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由今知古

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我曾说过我和亨利·皮雷纳一同去斯德哥尔摩游览的逸事。快到那里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们先参观什么地方呢？好像那里新造了一座市政大厅，我们先看那里吧。”似乎是为了打消我的惊愕，他又说：“如果我是一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这种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确确实实反映出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虽然他们的气质有时显得冷漠，但出色的历史学家无不具备这种素质。尽管浮士蒂尔和麦特兰文风很简朴，但他们也同密芝勒一样热爱生活。或许，这种素质是仙女的礼物，除非在摇篮中得之天授。自然，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不必经常运用和发展这种素质。举出与当今世界经常保持联系的例子，我想亨利·皮雷纳是再恰当不过了。

只有置身于现实，我们才能马上感受到生活的旋律，而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情景，要依靠想象力才能拼接成形。我多次读过或叙述、描绘过战争，可在我亲身经历可怕而令人厌恶的战争之前，我又是否真正懂得“战争”一词的全部含义呢？军队被包围，国家遭惨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亲身感受到1918年夏秋胜利的喜悦之前（啊！虽然胜利的芬芳不会完全一样，但我仍衷心渴望它再次重现），我是否真正理解“胜利”这美丽的词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呢？最终，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若对活着的人一无所知，那么，我们用以描绘古代观念和已消亡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名词，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如果以一种谨慎的、批判的态度来取代本能的印象，以此来考察历史，那么其价值将成百倍地增长。我想，一位数学家的伟大，并不因为他对现实世界懵然不知而有所减色；但是，一个学者如若对周围的人、物或发生的事件漠不关心的话，那么，如皮雷纳所言，应该将他称为古董迷，他还是明智一点，还是不要自称历史学家为好吧。

而且，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

如果认为，史学家考察历史的顺序必须与事件发生的先后完全吻合，那真是个极大的错误。虽然，他们事后会按历史发展的实际方向叙述历史，但在一开始，却往往如麦特兰所言是“倒溯历史”的，这样更为便利。任何研究工作，其自然步骤往往是由已知推向未知的。当然，这也不是说时代愈近文献资料愈详尽，例如，我们对公元10世纪时期西方历史的了解，就远不如对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的了解。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对而言，时代愈近，事情就愈清晰。如果机械地由古及今研究历史，我们就可能为寻求现象的起因而浪费时间，结果，那些所谓的起因也或多或少是想象的产物。正当需要谨慎运用倒溯研究方法之时，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却忽视了这种方法，因此，他们有时也会犯些奇怪的错误。浮士蒂尔·德·古朗治毕生研究他所谓封建制度的“起源”，我恐怕他只是提供了一幅模糊的景象，由于受第二手资料的错误引导，他给农奴制的起源涂上了一层完全虚假的色彩。

为了阐明历史，史学家往往得将研究课题与现实挂钩，这种事例比人们的通常想象要多得多。前面已经提到，法国农村地貌某些基本特征的形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然而，为了说明那些指引我们探索渺茫的起源所必需的稀有资料，为了能提出正确的问题，甚至为了知道我们究竟在谈些什么，就必须确立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先得考察和分析现在的地貌状况。只有通过现在，才能窥见广阔的远景，舍此别无他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追寻历史源头之时要把永远静止不变的景象强加给每个阶段，史学家所要把握的正是它在每个阶段中的变化。但是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为了重构已消逝的景象，他就应该从已知的景象着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

只有一门科学，它既要研究已死的历史，又要研究活的现实，这门学科该如何命名呢？我在前面已论述了，为什么“历史”这个古老的名词是最为合适的。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它使我们想起先辈那些动人心魄的丰功伟绩，（与时下某些偏见相反）我建议将历史学的范围延伸到当代，但这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的专业争地盘。人生有限，知识无涯，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难以穷尽所有人类的经验。有些人主要研究当代事务，有些人则主要专攻石器时代或埃及学，我们仅仅想提醒二者，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依据一门科学的对象来对该学科加以定义，但却可以凭借恰当运用于该学科的方法之性质来确定其范围。

最后，研究历史的手段是否要由于课题的靠近现实或脱离现实而截然不同呢？这样，也就自然提出了历史考察的全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