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功能的多样性到人类良心的一致性
当然，理解并不是被动的，科学的实践需要两件东西：论题和人。与自然界一样，人类现实生活纷繁复杂、气象万千，即便有一张全真再现原型的照片，仅凭这点东西也是难以说明问题的。文献资料是否就像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插入的一幅草图呢？是的，文献的取舍存佚往往是随意的，它们从来不按理智的需求组成其题材。与任何学者、任何正常的思维一样，历史学家也要对史料进行选择和分类。总之，他要分析史料，就首先要找出相似之处，以便进行比较研究。
我面前有一块古罗马的墓志铭，刻在一块石头上，目的也很单一，但其中包含丰富复杂的史料，等待着学者的银针去探究。
如果对当时的拉丁语词汇、句法之类语言现象特别感兴趣，那么，研究这种华丽的语言，就能通过铭文窥见当时的日常用语方式。如果喜欢研究信仰问题，也正好可以从中了解当时人对来世的想法。若要探讨政治制度，发现一个皇帝的名字或行政官的任期，也会使人欣喜万分。如要考察经济状况，铭文也或许能透露某项鲜为人知的贸易。还有种种其他的可能性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来考察一下文明发展史上的某一特定时期吧！有关该时期的史料种类繁多。当时活着的人都参加过各种社会活动，都说过一些话，以使左邻右舍了解他，都有自己信仰的上帝，他们或是生产者，或是商人，或是消费者，即便没有卷入政治事件，也至少受到其影响。面对每一份资料、每一个人、每一种集体生活状况，难道我们能不加选择和整理就按原来混乱的形式照单全收吗？这样做，历史将毫无清晰度可言，也无法揭示由自然亲和力与内在联系构成的真正的历史脉络，取而代之的只能是浮浅的大杂烩。做实验记录并不需要把实验室里每分钟所发生的事情都记下来混杂在一起。
如果我们自认为已看到人类发展进程中某些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时，就会对每一种制度、信仰、习俗或事件进行如此这般的分类，以表明特殊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永久的个人或社会趋向，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说明什么呢？例如，尽管有种种冲突，但在所有的宗教情绪中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东西，难道我们能否认这一点吗？要知道，只有了解同类的其他事实，才能更好地了解任何人类事实。在封建社会初期，与其说货币是支付手段，不如说是一种价值标准，这与1850年左右创立的西方经济学准则截然不同，而19世纪中叶的货币制度与今天大同小异。然而，我认为，一个学者若只懂得公元1000年时的货币，就肯定难以掌握它在当时的特殊用途。这就证明需要一定的专业化知识。而所谓专业化，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种垂直状态的知识，也就是划定有限的范围来证明其合理性，也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才能证明专业化是合理的，并以此来弥补我们思维的局限和短暂生命所带来的缺欠。
忽视合理组织原材料的重要性，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就等于否定时间，也就是否定历史本身。无视早期拉丁语的发展情况，又有谁还能搞懂这时或那时的拉丁语呢？某种所有制形式或宗教信仰当然绝不会凭空产生，而是从古至今发展而来的，因此，人类现象首先要受到相似现象之链的控制。对这些现象加以分类，才能充分揭示其旨。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这种用简化生命的方式所确立的界线仅仅出现在你的脑子里，而不存在于现实中，在现实生活中，万事万物都是纠缠在一起的。而且，你在运用“抽象”的方法。就算是这样吧，为什么要害怕“抽象”呢？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排斥“抽象”，正如它不能排斥想象一样。顺便提一下，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抽象的思想家往往也讨厌想象。两者都是对实证主义的曲解。人的科学也不例外，从绝对意义来说，叶绿素的功能究竟在哪些方面比经济功能更“真”呢？唯有把错误的归纳作为根据而进行的分类才是可悲的。史学家的职责在于经常检验自己的分类归纳是否正确，以便证明其合理性，有了错误，则加以订正。尽管历史学家同样力图概括现实，却可以站在各自不同的有利角度去看待问题。
例如，有所谓的“法律史”，教科书这一死板的工具已使这个术语大众化，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一条法令就是一种具有明显强制性的社会规范，政府颁布法令，并设有一整套强制性的惩罚机构，迫使人们遵守法令。事实上，这样的戒律可以约束各种各样的行为，但它们绝不是控制行为的唯一手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往往要受到道德、职业和时尚的左右，而它们的要求与法律不同。何况，法律的界限经常波动，而社会公认的准则即使因载入法律便显得更为明晰有力，也不会因此而改变其性质。从严格意义来说，法律仅仅是现实形式上的表象，而现实本身是错综复杂的，难以为单一的研究提供有效的题材。而且，法律也没有穷尽全部现实。以家庭为例，无论是当今盛行的核心家庭，还是以感情和利益为纽带的中世纪大家族，要真正了解家庭生活，难道只要逐条列举家族法规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吗？某些人以为的确如此，然而，这样一来，就是对当今的法国家庭，我们也无力搞清其内在的变化，这正表明那些人真是太傻了。
不过，在法律观念中的确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因为，在许多社会里总有一部分以此为专业的人，他们制定和实施法律，自然会把法律作用与社会功能联系起来，他们自有其传统，并经常运用其特殊的推理方法。总之，除非作为法官史，法律史难以孤立的存在。人的科学中有这样一门分支也不是坏事，世间万象错综复杂，但无不从属于人类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律史毕竟投射出一线微光，光的亮度虽然有限，却也颇能说明问题了。
有一门与众不同的学科，通常称之为“人文地理学”，其视角与法律史不同，与宗教史或经济史也不同，它不是从专业思想出发来看问题的。宗教史和经济史专门研究人类特殊的本质，如信仰、情绪、感情的宣泄、希望、由难以为人理解的力量所引起的恐惧，以及满足需求或组织物质的努力。它们主要研究大量共同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类型，而人文地理学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是双向的，人类作用于自然界，自然界也反作用于人。人文地理学所取得的成果已证明这门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但还需要其他学科的补充才能更为完满。任何门类的研究，其分析能力都是这样的。科学将现实分解成部分，这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专业化犹如聚光灯，其光束应不断地互相交叉，互相聚合。假如每一个操作聚光灯的人都声称自己已洞悉一切，每一门学科都妄称自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那就太糟糕了。
应当注意，不要在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标上任何虚假的几何平行线。从我的窗台看出去，物理学家可以解释天空为什么是蓝的，化学家可以分析小溪流水的成分，植物学家观察草木的成长，每一个学者都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题，而不愿关心整体的景象。他们把再现整体景色的任务留给了艺术，或许只有画家或诗人才愿意干这件事。这种景色令我遐想，实际上，整体的景象只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可见，科学的方法就是有意识地排斥观察者，以便更深入地了解被观察的事物。这已被各门学科所应用并得到证实。对自然科学而言，我们头脑里已形成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似乎是任意的，自然科学就是有意要切断这种联系，以重新确立在它们看来显得更为真实的区别。即便如此，生物界仍提出一些相当微妙的问题。为了研究的便利，生物学家确实可能分别研究呼吸功能、消化功能和运动功能，但绝不会不知道他还得认识整体的人。历史学面临着另一种性质的困难。历史学最终要阐明的论题是人类的意识，对历史学来说，人类意识的内在联系，人类意识的错综复杂，人类意识的影响，正是现实本身。
宗教家、经济学家、政治家……这类冗长混乱的拉丁化名词还可以列出一大串，但千万要小心，不要因此忘了他们的真面目。只要这种分类不至于成为有害的东西，将人分成有名无实的种类或许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还是要把他们重新联为一体，有血有肉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人的内心世界往往是多重的，有些人表现得特别明显。居斯塔夫·勒诺特尔大为吃惊地发现，在大革命时期的恐怖主义者中间竟有不少慈父。有人把革命者描绘成凶神恶煞，以取悦中产阶级，即使我们伟大的革命家真的是嗜血恶魔，居斯塔夫·勒诺特尔的惊讶也无非暴露出自己思想的狭隘。有许多人愿意并成功地保持着多重人格。究竟有多少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呢？
然而，这并不等于要否认内心深处的自我统一和自我不同倾向的互相交织。作为数学家的帕斯卡和作为基督徒的帕斯卡，难道会行同陌路吗？身为著名医师的弗朗西斯科·拉伯雷，其思想难道会和所著《巨人传》的主角庞大固埃的回忆毫不相干吗？人们嘲笑罗马皇帝弗洛里安，因为他写出令人泣下的哀歌，却时常抽打自己的情妇。也许他在诗文中倾注了过多的甜蜜感情得到自我安慰，才从不把它付诸行动。中世纪的商人，白天公然违反教皇有关高利贷和物价的戒律，晚上却跪在圣母像前假装虔诚，或在迟暮之年捐赠大笔慈善金。产业革命初期的工厂主，剥削衣衫褴褛的童工，把榨取的钱财用来造医院。通常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企图换取一纸廉价的保险单，以逃避上帝的惩罚，其目的真是这样吗？还是由于真心地虔敬上帝而大发慈悲呢？严酷的日常生活使其良心泯灭，他们想借此略为缓解愧疚的心情吗？这些矛盾的现象都是很难把握的。
让我们从个人转向社会吧，仅仅把社会简单地称为个人意愿的总和也许还不够，但总的看来，社会毕竟是个人意愿的产物。因此，可以理解，各种意愿会不断地相互作用。从12世纪到宗教改革，纺织工人的社团始终是产生异端的温床，这一事实已被确证，值得在宗教史上记下一笔，然后，可把这张卡片放进抽屉，再把一些卡片扔进旁边的小抽屉，其中一个抽屉标有“经济史”的字样。这样，有关这些异教纺织工的研究是否就完成了呢？我们还要做一番解释，因为他们不仅使宗教生活与经济生活共存，而且将两者融为一体，这正是他们的基本特征之一。前几代人曾拥有共同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是那样牢不可破，这给吕西安·费弗尔留下深刻印象。他提出两大理由，其一是拉普拉斯的宇宙体系统治了人们的思想，其二是由于货币的“反常稳定”。这两大因素似乎毫不相干，却共同促使社会形成某种特殊的思想倾向。
当然，这种关系在个人思想方面和集体思潮方面都是非常复杂的。人们常说文学是“社会的反映”，今天，我们再也不敢不加任何限定就这样说了。这话肯定不正确，镜子里的成像是被照事物的“反映”，从这个意义来说，上述说法就不确切。文学既可以反映对社会的赞美，也可以表现对社会的反感，而且几乎可以说，文学必然包含有承自先人的主题，在书斋里学来的文学技巧，陈旧的美学规范，都会成为文学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原因。弗西隆说得好：“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政治、经济、艺术并未在各自的曲线图上占有相同的位置。”（我看，还是说“不必占有”为好。）由于这些差异，社会生活的节奏才显得波澜起伏。同样，用多元论者过时的心理学术语来说：芸芸众生，心态各异，很少有所谓的同一年龄层。有多少成人还像孩子那样幼稚啊！
1837年，密芝勒向萨姆·伯夫解释说：“假如我的著作只涉及政治史，而不考虑宗教、法律、地理、文学、艺术等不同的历史因素，其体例可能与现行本大相径庭。但因为所有这些不同的因素都包含在统一的故事之中，这就需要表现一场伟大的有生命的运动。”三十年后，浮士蒂尔·古朗治在索尔奔学院向听众宣称：“假设由100位专家根据抽签结果来分工，研究法国历史的各个部分，你认为他们最终能写出一部法国史吗？我才不信呢！他们会忽略事实之间的联系，而正是这种联系才反映历史的真面貌。”将这两个形象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密芝勒用了生物学的术语，浮士蒂尔生于牛顿天体物理学在科学界独步一时的年代，于是他从空间联系来起喻。两人的基本共同点令人瞩目。文明与人一样，绝不像机械排列的单人纸牌游戏，就事论事、支离破碎的认识绝不会导致对整体的认识，它甚至对部分也不能认清。这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绝不会忽视这一事实。
唯有经过分析才能重新组合，更确切地说，它是分析的继续和最终的完善。前述我设想的那种景象，一开始是模糊不清的，我们无法分辨其中的内在联系，只有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才能看清错综复杂的网络。为了真实地反映生活内在的作用与反作用之间的关系，我们最好不要自认为已把握了整体，单个的学者没有能力完成如此庞大的任务。最合理而有益的研究莫过于研究社会的某一特殊方面，更确切地说，要研究这些方面中的一两个具体问题，如信仰、经济、阶级和集团的结构、政治危机，等等。
如果人们希望有所发现，就要经过系统的选择，这以后，不仅对问题的陈述会更具体，而且也能更清晰地显示事实之间的联系和内在的变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许多大商人，如布匹、香料贩子，垄断铜、水银和明矾经营的生意人，国王和教皇的金融家，光知道他们的生意经就能真正了解他们本人吗？不要忘了，霍尔拜因曾给他们画过肖像，他们也读过伊拉斯谟和路德的著作。要了解中世纪奴仆对领主的态度，就得了解他们对上帝的态度。史学家无法脱离时代，但是，历史的长河波澜起伏，史学家有时也要考察跨越时期的连接各种现象的长波巨浪，在某些非常时刻，这些激流往往会变成强有力的旋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