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因果

实证主义徒劳地宣称要将“原因”这个概念从科学里根除出去。不管是否愿意，任何物理学家、生物学家都要用“为什么”、“因为”这些词来进行思考，史学家也无法回避这些共同的思维规律。有些历史学家如密芝勒倾向于将历史描绘成伟大的“生命运动”，而不是按逻辑的模式进行解释；另一些历史学家却喜欢炫耀他们的归纳和假设；遗传的联系使事物一脉相承，我们本能地要求了解由因果联系所确立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完全凭直觉来从事研究。如果因果关系玄虚难辨，那么，就需要自觉地用批判的方式论述一下如何利用因果关系，将它作为历史认识的工具。

假设某人沿着山路行走，不慎摔了一跤，从悬崖上掉了下去。事故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如重力作用，因长期地质变迁形成的地形，还有那条从某村庄通往夏季牧场的山路，等等。如果天体力学法则是另一种说法，地球的演变不是现在的样子，如果牧群的季节性迁徙也不是高山地带的基本经济基础，那么，就完全有理由说，这场事故肯定不会发生。然而，在调查事故原因时，任何人都会答道：“失足。”“失足”并不是事故发生的唯一必要前提，还存在许多必要的条件，但是，“失足”这个前提具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征，从而与其余条件区别开来，它是最后才发生的，从常规看来，它又是最短暂、最意外的因素，也是最可能避免的。由于以上原因，“失足”直接造成了这场事故，人们自然感到这才是事故唯一的真正原因。人们在谈论原因时，常用拟人的说法，从一般的观点来看，这最后一刻的因素，也就是特殊的难以预料的因素，就好比雕塑家在材料全部准备好之后进行的一次性成型。

历史的推理在当代实践中与上述做法并无二致，不管这有多么必要，那些最常见、最普遍的前提条件仍然往往不被人们注意。地心引力对形成炮弹的抛物线的作用，人体的生理构造与子弹如何击中要害的关系等等，在分析战争胜利的因素时，军事史家会考虑这些因素吗？为了方便起见，人们把比较特殊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前提称为“条件”，而把那些与总体作用力相异的因素归到“原因”名下。例如，安德鲁·博纳·劳为英国首相时发生了通货膨胀，人们会说：这就是物价全面上涨的“原因”，而在经济情况较好的法国，那只能算一个“条件”。滥发纸币使货币贬值，导致物价上涨，它是通货膨胀的先决条件，又延长了通货膨胀的时间。

无疑，应有一条可信的原理可以用来研究这种区别。详细论述普遍的前提条件又有什么用呢？这类现象实在太多，难以在它的谱系图上为哪一个留下特殊的位置。我早就知道，空气中缺氧就不能燃烧，而我的兴趣在于发现火是怎样被点燃的。弹道原理既能说明战败也能说明战胜，正反都可以解释，因此，在解释胜负原因时它是无济于事的。

然而，把原因分成各种等级只是为了便于思考，而不能将分类绝对化，现实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各种因素往往汇集在一起作用于同一事物，我们会发现某些因素很有特性，实际上它们也值得人们注意，但这总是一种选择，在所谓与“条件”对立的“重要的原因”这一概念中，显然含有非常任意的成分。西米昂相当讲究概念的精确性，他曾试图给概念加上十分严格的定义（在我看来他的尝试没有成功），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区分具有极大的相对性。他写道：“在医生看来，时疫的原因在于细菌的繁殖和由贫困导致的肮脏及体质虚弱。在社会学家看来，贫困才是‘原因’，生物因素只不过是‘条件’。”这就坦率地承认，观察的重点取决于特定的研究角度。请注意，在进行历史研究时，人们往往迷恋于寻找单一的原因，便错误地将原因归结于某一个，这样，就成为一种价值判断。法官常说“谁对谁错呢？”学者则满足于提问：“为什么？”他承认答案不会那么简单。无论是一般的偏见，或逻辑学家的假设，还是律师起诉的习惯，原因一元论对历史研究都是有害无益的，历史学就是要探索错综复杂的原因，它并不害怕发现原因的多元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多元的。

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心理上的事实，因此，能在其他心理的事实中找到它们的前提条件。诚然，人类的命运建筑在自然界之上，并必然受到自然界的影响。然而，即使外部的干预十分强烈，人和人的思想也能减弱或加强它的作用。黑死病的病毒是使西欧人口骤减的主要原因，但正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疫情才会如此迅速地蔓延。所以，从内在的本质看，这也是由思想条件造成的，只有通过研究集体情感的特殊倾向，才能解释它的道德后果。

然而，没有一门心理学以纯意识为限。读了某些历史书会使人感到人类似乎具有合乎逻辑的意志，行动的理由也毫无神秘难解之处。只要看看对人们心理状态和潜意识的调查实况，就会进一步证明那种永恒的困难，多种科学在试图互相保持同步前进时对这种困难都有所体验。有一种过时的经济理论，其中有一个错误时常遭到人们的抨击，在此，且以夸张的形式重提一次：所谓“经济人”，是一个空洞的幻影，因为在设想中他一心只顾自己的利益，更荒唐的是，他被想象成能够形成关于自我利益的清晰概念。拿破仑曾说：“最难得的莫过于计划。”当前，压抑沉闷的精神氛围笼罩着我们，这难道是来自我们心灵中的理性成分吗？如果，不论在何时何地总是把原因归为动机，那么，必然会大大歪曲历史的原因。

在不少历史学家的观念中存在着可笑的矛盾，当需要确证某事是否真的发生过时，他们不去作刻苦的研究，却提出一些理由，这些理由无非是极肤浅的表面现象，而且往往以一些平庸的心理学准则为依据，而这些准则也未必比其对立面更具有说服力。

德国的格奥尔格·齐美尔和法国的弗朗索瓦·西米昂都是批评家，在哲学上均颇有造诣，他们曾揭露过一些人的“预期理由”来聊以自娱。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曾写道：埃贝尔派一开始完全拥护罗伯斯庇尔，因为他满足了该派的愿望。后来，埃贝尔派又和罗伯斯庇尔决裂，因为该派认为他的权力太大了。正如齐美尔所指出：实际上，这暗示了两个前提：恩惠引起感激，人民不愿意被统治。这两个前提不一定是假的，但也不一定是真的。同样，也会有如下可能性：过分迁就一个派别的要求，结果反而使他们蔑视你的软弱，而不是对你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哪怕是出现稍微冒犯权力的反抗，某些独裁者不是也要加以镇压吗？一位学究气十足的哲学家曾把权威比喻为：“它是一个蜡鼻子，不是向左歪，就是向右斜。”通常所谓真实的心理也无非是这么回事。

这是一种与虚假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大体相似的错误，现在，地理环境决定论已没有市场了。无论是在自然条件下，还是在社会条件下，人类的进程不会像时针那样一直朝着同一方向前进的。勒南曾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他指出：沙漠地带也未必一定信仰同一种宗教，因为居住在沙漠中的人并不以同样的精神对待周围环境。缺水的区域反而会聚集农业人口，水源丰富的地方却人口稀疏。除非人们真正把靠近泉、井、塘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否则，人们往往首先考虑安全或协作，甚至仅仅是为了群居，而不愿与其他部落靠得太近，哪怕那里有丰富的水源；或者相反，如撒丁地区，人们把住所造在自己的小花园中间，他们喜欢离群索居，而宁肯绕远路去打水。实际上，人类本身不正是千变万化难以捉摸的吗？

但是，请不要误解，在这种情况下，错误也不在于解释本身，而在于先验地接受任何解释。迄今为止，上述那种事例并不多见，很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水源的分布决定了人们的居住地点，而没有其他因素。埃贝尔派的动机或者确如历史学家所言，那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错误在于把假设变成了先入之见。它需要证实，我们没有理由出自偏见断定那是行不通的。一旦提出证明，就必须深入挖掘，分析原因，分析各种可以想象的心理态势，从中找出曾经左右整个集团的特殊原因。只要承认思想和情感的反映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就不得不作出真正的努力，在思想情感有所反映的地方努力发现它的原因。总而言之，历史的原因不是想当然的，它需要我们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