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与现在的界限

由于过去并不能完全说明现在，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历史的解释毫无用处吗？奇怪的是，今天我们应当能够提出这个问题。

不久以前，答案还几乎是完全现成的。“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密芝勒在《人民》一书的开篇如是说。那是一本不错的著作，但带有写作时那个时代的焦躁气。在密芝勒之前，莱布尼茨就已着手研究历史，并有所得益，他说：“必须在事物过去中找到它的根源，唯有了解事物的原因，才能更好地了解其实际状况。”

但是，自莱布尼茨和密芝勒以来，事情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已难以估量地扩大了几代人之间的心理差距。电气时代、飞机时代的人们或许有几分理由感到自身与祖先离得更远了，有人甚至不明智地断言，前人对我们已毫无影响可言。在机械论者的心中还潜伏着一种现代主义的曲解：要操纵和修理发电机难道还有必要先精通伏特的流电学理论吗？这种类比毫无疑问是蹩脚的，但它的确使不少头脑机械的人接受了这种看法，这时就使人们容易相信：了解先辈丝毫无助于了解和解决当前人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史学家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也为现代主义的风尚所左右。在史学界也发生了新旧割裂的变化，为什么史学家却没有感觉到呢？昨天的有关稳定的货币体制和金本位的观点，在各种政治经济学的手册里还能作为时下的标准吗？对近代经济学家而言，这些观点属于当代还是属于充满腐臭味的历史呢？

在这些混乱的观念背后，仍能发现一些更为连贯的概念，至少在表面上，这些观念以其简洁对某些人颇有吸引力。

在逝去的漫漫时光中，似乎总有这么一个短暂时期，其开端相对而言距今并不久远，其结局与我们的时代巧合。无论是其引人注目的社会、政治特征，还是物质设施、文化情调皆与我们的世界没有任何重大的差异。总之，它与我们具有显著的“同时代性”，并由此产生出与过去不同的长处和短处。我年轻时，有一位年迈的高中教师曾对我们说：“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现在人们不会说“自1830年以来……”，因为“七月革命”在今人看来已成遥远的时代。没人会说“一切都是政治学”，倒是有人会以恭敬的口吻说：“一切都是社会学”，或以不那么恭敬的口吻说：“一切都是新闻学”，而不少人会欣然重复：自1914年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然而，他们将历史学驱逐出境的理由却未必十分一致。

有些人认为，对最近的事件不可能作出真正客观的研究，只因为它们是最近发生的，他们希望，这样一来，当前争吵不休的问题就不至于玷污克里奥女神的贞洁。在我看来，这正是我那位老教师的想法。这样，就把我们的自控能力看得十分低下。他也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即一旦触动感情之弦，就无法用以数字计算的编年法来划清过去与现在的界限。我刚到朗格多克的高等中学当教师时，那位善良的顶头上司以教育总管的身份警告说：“谈到19世纪的历史并没有什么危险，但涉及宗教战争时，你可得十分当心！”确实，在讲台前，若无抵御当代病毒的勇气，即使你是在评论《伊利亚特》或《罗摩衍那》，也难免要遭到当代思想毒素的侵袭。

与此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不无理由地认为，完全可以对当代社会进行科学的研究。然而，他们承认这一点，仅仅是为了研究某些分支学科，而这学科与以过去为对象的学问截然不同。例如他们以几十年的时限为依据进行分析，并宣称已了解了当代的经济体制。总之，他们显然是把我们的时代视为与过去完全脱离的，并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许多仅仅对历史怀有好奇心的人，也本能地采取这种态度。他们对遥远的历史之所以有兴趣，只是因为把它当做无关痛痒的精神奢侈品。一方面，一小群古董迷带着恐怖的笑容揭开死神的裹尸布；另一方面，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时事评论员则成了现实生活的唯一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