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重用尉缭
秦王政是个性情暴躁的人，朝中大臣无一人敢评论他的人品和长相，除了一人，此人便是尉缭，那么，尉缭是谁？
尉缭是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姓失传，名缭，战国著名军事家。他是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来到秦国的，此时秦王政已亲秉朝纲，国内形势稳定，秦王正准备全力以赴开展对东方六国的最后一击。
当时的秦王政志在统一六国，秦国的实力也完全可以消灭六国中的任何一个，但是一旦六国联合，就难以预料了。所以，如何让六国不再“合纵”，是秦王政苦恼的问题，只要六国不联合，秦国就能以千钧之势，迅速制服六国，统一天下。秦国素来擅长离间东方国家，且屡试不爽，李斯也在着手这件事，但是眼下急需更为有利的方法。
自古以来，统一六国是从未出现的事，秦王政也自知其难度，更不想打无准备之战。
另外，当时摆在秦王政眼前的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虽然秦国战将如云，但真正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家却没有。那么，靠谁去指挥这些只善拼杀的战将呢？如何在战略上把握全局，制订出整体的进攻计划呢？这是秦王非常关心的问题。他自己出身于王室，虽工于心计，讲求政治谋略，但没有打过仗，缺乏带兵的经验。李斯等文臣也是主意多，实干少，真要上战场，真刀真枪地搏杀，一个个就都没用了。
尉缭一到秦国，就向秦王献上一计，他说：“以秦国的强大，诸侯好比是郡县之君，我所担心的就是诸侯‘合纵’，他们联合起来出其不意，这就是智伯（春秋晋国的权臣，后被韩、赵、魏等几家大夫攻灭）、夫差（春秋末吴王，后为越王勾践所杀）、渭王（战国齐王，后因燕、赵、魏、秦等联合破齐而亡）灭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爱惜财物，用它们去贿赂各国的权臣，以扰乱他们的谋略，这样不过损失三十万金，而诸侯则可以尽数消灭了。”一番话正好说到秦王最担心的问题上，秦王认为此人很有谋略，就是自己在寻找的谋臣，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仅如此，为了表达对他的重视，秦王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
尉缭不愧为军事奇才，不但能掌控全局，制定出出奇制胜的战略决策，还善于识人察人，虽然他与秦王接触时间不长，但是他已经判断出秦王“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在困境中可以谦卑待人，得志于天下以后就会轻易吞食人，假使秦王得志于天下，那么天下之人都会变成他的奴婢，绝不可与他相处过久”的结论。
这是秦王政第一次听见有人在公开场合这样评价他，一语道破其性格本质，后来秦王政在一统六国后的所作所为，确实与尉缭所言毫无二致。
尉缭认清秦王嬴政的本质，便萌生离去之心，不愿再辅助秦王，并且说走就走。幸好秦王发现得快，立即将其追回。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像尉缭这样的军事家如何能让他走？于是，秦王嬴政发挥他爱才、识才和善于用才的特长，想方设法将尉缭留住，并一下子把他提升到国尉的高位之上，掌管全国的军队，主持全面军事，所以被称为“尉缭”。
现在，心存余悸的尉缭不好意思再生去意了，只好死心塌地地为秦王出谋划策，为秦的统一做贡献。
在具体的战术上，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如在列阵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阵”。这样的阵法，错落有致，便于指挥。这一点在今人能见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可以得到证明。
当然，作为与嬴政不同的人，尉缭对战争的具体行为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军队不应进攻无过之城，不能杀戮无罪之人。凡是杀害他人父兄，抢夺他人财物，将他人子女掠为奴仆的，都是大盗的行径。他希望战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越小越好，甚至提出：军队所过之处，农民不离其田业，商贾不离其店铺，官吏不离其府衙。另外他还希望靠道义、靠民气来取得战争的胜利。
这些主张与秦王嬴政的思想显然是矛盾的。所以，在统一战争的具体进行过程中，秦王与尉缭会不止一次地发生冲突，在具体的战役中，秦王不让尉缭参与，而是亲令受其思想影响严重的秦军将领们依照秦国一贯的残暴手段打击六国。所以秦军将领们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个个都留下了“美名”，如王翦、王贲、李信、蒙武、杨端和、内史腾、辛胜等，而身为国尉、执掌全国军队的尉缭却在此时出现空白。
尉缭将自己的军事思想编撰在《尉缭子》一书中。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兵书，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疑古派一直认为《尉缭子》是伪书，《尉缭子》也被长时期的冷落，自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文献证明《尉缭子》并非伪书。
《尉缭子》一书，对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性质归属历代都颇有争议。一说《尉缭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时的隐士，一说为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一般署名是尉缭子。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书中杂家类著录《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类著录《尉缭》三十一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说明此书在西汉已流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
《尉缭子》从人性论的视角考察了人的心理，提出了不少精辟治国思想，如“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后一句话可以作为尉缭子经国治军思想的总纲领。《尉缭子》受到《六韬》或者当时其他黄老道家治国理论的影响，提出治国应当使人无欲，无欲则没有争夺，没有争斗就没有犯罪和战争，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即“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图图空”。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尉缭子》是战国晚期论述军事、政治的一部著作，共五卷二十四篇，南宋刻行的《武经七书》版本最早。《汉书·艺文志》杂家收录了《尉缭子》二十九篇。唐朝初年的《群书治要》中节录了《尉缭子》四篇。1972年，山东临沂的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也有和《尉缭子》相符的竹简书六篇。从这几篇的情况来看，现在流传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删节和讹误，篇名常和竹书不合，但基本上没有后人增加的内容。
《尉缭子》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其理论水平很高。后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对研究战国时代的军法颇有帮助，所以有人把此书作为兵书来看待研究。
《尉缭子》的思想大体上接近法家，反对孔孟的亲亲原则，主张用严刑峻法治国和治军，某些思想显得非常残暴，全文处处可见“诛杀”这样的词汇，并且大力倡连坐保甲制度。有意思的是尉缭却非常推崇德、仁义，提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告诫君主“杂学不为通儒”，言外之意他的理论才是最有用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