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与《韩非子》
秦王政是个勤于政事的人，而在闲暇时光，他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学习，在宫廷之中，各个学派的学者层出不穷，大家都在兜售自己的治国思想，但秦王政却单单对李斯的法家思想感兴趣。其实，李斯本师从于荀子，在吕不韦看来，李斯是儒家学派的后生，这也是吕不韦让李斯去当议郎的原因，他希望李斯能以儒家思想影响秦王政，但出乎他的意料，年轻的秦王政已经决定运用法家思想来治国。
不过，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秦王政发现李斯的思想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理论需求了，他后来又找到一些新的著作来研读，其中就有《韩非子》。韩非为韩国公子（即国君之子），汉族，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韩非师从荀卿，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静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身为韩国公子（韩桓惠王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非常悲愤和失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后来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秦王嬴政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便马上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原本不重用韩非，但此时形势紧迫，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政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然而韩非却未被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谏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嬴政认可了他们的说法，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秦王政在韩非入狱之后后悔了，便下令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已晚。（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主张变法。
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未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对于政治，韩非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蠹”，防“八奸”。（《韩非子·八奸》《韩非子·五蠹》）所谓五蠹，就是指：学者（指儒家）、言谈者（指纵横家）、带剑者（指游侠）、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所谓“八奸”，就是指：“同床”，指君主妻妾；“在旁”，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孤愤》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所著的书篇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写道：“孤愤，愤孤直不容于时也。”后以“孤愤”谓因孤高嫉俗而产生的愤慨之情。韩非子认为：有才智有谋术之人明察秋毫，听候任用，并且能照明执大权者不可告人之事；能执法之人刚劲正直，听候任用，并且能矫正执大权者奸邪的行为。所以有才智有谋术又能执法的人一旦得到任用，那么官贵权重之臣必然在法律准绳以外。这是有才智能执法之人与掌大权者，不可以两存的仇怨啊！
即有才智有谋术之人，一定有远见并且能明察，不能明察，就不能照亮私暗处的奸邪；能执法之人，一定坚强毅力并且刚劲正直，不刚劲正直，就不能矫正奸邪。臣子遵照法令来治事，按照法令来治理百官，不能说是执掌大权之人。执大权者，无视法令而擅自作为，违背法令从而有利于自己，耗费国力以便宜自家，他的权力能够控制君王，这就是执掌大权之人。
万乘大国的祸患：大臣的权重；千乘小国的祸患，对身边的近臣太信任；这是君王共有的祸患啊。况且臣子犯大罪，君王有大的过失，臣子和君王的利益是不一样的啊。怎么样来说明呢？便是：君王的利益在于有才能的而任用为官，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才能而得到官职；君王的利益在于有功劳而赏赐爵禄，臣子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而得到富贵；君王的利益在于广交豪杰各用其能，臣子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因此国家土地被削弱而大臣的封邑富裕，君王地位卑下而大臣地位贵重。所以君王失去权势而大臣得到国家，君王更换对拱卫王室之臣的称呼而宰相有剖分信符的权利。这就是臣子欺骗君王求便于私利的目的啊。所以当政掌权的大臣，在君王权势变化时而依然得宠的，十个之中竟没有二三人。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人臣子的罪过太大啊。臣子中有大罪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欺骗君王了啊，他们的罪行应当处死啊。有才智之士能远见因而畏惧将至之死，必然不追随掌大权者啊；有贤能之士修身廉洁因而羞于与奸臣一起欺骗君王，必然不追随重权之臣啊。因此这些掌权之众，不是愚蠢便是不知祸患的人，必然不廉洁并且不躲避奸邪之人啊。大臣依靠这些愚蠢腐败之人，对上和他们一起欺骗君王，对下和他们一起坐收渔利，结党营私，串通一气，迷惑君王败坏法纪，以此扰乱民众，使国家临危削弱，君王忧劳受辱，这是大罪啊。臣子有大罪而君王不禁止这些罪行，这是大的过失啊。如果君王居上有大的过失，臣子在下有大的罪行，想求得国家不灭亡，不可能做到的啊。
在阅读这些内容后，秦王政拍案而起，在内心产生深深的情感共鸣，但在后来阅读《五蠢》，他又将自己的思绪拉到正轨上。
《五蠹》全文近四千七百字，是先秦说理文进一步发展的作品，可以反映出韩非文章的一般特点。作者举出了大量的事实，于对比中指出古今社会的巨大差异，论据充分，词锋锐利，推理事实切中肯綮。以下是《五蠹》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