼中的截然不同，更不要提其他的诸多皇帝了。不过一代接一代的皇帝似乎也没有因为自己与之前的皇帝不同，就彻底对皇权本身丧失概念。屋大维无法预料后世的皇帝会把“奥古斯都”这一头衔的权力发展到何方，正如同后世的皇帝也无法复刻屋大维皇权的成功一般。

事实上，罗马人对待皇权的探索，就如同一群人摸着石头过河一样，其参与者并不仅仅是皇帝一人，也有元老院的议员，罗马的平民，行省的平民、总督，以及军队。两百年间，在这些多方势力的权力制衡之下，“皇帝”这一概念，才开始在罗马人眼中逐渐清晰。

屋大维一开始所建立的帝制，即元首制，其本质是在缔造一个“奥古斯都”的头衔，并且通过元老院这一最高决策机构，将所有共和国的主要权力都授予“奥古斯都”。囿于时代的背景以及政治格局，屋大维的改革依然还是在“通过元老院”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没有彻底摆脱共和国时期的传统与制度。虽然奥古斯都获得了可以凌驾元老院的权力，但是其实不难看出，此时的皇帝，还远远没有达到集权的地步。而在屋大维一生的统治之中，元老院也一直是屋大维忠实的支持者，他们帮助屋大维推行政策，管理行省，是帝国制度的中流砥柱。

不过精明的屋大维也并没有把所有的权力根基都寄希望于元老院，毕竟他是从长达百年的内战中爬出来的胜者，元老院的钩心斗角，掌握军权的议员野心的膨胀，这些对于屋大维来说都不陌生。这也是为什么屋大维索要了“保民官权力”“大祭司权力”，以及“前执政官权力（又或称为总督权力）”。这就给奥古斯都这一头衔又添加了两个权力的根基：人民与军队。

对于屋大维来说，保民官权力给予了他一票否决权，大祭司权力能够让他进一步地提升奥古斯都的神性，增加人民基础。这些无疑都是在尽最大限度拉开自己与普通议员的差距，从文化、宗教与社会地位上，让奥古斯都成为一个凌驾于元老院之上的存在。而前执政官权力，则可以让他牢牢地掌控军队，让各个边疆行省的军队都对奥古斯都宣誓效忠，避免出现议员掌控军权拥兵自立的情况。

作为元首制的缔造者，屋大维的判断在当时而言，无疑是十分周到的。他为了避免政治动荡，在不改变共和国原有体制的基础之上，温水煮青蛙地把权力集中在了“奥古斯都”这一头衔上。而屋大维所仰仗的三个利益集团：人民、军队、元老院，也为日后历代皇帝尝试的权力制衡埋下了伏笔。

元首制初期的皇权

在本书中讲述的三个王朝中，最具有“试验性”的王朝，无疑是帝国的第一个王朝，尤利亚·克劳迪王朝。屋大维的第二个继承人，提比略，就完全没有继承屋大维的衣钵。他既不受元老院尊重，也没有得到人民的爱戴。由于提比略是将军出身，又不善言语，自然在行政上插不上手，于是提比略选择了退隐到卡普里岛上，安度余生。

不过对于提比略来说，远离罗马，远离权力中心，就意味着要面临议员们团结起来把他杀掉的风险。毕竟共和国的内战才刚刚结束，他又不讨元老院与人民的喜欢，完全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平民派”议员，再一次振臂高呼，把他推翻。于是提比略选择把屋大维建立的、驻扎在罗马城郊外的禁军，搬到了罗马城内。对于提比略来说，皇权既是累赘，又是危险。他没有自己独立的统治机构，也没有元老院的支持，所以只有军队能保障他的统治。禁军统领这一角色也正式成为了权力制衡中的一环。赛扬努斯也成了第一个独揽大权的禁军统领。

从提比略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屋大维元首制的一些缺陷。其一，就是没有一个隶属于皇帝的统治机构，行政的大权实际上还是在元老院手上。其二，如果皇帝自身交际能力不高的话，将在执政方面举步维艰。其三，军队的存在本来是用来保护皇帝自身的安全，但是也有可能被反客为主，架空皇权。

这样的问题直至克劳狄乌斯时期才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克劳狄乌斯认识到了皇帝在帝国政务，以及管理行省上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了与元老院交好的重要性。为了避免重蹈卡利古拉的覆辙，克劳狄乌斯必须要加强皇权，但是同时又需要安抚军队和人民。从克劳狄乌斯时期开始，每位皇帝必将面临的困境也正式成形，那就是既要保障禁军的忠诚，又要与元老院和睦相处，还要能安抚民众。

克劳狄乌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谓费尽心力，他一方面远征不列颠，建立军功；一方面赏赐禁军，保障他们的忠诚；一方面向元老院示好，防止议员们谋反；一方面提拔平民、骑士与解放自由人，建立一个隶属于皇帝的行政机构。

克劳狄乌斯所建立的隶属皇帝的行政机构，主要由解放自由人担任。克劳狄乌斯有一套自身选拔解放自由人的标准，并且给解放自由人安排各种“非正式”的官职，来帮助皇帝统治。这一制度尚未有人明确命名，不过将其称为“解放自由人制度”或许不足为过。而克劳狄乌斯所建立的这一制度，虽然被尼禄所废，日后却成了所有隶属皇帝机构的雏形，比如图密善的皇宫政府，涅尔瓦·安敦尼王朝时期的“内阁”机构等。皇权，也从克劳狄乌斯时期开始明显扩大，元老院的权势也随之下降。

而尼禄，以及日后的康茂德，则是给皇权又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维度，那就是“兼职皇帝”。他们彻底地放弃了所有皇帝的职责，甚至身份，选择成为演员、歌手，以及角斗士等社会地位连平民都不如的职业。一天一地的反差，或许也间接地向元老院与后世的人证明了皇帝能够“为所欲为”到何种程度，当然，代价就是暴死于壮年。

元首制中前期的皇权

弗拉维王朝时期，皇权又面临了新的挑战。皇帝的出身不再是贵族，而是骑士。皇帝上台也不再需要经过议员们的同意，而是可以通过军队胁迫。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行省的军队对于总督的效忠程度，有时会超过皇帝，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以及韦帕芗，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三条无论哪一条，都颠覆了屋大维所构想的元首制蓝图，这也是为什么，从韦帕芗时期开始，皇帝不仅仅要制衡元老院与军队，还要确保地方总督的忠心，监督地方总督的军队，以及提高自己的社会、宗教、政治地位。

韦帕芗与图密善两位皇帝，便是把这些来自“皇权”的政治需求付诸行动的最好例子。韦帕芗与图密善都十分重视驻军行省总督的人选，并且往往只会任命那些对皇帝绝对忠诚的总督。二人也都牢牢地把禁军和边疆行省的军队抓在手中。只不过二人在对待元老院的态度上有所不同，或许这也间接导致了二人的结局大为不同。虽然图密善并非死于元老院之手，但是倘若元老院不愿意庇护那些凶手，或许他们不一定有勇气谋杀图密善。

从韦帕芗到图密善，元首制经历了一个皇权不断加强的过程。从韦帕芗开始，元老院议员便开始与行省军权逐渐分割。而图密善更是一点情面都不留给元老院，把所有议员都死死地控制在手里，上前线打仗也往往不仰仗总督，而是自己亲征，或者派遣自己的亲信将军。

元首制巅峰时期的皇权

涅尔瓦的继位，给罗马的帝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同时也是皇权彻底压过元老院前最后的共和国假象。涅尔瓦作为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好人，基本上在元老院内没有任何威严，这也导致议员们之间的争斗再次爆发。当面对立储这一问题时，元老院根本无法插手不说，皇帝更是被禁军堵在了皇宫门口，被迫交出之前承诺要庇护的人，并且血溅宫门。涅尔瓦身为议员，被其他议员指责无能，身为皇帝，被军队胁迫身不由己。

从涅尔瓦·安敦尼王朝开始，对于皇帝而言，军权的重要性开始彻底地压过元老院。虽然之前的皇帝也往往都是对军队和议员两头讨好，但是涅尔瓦却是第一个完全没有军权的皇帝，其统治的艰难也显而易见。

从图拉真到安敦尼·庇护的这几十年，是罗马帝国继尼禄之后，最巅峰的时期。这一段时期的五位皇帝，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庇护，以及奥勒留，被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称为“五贤帝”。从图拉真开始，罗马的皇帝基本上开始进入了一言堂模式。无论是图拉真、哈德良，还是安敦尼·庇护与奥勒留，他们都牢牢地抓住了军权，并且给足了元老院面子。

图拉真常年在外征战，但是行省的政务却也许多都要皇帝过问，所以图拉真也建立了隶属于自己的皇帝行政机构。这一机构在哈德良时期被打造成了类似于“内阁”一样的顾问组织，负责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皇权与其背后的政治机构开始逐渐完善。等到了康茂德统治期间，皇帝与其背后的势力已经具有了一定规模，皇权与元老院之间的天平也开始逐渐向一边倾斜。

不过对于元老院来说，只要皇帝能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他们也愿意配合皇帝治理帝国。毕竟对于那些家境殷实，出身贵族的议员们来说，执政官的头衔就足矣。而想要获取更高的权力，则必须要被“外放”到各地行省去吃苦受累，甚至还需要领兵打仗。并不是所有的议员喜欢去担任总督。而除非把元老院逼到迫不得已，否则他们也不会团结起来统一抵抗皇权。

何谓皇权

总结完了这三个王朝的皇权变化之后，我们再来回答本书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即“何谓皇权”？又或者说，“何谓罗马元首制时期的皇权”？这个问题也要分几个维度和几个时间段来回答。在元首制初期，即尤利亚·克劳迪王朝时期，皇帝就是元首，一个身份与地位胜于普通议员的议员。皇帝既是元老院中的一员，亦是超出元老院之外的存在。

对于其他议员来说，皇帝可以是政治盟友，也可以是政治对手，可以是庇护人，但是绝非我们常言的“君主”。此时的皇权，是一个“奥古斯都”的头衔，加上“理论上”帝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不过议员们通过担任总督，依然可以夺取皇帝的军权。

不过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元老院的地位与权势也在不断下降，皇权背后的军队、制度、机构也在逐渐增多。当到了涅尔瓦·安敦尼王朝时期，皇帝便不再是议员们中的一员了，而是一个拥有着独立行政体制拥护的最高执政位。此时的皇帝，是议员们不得不配合的政治盟友，是议员们必须合作的元老院之首。不过“君主”和“君臣”这一概念，依然尚未在罗马帝国诞生。

因为即便是在涅尔瓦·安敦尼时期的皇帝，也不能彻底废除元老院。虽然经历了两百年的权力削弱，但是元老院依然有着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并且至少名义上，依然具备着执政、立法、司法等权力。而实际上，隶属皇帝的机构也没有大到能覆盖整个帝国，所以无论是中高级军官，还是地方行省官员，仍有很多人是议员们的被庇护人与政治资源。

这也是为什么，涅尔瓦·安敦尼王朝作为元首制时期最昌盛的王朝，是所有王朝中对待议员最友善的王朝。除了哈德良以外，其他的几位涅尔瓦·安敦尼王朝的皇帝皆没有迫害任何一个议员。这也就导致了涅尔瓦·安敦尼王朝是三个王朝中，被神化皇帝最多的王朝，除了康茂德以外，所有的皇帝都在死后第一时间被神化了。

康茂德虽然在死后被元老院判处“除忆诅咒”（D a m n a t i o Memoriae），但是到了塞维鲁王朝时期，塞维鲁为了宣传自己皇位的正统地位，就把康茂德也神化了。这是第一次有被元老院恨之入骨的皇帝得到神化，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人神之间的皇帝

皇帝被“神化”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罗马人特色的概念。要了解罗马人对皇帝进行“神化”是怎么一回事，以及被神化后的皇帝在宗教、社会中有着怎样的影响力，我们不妨从“神化”这一概念的源头出发来了解。

神化这一概念源于古希腊的“ἀποθέωσις”（Apotheosis），直译过来便是“变神”。由于古希腊的城邦大多是王治（雅典是个例外），所以“天赐王权”这一概念在古希腊政治文化中十分根深蒂固。许多国王的族谱中，追溯到最古老的时期，往往都是某个奥林匹斯神，某个荷马史诗，或者传说中的半神。比如大名鼎鼎的亚历山大大帝，他的族谱上会表明他是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兼半神、阿基里斯的后裔。比如古帕加马王国阿塔罗斯王朝的国王们，皆自称自己是酒神狄俄倪索斯的后裔。再比如大名鼎鼎的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一世，便自称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

不同于罗马人，古希腊人的统治结构中，天然地融合了“国王拥有神性”的这一概念，而这也让统治者被“神化”的举动更加顺理成章。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开始，古希腊便陆续有国王因其生前的功绩，而被后世的统治者奉为神明，为其修神庙，立宗教，接受人们的祭祀与膜拜。

罗马人的政治文化中，却并没有“国王即神明”这一政治传统，自然“神化”的概念要显得更加突兀。其实，在罗马王政时代，许多罗马人还是接受统治者具备神性的这一观念的。比如传说中开创罗马城的埃涅阿斯就是半神。不过在推翻王治之后，共和国的传统中，就开始逐渐抵触这种文化，毕竟统治者是由上百名贵族组成的元老院，大家都整点儿神性出来，那就比比皆是罗马诸神了。

于是这种冠予一个人“神性”的文化，便不再出现在公共生活中，但是也一定程度上在私人的庇护制度和家庭结构中得到了保留。比如那些十分受人尊重的庇护人，会被自己的被庇护人尊称为“朱庇特在世”。比如许多子女，为了尊重自己死去的、道德高尚的父母，会把父母们尊为“Deus Parens”，即“神·父母”。而这一把父母神化的文化，反而成了罗马人“神化”的根据。

恺撒是第一个被公开“神化”的罗马人。而屋大维神化恺撒的行为，则可以理解为儿子对死去父母的最高尊重。不过由于公开神化太过于违背传统，所以就连屋大维也不得不通过元老院这个最高统治机构来投票决定。这也就奠定了元首制早期，“神化”皇帝的流程基础。

屋大维死后，提比略为了尊重父亲，也跟元老院申请了将屋大维神化。于是神化的这一行为，也正式成为了罗马人对于那些建立丰功伟业的统治者的一种尊重。然而只是尊重，绝非崇拜。虽然有不少罗马史料都曾尊称恺撒与屋大维等人为“神”，不过在大部分语境之下，他们与凡人无异。

这也就意味着，对于罗马人来说，所谓的“神化皇帝”，是对先皇的一种尊重，是元老院对皇帝作为的一种肯定。那些为神化皇帝所建筑的神庙，宗教祭祀等行为，其“表忠心”的成分要大于“宗教信仰”。

不过罗马帝国内，却不仅仅有罗马人，还有希腊人、小亚细亚人、埃及人、西班牙人、高卢人、日耳曼人、叙利亚人、不列颠人等。而罗马人只是诸多民族中人数最多的，但是远远达不到整个帝国人口的大多数。虽然中国历史中也有许多不同文化、信仰、传统的民族，但是中原领土依然主要以汉人为主，并且占据了人口的大多数。而罗马帝国全然不是如此，因为帝国中间有一个名叫地中海的“内海”，把整个帝国的领土割裂开。无论是文化渗透，语言同化，还是制度管理上，都有着极大的困难，这也导致，虽然拉丁语是“官方”语音，但是大多数民族依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化。

那么在各地行省修建的神庙对于行省的人民来说，自然与罗马人不一样。事实上，在东部行省，罗马皇帝的“神性”对于希腊人来说，再理所当然不过。他们认同这种统治者神化的文化，自然在东部各地的神庙中，把皇帝当作一个半神来对待。

而对于日耳曼人和高卢人来说，由于文化差异太大，他们对于皇帝为神的认知几乎没有什么深刻的概念。所以建立神庙，组织庆典，行使祭祀等行为的频率远远低于东部行省。或许这也是为什么，罗马帝国的西欧地区以及多瑙河地区，是孕育篡位者的“温床”。如温德克斯、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西威利斯、萨图妮努斯、图拉真等人，皆出自这些所谓的“蛮人”行省。

一言以蔽之，罗马的皇帝，是介于“凡人”与“神”之间的存在。而复杂的地方在于，在凡人与神的“人神光谱”上，在帝国不同的地区，皇帝会处在完全不同的位置。对于罗马人来说，皇帝无疑是更贴近凡人的，而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则更具备神性，介于人与神的正中间。至于对于自古便把统治者奉为“活神”的埃及来说，皇帝的“神性”则无疑更靠近神了。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卡利古拉、尼禄都曾动过迁都亚历山大城的念头，毕竟在埃及，皇帝所受到的待遇将与法老无异。这或许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就是不同行省眼中的罗马皇帝，究竟有多大的差异。

“黄金时代”为何结束

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在爱德华·吉本看来，是公元96年至公元180年，从涅尔瓦到奥勒留的这八十四年。不过从广义上来说，则是元首制建立最初的前三个王朝，即尤利亚·克劳迪王朝，弗拉维王朝，以及涅尔瓦·安敦尼王朝。

不同的人对于“黄金时代”的定义，或者对于“黄金时代”一词所归属时期的看法自然略有不同，不过纵观罗马帝国的历史，无论是疆域、国家安定程度、军事实力与周边邻国的对比，还是文学和艺术发展，以及经济稳定程度，罗马帝国从屋大维到康茂德期间的这一段岁月，无疑都是后世罗马人最向往的时期。

在这一时代，罗马帝国尽管已经成了地中海的霸主，但是其疆域与领土依然在不断扩张，维持着共和国时期的扩张态势。屋大维建立的日耳曼行省，克劳狄乌斯的不列颠尼亚行省，图拉真的达契亚行省，等等。罗马帝国的经济条件，军队实力，以及能够在守疆的基础之上继续开拓，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政治奇观。纵观古典历史，少有帝国能在建立之初的两百年间不断开疆拓土，而像罗马人一样，从共和国时期便不断扩张，持续扩张长达五百年的更是独一无二。故，从军事发展、国泰民安、疆域统一的角度出发，元首制的前三个朝代是当之无愧的“黄金时代”。

在许多当代与后世文学家眼中，“黄金时代”则指的是共和国晚期到尼禄时期。而从韦帕芗到奥勒留时期则被称为“白银时代”。康茂德之后则是“锈铁时代”。其原因则是，在这三个朝代间，受益于帝国安定的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实力，罗马人的文学、诗歌、艺术作品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著名的诗人、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戏剧学家、哲学家数不胜数。我们后世耳熟能详的诗人维吉尔（Virgil）、贺拉斯（Horace）、卢肯（Lucan），历史学家李维（Livy）、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塔西佗（Tacitus）、普鲁塔克（Plutarch）、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阿利安（Arrian）、阿庇安（Appianus），文学家奥维德（Ovid）、佩特洛尼乌斯（Petronius），自然科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与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哲学家塞涅卡（Seneca）、马克·奥勒留，建筑学家维特鲁威（Vitruvius），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这一时代集结了帝国历史上诸多赫赫有名的大家，也为后世的学者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故从艺术、文化、知识的发展角度出发，亦是为人称道的“黄金时代”。

那么罗马的“黄金时代”为什么会结束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非在一朝一夕下戛然而止。“黄金时代”这一称呼，是后世给这一时代的美誉。生活在康茂德时期，或者塞维鲁时期的罗马人，是不会意识到自己从“黄金时代”进入了“锈铁时代”的。

许多人把康茂德继位看作是黄金时代的结束，不过与其把一个“时代”的罪名都归于一位皇帝，我们不妨深入地、客观地分析一下，究竟塞维鲁王朝，以及后世元首制皇帝们，与之前的王朝有着怎样的不同。

首先，就是皇帝与元老院之间的权力平衡，在塞维鲁时期几乎不复存在。其中的缘由不难理解。明眼的读者或许已经察觉到了，罗马皇帝的出身，从尼禄死了之后就开始不断下降，先是出现了骑士家族出身的皇帝，而后出现了非意大利出身的皇帝，最后到了涅尔瓦·安敦尼王朝时期时，所有皇帝的家族，在祖辈上，都是平民家族，且故乡皆不是罗马城。

平民、骑士、贵族之间的社会阶级差异，或许可以通过提拔为贵族，积累财富等行径快速扯平。但是其家族的人脉，对待传统价值观的态度，以及对待共和国权贵的观念，却是一两代人之间无法弥补的。

元首制的发展越往后，皇帝的出身就越低，而反观元老院，则一直都不乏共和国时期便存在的百年贵族。几十个贵族家族所积累的政治资源都能压过皇帝。这也是为什么，优秀的皇帝需要交好元老院，而不善言语的皇帝则通过军队自保。涅尔瓦·安敦尼王朝，便是皇帝与元老院相安无事，且皇权压过议员的最好典范。

不过塞维鲁王朝，则与之前的三个王朝都截然不同。先从皇室的背景以及其政治手腕开始说起吧。塞维鲁皇帝出生于北非的大雷普提斯城，在意大利几乎没有任何政治资源与人脉。他的母语甚至都不是拉丁语，而是出生地附近的布匿语方言。虽然他接受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育，但是他说拉丁语依然带有北非口音。换言之，他之所以能担任皇帝，全凭借的是军权与人民的支持，没有任何元老院与贵族背景。他也可以被看作是元首制建立以来，第一个元老院贵族体制外的皇帝。

非议员，非意大利居民，又非贵族的出身对于塞维鲁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只要他有军队的拥护、人民的支持，那么元老院的议员们，以及帝国传统的那些繁文缛节，都无关紧要。这一点很好地体现在了塞维鲁王朝皇帝们的统治上。愿意配合的议员，就留着，不愿意配合的议员，杀就杀了，无关痛痒。事实上，元老院的存在在塞维鲁眼中就无关紧要。他把大量统治帝国的职务分给了自己军中的将领，建立了元首制的第一个军队独裁的王朝。

也正是从塞维鲁王朝开始，元老院的权力开始快速缩水，不再具备和皇帝制衡权力的实力，退出了帝国实权争斗的舞台。罗马帝国的疆域，也从塞维鲁王朝开始，进入彻彻底底的守势，且应接不暇，帝国的版图，也开始逐渐缩水。

而由于对军队的依赖，帝国财政支出的赤字也在塞维鲁王朝被推上了巅峰。前文曾零星地提及过银币含银量降低的问题。不过在屋大维到奥勒留期间，都还停留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在塞维鲁王朝期间，银币的含银量开始急速下滑。

塞维鲁王朝的皇帝们为了保障军队的忠诚，翻倍地给士兵们涨工资，发赏赐。然而农耕社会，税收又怎会无故翻倍？于是从塞维鲁和卡拉卡拉开始，他们决定大幅度地降低银币的含银量，进而铸造更多的银币发放给军队。屋大维时期的一枚第纳尔，含银量接近百分之百，涅尔瓦·安敦尼时期的含银量也在百分之八十五上下，然而到了塞维鲁时期，第纳尔的含银量在十几年间，降到了百分之五十。

军队固然在当时领到了巨额的赏金，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恶性循环的通货膨胀。罗马人的货币是以金币银币为基础的“信用货币”。所有铜币的价值，都是基于能兑换（具有价值的）银币的基础之上。银币如果不值钱了，铜币就更加一文不值了。在这种情况下，格勒善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定律，开始在罗马帝国的经济上反复上演。

皇帝为了加大流通货币，不断铸造新的银币，不断导致含银量更高的银币不被流通，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整个货币制度陷入了恶性循环，帝国的经济也开始每况愈下。

军队即皇权的背景下，塞维鲁皇帝的存在也给了许多其他总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信心。也正是从塞维鲁王朝开始，“神化”不再是殊荣，而是常态。记得前文曾在注脚中提到过，对于塞维鲁王朝往后的皇帝而言，“神化”代表的不再是来自元老院的尊重，而是单纯的一个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工具，“神”这一头衔，也最终沦为皇帝诸多头衔中的一个。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塞维鲁王朝自然也就被卡西乌斯·狄奥归类到了“锈铁时代”里。塞维鲁王朝的政治局势、民情，以及经济发展，都与“黄金时代”迥然不同，故不能再同日而语。罗马帝国元首制的“黄金时代”，也在涅尔瓦·安敦尼王朝的覆灭，与塞维鲁王朝的诞生中，落下帷幕。

元首制的兴衰

塞维鲁王朝在公元235年覆灭，随后因为军权至上的政治环境，帝国各个地区的军队领袖都开始拥兵自立，谋取皇权。公元235年至公元285年，罗马帝国陷入了长达五十年的内战。元首制的这一时期，被后世史学家们称为“3世纪帝国危机”，又称“军阀皇帝的时代”。在这一时代，罗马帝国各个行省先后涌出了无数篡位者。被史书列为大一统政权“皇帝”的人便有高达二十六位，而那些自立称帝的篡位者更是数不胜数，粗略估计便有四五十名。这五十年间，平均每年就会有一到两个军阀称帝。

公元285年，一位名叫戴克里先的将军夺取了皇帝之位，随后他扫清所有政敌，统一帝国。在统一帝国之后，为了巩固皇帝的绝对权威，他废除了旧日的元首制。皇帝的登基不再需要元老院的许可，彻底建立了一个帝制政府，所有官僚以戴克里先为主，上至总督，下至地方，全都由皇帝及其下属权威任命。元老院虽然没有被彻底废除，但是也彻底沦为了“荣誉头衔”，成为皇帝身边的几百个花瓶。这既是时代对元老院最后的怜惜，也是罗马人在饱经战乱后的妥协。

君主制下，皇帝与凡人的区别极为鲜明，帝国内的所有人民必须尊称皇帝为“我们的主人”（Dominus Noster）。所有官员臣子见到皇帝时，必须俯首称臣，行下跪礼。从这一刻起，“君主”的概念，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战火淬炼下，出现在了罗马人的政治文化中，而戴克里先所创建的这一制度，亦被后世史学家们称为“君主制”。

元首制之所以沦落至此，是制度的落后，是历史的必然。屋大维所建立的元首制，是基于共和国的体制，然而共和国体制终究是一个无法承载帝国庞大疆域的制度。从“黄金时代”的罗马身上我们也不难看出元首制的许多不完善，所以每个皇帝的个人执政权限才会出现时大时小的情况。可以说元首制中的皇帝虽然不断地在削弱元老院，但是又无法与元老院彻底割舍。皇权与议员形成了一种畸形共生，却又相互损害的关系。而当军队成为皇权唯一倚仗的那一刻，元首制的寿命也注定随之终结。

尽管元首制最终走向消亡，但是相信我们仍然会记得元首制最初，那些努力过、挣扎过、奋斗过、享乐过的皇帝们。相较于君主制下，体制分明的皇权，元首制下那些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探皇权边界的皇帝们或许更千变万化，不拘一格，各领风骚。他们中有传统大使屋大维，历史学家克劳狄乌斯，演员歌手尼禄，贪吃赌徒维特里乌斯，敛财商人韦帕芗，文雅诗人涅尔瓦，云游猎户哈德良，哲学家奥勒留，角斗士康茂德，等等。他们是帝国的凡人，亦是帝国的神。他们创造了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也向我们呈现了一位位别具一格的奥古斯都。

[1]Cassius Dio. Historia Romana 74.17.5 古希腊语原文为“καὶ τί δεινὸν ἐποίησα; τίνα ἀπέκτεινα”。

[2] 韦帕芗算弗拉维王朝的皇帝之一，故四帝之年的三个帝王是：加尔巴、奥托以及维特里乌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