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考察的一般特征
首先，让我们把自己严格地界定在研究过去的范围内。
人们已反复描述过历史资料在有限的一般意义上所具有的最明显特征。有人肯定地说，历史学家绝对不可能直接观察到他所研究的事实。没有一个埃及学家看到过拉美西斯，没有一个研究拿破仑战争的专家听到过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炮声。我们只能通过目击者的记录来叙述以往的史实。因此，我们就处于一种困境，就如同警官要力图重构犯罪现场一样，又好像一位卧病在床的物理学家，只能通过实验师的报告来了解实验的结果。总之，与对现在的了解相反，对过去的了解必然是“间接”的。
这些话的确是有道理的，但仍有必要认真地加以修正。
假设某司令员刚打了一次胜仗，便马上开始亲自笔录战役的经过。而且这场战斗是他策划并亲自指挥的，战场不大，厮杀自始至终几乎都在他的视野之内。（为了便于论述，我们假设这场战斗的空间极为有限。）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在战役的几个关键时刻，他不得不参考部下的报告。要记录这件事，他就得再查阅一下刚才在战斗中看过的报告。让我们想一想，作为一位在战火中指挥部队的司令员，究竟最需要什么样的情报呢？是他用望远镜看到的混乱战况，还是由通讯员和副官送来的火线急件呢？何况司令员也不能观察他自己。可见，即便是这般圆满的假说，所谓直接的观察也不过如此了吧？尽管“直接”的观察对于研究现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事实上，只要观察者稍微扩展一下他的视野，就可能造成错觉。我们已知的绝大部分东西都是通过别人的眼睛来了解的。假如我是一位经济学家，就会通过统计资料来掌握本月或本周的贸易状况，而这些资料并不是我本人亲手编制的。假如我是一个研究现状的人，就会致力于试探公众对当今重要问题的看法，我会提问和记录，然后将人们的回答加以比较和统计。我所掌握的仅仅是他们结结巴巴表述出来的观点，这些观点为他们所相信，也是他们所愿意透露出来的。这些观点都是我的研究对象，我只能通过他们所愿意提供的信息来了解公众的情绪。相反，生理学家可以解剖豚鼠，亲眼目睹病灶或畸变这类研究对象。事件、行为和语言组成了一个团体的命运，它犹如一块巨大的挂毯，个人的认识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他只能看到大挂毯的小小一角，而且他只能直接知道自己的情绪，因此，无论在何时，人类所有的认识总是大部分得于他人。在这一点上，和历史学家相比，现状研究者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
尽管如此，我还得说几句：观察过去，即便是面对遥远的过去，难道肯定总是“间接”的吗？
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古老的知识会给许多历史理论家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他们主要依据事件以至于某一个历史片断来考察历史，把精确地再现少数要人的活动、言论和态度视为头等大事，（这样做有时对有时错，此刻却是无关紧要的。）从而组成一个相对短暂的场面，就好像古典戏剧那样，在这个舞台上，集合了在革命、大战、外交会见之类非常时刻中起作用的各种势力。据说，1792年9月2日，在贵族府邸的窗下，朗巴尔亲王夫人的头颅曾被挑在矛尖上示众。此事是真是假？皮埃尔·卡隆曾就九月大屠杀写过一部史料翔实的著作，但他对此事的真伪未发表意见。假设他当时能站在大教堂的塔楼上目睹可怖的送丧行列，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学者不偏不倚的立场，并不轻信自己的记忆力，他就会小心地记下当时的所见所闻。无疑，在这种情况下，若将史学家的处境与可靠的现场观察所得相比，史学家就会相形失色，就好比排在一支纵队末尾的士兵。消息是从前往后传的，站在末尾显然不利于正确收集情报。前不久，我参加了一次晚间急行军，从队伍前头传来“注意，向左有炮弹坑”，而最后一个人听到的却是“向左”，他就向左走，结果掉进了弹坑。
然而，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考古学家已修复了一些陶瓮，瓮里装着小孩的遗骨。公元前几千年，这些陶瓮就被牢牢地封存在叙利亚某个城堡的墙内，没有理由认为这些遗骨是人们随意扔在那里的，所有的证据表明，我们面对的是古人献祭的遗迹，祭礼是在城堡奠基时举行的，或起码与此多少有些联系，对于这些典礼所反映的信仰，我们必须参照同时期的证据，如果没有那种证据，就得用其他的证据来加以类比。要不是通过别人的记载，我们又怎能理解一种陌生的信仰呢？有必要重复一下，这一事例中所有有关意识的现象对我们都是非常陌生的。仅就献祭一事而言，我们的情况也是完全不同的。地质学家一旦发现菊石的化石，就了解了活的菊石。物理学家根据布朗运动的原理研究分子在悬浮状态中反应，就可以看见真正的分子运动。要知道，确切地说，我们史学家未必比他们更直接掌握事实。但是，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推理，根据实物来证明事实。作出这种基本的解释并不需要在我们与实物之间介入其他观察者。这是人本能的思维反应，否则感性认识就不会上升为理性认识了。方法论者一般认为，史学家通过别人来得到“间接”的知识。或许用“间接”一词未必十分贴切，它迫使人们指出存在着中介物，但又不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这个中介必须是人。不过，我们还是接受通常的说法，不要再吹毛求疵了吧。总之，从这一意义来看，我们对古代叙利亚封存的祭品的认识确实没有什么“间接”可言。
还有很多这类可以接触到的遗迹。这不仅包括大量非文字的遗物，也包括大量文字资料。著名的史学方法论者对考古学的技术不屑一顾，其态度傲慢得令人吃惊，他们沉湎于记事的资料范畴和事件的活动范畴，只和这类东西打交道，若不是这样，他们就不会轻易断言史学家的考察方法永远是被动的了。在迦勒底的一个罗马贵族墓穴里，人们发现了用绿卡石做的项链珠子，而离迦勒底最近的绿卡石矿产地是印度的中部和贝加尔湖邻近地区。显然，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早在公元前3000年，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城市已与遥远的地方有贸易往来。这个推论可能对也可能不对，然而，它归纳出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推论是以对事实的观察为依据的，其他人的言论与此绝对无关。实物还不是唯一可供我们了解的第一手资料，一个语言符号、一项体现在文献上的法律条款、一种由经文来解释或由石碑来代表的宗教礼仪，同远古时代的燧石或石器时代匠人制作的斧子一样，都是实际存在的事物，我们完全可以运用自己的智力来了解这些东西，并加以阐述，而并不需要其他人来代为解释。让我们回到刚才的类比，可见，史学家并非一定要通过他人的眼睛才能看到自己实验室的工作进展。确实，在实验结束之前他不可能得出结论，但是，在有利的情况下，他可以亲眼看到实验所留存的某些遗迹。
因此，我们可以用畅晓易懂的语言对无可争议的历史考察的特性加以定义。
正如弗朗索瓦·西米昂所言，对历史上人类全部活动的认识，包括对当今人类大部分活动的认识，都是对其活动轨迹的认识。这就是历史观察最基本的特性。无论是埋在叙利亚城墙里的遗骨，或是能代表一种习俗的词语之形成与用法，还是古代或近代一些事件目击者的著述，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可以通过感观来认识的遗存的“轨迹”或“痕迹”的话，那么，我们所谓难以获得的“史料”究竟意义何在呢？
至于原物在本质上是否能被感知，这些都无关紧要。如只有在阴极射线管中才能看到原子运动的轨道，有些东西因时间的影响已今非昔比，如已腐烂了几千年的蕨草在煤块上已留下了它的痕迹，再如埃及庙宇墙上所画的久已废弃的宗教典礼及其文字说明。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重构的程序都是相同的，每一门科学都能就此举出各种各样的例子。
各个领域的许多研究者都能运用这种方式，即通过观察一种现象所产生的其他现象来认识主要的现象，但这绝不表明他们都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如物理学家就能显示物质运动的“轨迹”，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正视各种变幻莫测的力，他们根本无法左右这些力的运动。因为具有这些变数，所以物理学家的地位也就千变万化。人类活动观察者的处境又将如何呢？这样，又引出了年代学的问题。
所有稍微复杂一点的人类活动，都不可能加以重现或故意地使其重演。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将在后面再讨论这个问题。心理测试可以衡量人们的智力和情感的最细微差别，测出人们最基本的感觉。这种方法只对个人适用，但几乎完全不适于测试集体心理。人们不能，即使能，也不敢蓄意激发一场疯狂的宗教骚乱或宗教运动。然而，如果他研究的事物就发生在现在或不久之前，观察者就不会如寻找遗存的“轨迹”那样难以着手。不论他多么无能，也能重述或按照自己的好恶来描绘其发展的状况，他可以将其中某些东西逐字记录下来。这就是目击者的报道。
要使1805年12月8日发生在奥斯特里茨的事情在今日重演是不可能的。然而，假设我们提这样一个问题：某军团在战斗中表现如何呢？要是拿破仑在停火几小时后想知道这一点，他只要叫部下作个汇报就行了。如果根本没写过这部公开或秘密的报告，或者成文的报告已遗失，那么，我们为拿破仑假设的问题就算白提了。如同其他许多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一样，它很可能永远不会有答案。史学家提出问题，但他并不幻想能像尤利西斯那样使幽灵复活，纳库里阿的奇迹早已过时了。除了前代留下的史料可供我们思索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能使时光倒转。
不应夸大“现时”的优越性，假设在奥斯特里茨的某兵团官兵已全部阵亡，或者简单地说，在幸存者当中，再也找不到记忆和注意力可靠的目击者，那么，拿破仑也未必能比我们更了解战况。任何人哪怕稍微参与过一次大战役，就会明白，有时根本不可能在战后几小时内确知主要的战况。有必要指出，并非所有的历史“轨迹”都能说明过去，以启方来。如果海关在1942年11月没有每天登记商品进出口的情况，我在1942年12月就根本无法知道前一个月的外贸状况。总之，如前所述，研究远古和近代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一个“度”的问题，它并不涉及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差别是重要的，但只有考察后果才是恰当的。
我们可以下一个定义：“过去”就是以后不会改变的资料。但对过去的认识却在渐渐深化，这种认识时常变化，并日益完善。如若不信，就请回顾一下近一百多年来的进展吧：许许多多人类活动的领域已从黑暗中显露了出来，人们已揭开古埃及和迦勒底神秘的面纱。在中亚湮没无闻的古城里，人们发现了死文字和久已失传的宗教。最近，在印度河岸边的墓穴里，发现了确切无疑的古代文明。不仅如此，聪明的学者还在查阅古代文献，发掘古代的遗址，从而使历史的画面更为丰富多彩。然而，或许这还算不上唯一的最有效的方法，一些过去未为人知的研究技术业已问世。人们利用语言学来考订古代的习俗，通过研究工具来考察古代的工艺，在这些方面，我们的水平都已超越前人。而且，我们已知道怎样更深入地分析社会发展状况。对大众礼仪和信仰的研究刚刚起步，经济史也才粗具规模。就在不久前，库尔诺根本想都没想过是否要把经济史列入各类历史研究的范围之中。
所有这些都是确确实实的，它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希望，但希望并不是无止境的。如化学那样的科学可以开创自身的题材，实质上具有无限发展的意义。史学却不行，历史研究者从来不能无拘无束，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在文献上没有详细记载墨洛温王朝时期的物价，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列出当时的价格统计表。再如，我们能从帕斯卡和伏尔泰同时代人的私信及忏悔录中了解人们的思想，我们却永远无法充分了解11世纪欧洲人的思想，因为仅存一些用传统风格撰写的蹩脚的人物琐记。由于这些缺欠，那一整段历史就难免显得苍白而又缺乏个性。还是不要再抱怨了吧。人们时常嘲笑历史这门年轻的学科不够成熟，但是，面对着不可逆转的命运，与那些根基坚实的学科相比，我们的处境却未必更差。这是一切以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共同的命运。即便文献匮乏，史前史的研究者仍力图重构石器时代的宗教仪式，古生物学家也要从蛇颈龙的骷髅中找到它的内分泌腺。在同样的情况下，前者未必比后者更无能为力。“我不知道。我没法知道。” 这种话听起来总是不顺耳的，尚未竭尽全力进行过研究的人是不应该讲这种话的。不过，有时即便是最严谨的学者，在作过各种尝试之后也只得老实承认自己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