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证据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图里邑人氏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公之于世，是为了保存人类已取得的那些伟大成就，使其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不使希腊人和异邦人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失去应有的光彩。”这是西方第一部史书的卷首语。这部书流传至今，只有少许残阙。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把希罗多德的《历史》与法老时代埃及人放在墓穴中的游记加以比较，然后，对比一下这两大范畴的原型，将史学家所掌握的形形色色史料加以划分，就可以看到，第一组的证据是有意的，而第二组则不是。
为了寻找资料，我们阅读希罗多德和佛罗莎特的史著、霞飞元帅的回忆录，以及当时英德两国报纸就护航舰在地中海遭袭事件所作的截然相反的报道。我们所做的，正是作者希望我们做的事。另一方面，《死者书》中的信仰表白，是为了让危在旦夕的人向神吟诵。湖边的居民把垃圾倒入附近的水中，只是为了棚屋的清洁，而今日的考古学家却要把这些东西复原。罗马教廷的豁免令被小心翼翼地藏在修道院的保险箱里，也只是为了有朝一日与那位胆敢干预教义的主教摊牌。上述各种行为根本就没想到要影响当时或后来的历史学家的看法。在1942年的今天，中世纪史学专家可以查阅意大利卢卡的西丹姆家族的商务通信档案，然而如果他竟敢去动一动当今金融家的档案，就会被他们斥为胆大妄为。来源于叙述的资料（让我们沿用这个雕琢而神圣的习语），也就是那些有意要影响读者的记载，仍然对学者的研究具有价值，它还有另一个好处，尽管这些叙述不够连贯，但通常只有这类资料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编年的框架。要是没有希罗多德的记载，史前史专家和印度史学者该怎么办呢？然而，在发展的进程中，历史研究无疑认为第二类史料更为可靠，也就是那些目击者无意识记下的证据。我们只要将洛林或尼布尔所著的罗马史与当今一些简短的罗马史论文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前者的大部分史料取自李维、苏托尼阿斯和弗洛鲁斯，后者的主要依据则是古代的铭文、纸草文书和古币。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重新完整地揭示历史的横断面。所有的史前史、经济史和社会结构史的研究概不例外。即使在今天，我们更想搞到的不正是官方的内部文件和绝密的军事报告，而不是那些1938年、1939年的所有报纸吗？
这并不是说第二种类型的史料不会出错或作伪。有许许多多伪造的训令，大使的报告和商务信件的内容也未必全部真实可信。就算有这种欺骗行为，至少它也不是要蓄意欺骗后人的。而且过去无意中留下的遗迹还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考辨史实的真伪，也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无知或失实这类绝症。若不是借助这类史料，当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过去之时，难免会成为当时的偏见、禁忌和短视的牺牲品。中世纪史专家就会认为农村公社无足轻重，因为中世纪作家很少谈及农村公社；他们就会忽略强大的宗教势力，因为在当时的文献中这类记载的重要性远不如贵族战争。总之，求助于密芝勒所喜爱的形象，史学将不再是旧时代的大胆探索者，而成为旧编年史家亦步亦趋的门生。
而且，即便急于要找到证据，我们首先注意的也不再是文献记载。一般来讲，如果允许偷听的话，我们总会竖起耳朵倾听那些人们不打算说出来的事情。圣西门的著作中究竟哪些对我们最有启示呢？是那些虚构的君主制下的事件报道呢，还是《回忆录》中有关太阳王宫廷里那位大贵族思想的精彩阐述呢？中世纪的作家撰写了许多圣徒行传，他们自以为描述了这些虔诚人物的生涯，但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实质性的东西，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我们把这些传记作为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材料，来加以参照（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在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其价值就无与伦比了。尽管我们难免受到过去的制约，并永远只能通过昔日的“轨迹”来了解过去，我们对过去的了解还是要比它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这才是我们的成功之处，确切地说，这就是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
一旦我们不再完全相信前人的文字记载，而执意从中发现他们不愿说出的东西，那就更有必要质疑问难、反复论证，这肯定是正规的历史研究的首要前提。
许多人，甚至包括某些史学手册的作者，对历史研究的程序持有非常简单化的看法，他们认为先要有史料，因而史学家就收集史料、审读文献、考辨真伪，然后，也只有在这时才加以应用。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史学家从来不是这样工作的，尽管有些人突发奇想，自以为是这样干的。
即使是看来明白无误又极有价值的文献或考古资料，也只有在经过适当分析之后才能说明问题。在索姆河的冲击层里有许多人工燧石，而在布歇·德·波尔特之前，并没人对此加以研究，也就没有史前史可言。作为一个长期研究中世纪史的学者，我深知值得研读的莫过于契据簿，那是因为我知道该怎样来研究它们；而古罗马的铭文辑录却对我用处不大，虽然多少能读懂一点，但我不知如何分析研究。换句话说，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纯粹消极的观察（假设有这种情况），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
当然，我们不应该犯错，对史料的质疑很可能是出于本能的行为。尽管如此，错误还是难免的。学者并没有意识到，过去的信念和禁忌、传统思想和习以为常的见解，乃至世俗的偏见会侵蚀他们的大脑，支配他们的思想，我们绝不像自以为是的那样毫无成见。对一个新手的劝告最糟的莫过于教他耐心等待，劝他从文献中寻找灵感。这种行为使本来设想不错的研究陷入僵局或绝境。
当然，质疑的方法必须是富有弹性的，是可以随机应变、因地制宜的，而它又有磁铁一般的吸引力，最终能使人在资料中有所发现。探险者清楚地知道，虽然制定了旅程方案，却未必会完全按照计划的路线走，而如果没有方案，他就会一直漫无目的地闲逛。
历史证据的类型之多简直不胜枚举。一个人的言论文字、所制造的产品以及接触过的东西，都可以也应当能够使我们对他有所了解。有趣的是，不妨注意一下有多少对历史研究一无所知的人却低估了这种可能性。因为他们仍抱着陈旧的史学观念不放，而昔日的史学家甚至还不懂得怎样辨认有意制造的证据。在非难“传统史学”时，保尔·瓦莱里曾举例说明：“电征服了地球，它对人类历史的意义和未来的潜在影响远远大于所有政治事件的总和。” 尽管如此，历史学却对这类值得注意的现象熟视无睹。对他的看法，我们表示由衷的赞赏。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尚无人重视这个庞大的课题。瓦莱里或许感到批评得过于严厉了，又为历史学家开脱他所责难的错误，又说，由于缺乏专门的资料，史学家必然无法正视这一问题。当矛头从学者转向学科时，这一回他所发的牢骚就敲错了门。谁能相信电气公司没设档案，没有耗电记录和扩大电网的图表呢？事实是，至今为止史学家根本就无视这些资料。除非档案保管员把那些资料视为至宝而秘不示人，否则，该责怪的还是历史学家自己！还是耐心点吧，历史学并未达到其应有的成就，但不能因此而把历史学当做替罪羊，错误应归咎于那些劣等的史著。
史料的多样性令人吃惊，因而导致了严重的困难。我们试举出几个历史专业上悬而未决的自相矛盾之处。
如果认为研究每个历史问题都具备专门的资料，那简直是幻想。相反，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发现证据。宗教史家怎么会以查阅少量神学手册和赞美诗为满足呢？他完全知道，教堂墙上的壁画、雕塑及墓穴里的陈设，同当时的抄本一样都能反映出死者的信仰和情感。我们已有的关于日耳曼入侵的知识，不仅来自对契据和编年纪的研究，也来自古墓的发掘和地名的考证。要了解当代的事务，情况也同样如此。要了解现代社会，难道仅仅埋头阅读议会争论和内阁文件就足够了吗？还要具有研究财务报表的能力，而不至于像外行对象形文字那样对此一无所知，难道没有这个必要吗？在机器盛行的时代，难道能允许史学家对机器的构造和改进视而不见吗？
几乎研究所有重大的人类历史问题都要求掌握各种不同类型的证据，那么，就有必要根据证据的类型划分专业的分支。要学会其中一种都得花费很长时间，要全部掌握这些技术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还要不断操练。例如，没有学者敢自诩既能审读中世纪的契据，又能正确诠释地名的起源，既能确定史前时期、凯尔特时期或高卢——罗马时期民居遗址的年代，又能分析适合生长于牧场、田野或沼泽地的植物。然而，没有这些能力，谁又胆敢声称自己已具备了撰述土地史的能力呢？看来，几乎没有一门科学像历史学那样需要同时具备不同的手段，而在动物王国中，人的行为最为复杂，因为人是万物之灵。
认识到工具的重要性和掌握工具的难度，至少史学家应该对本专业所有主要的技能有所了解。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在我看来，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要求初学者应掌握的“辅助学科”还是太少了。一个唯有通过语言才能对研究对象有所了解的学者，居然对语言学的基本知识一无所知（且不论其他缺陷），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使学者多才多艺，他们仍然会很快发现自己能力的局限性。看来，只有以合作的方法取代个人掌握多种技能的做法，舍此别无他途。可以由各种专家共同研究某个专题。合作精神是先决条件，还需要对一些主要问题取得共识，并事先作出界定。要达到这些目的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最终会成为未来历史学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