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证据的流传

史学家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收集必需的资料，如没有各种指南，他根本无法收集资料，这类指南有档案图书目录、博物馆的索引、各种各样的书目提要，等等。有些学者为编这类工具书牺牲了大量时间，要掌握这些工具也得花费大量时间。有人对此颇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这种事情即使有某些内在魅力，也毫无浪漫色彩可言。把时间轻掷于此简直是浪费精力。假设我对圣徒崇拜者的历史很感兴趣，却对波朗德派神学家编的《圣徒行传目录索引》一无所知，由于在这方面功底太浅，我必然会因此付出愚蠢而无益的代价，其代价之大是外行所难以想象的。图书馆里保存着大量工具书，还有专门的指南手册介绍其分类细目，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令人遗憾的是，这类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最近这段时期则更少，尤其在法国，这类书的编写几乎没有一个合理而全面的计划，时常会因某些人的变卦而中止，出版社也时常削减这类书的出版。埃米尔·莫利居那本《法国历史资料集》编得相当不错，可自1901年问世以来就从没修订再版过。这一简单事实本身就是严厉的控诉。当然，工具不会产生科学，但一个自称尊重科学的社会绝不应该忽视工具。当然，完全依靠编工具书为生的学术机构也是不明智的，他们吸收新成员讲究资历的做法和保守的学术观念，更不利于培养开拓精神。已进入汽车时代，我们的军事学院和总参谋部却死抱着牛车时代的观念不放。

这种情况在法国并非独一无二。如果学者对他要开拓的领域没有初步的设想，那么工具书编得再好再多也无济于事。事实并不像有些初学者所想象的那样，史料会如同神仙变物一般突然自行变成你想要的东西。史料能否从这家档案馆或那家图书馆的角落被发掘出来，全靠人为的因素，对此应该加以研究。史料在流传时所遇到的问题与过去的生活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不仅对技术专家有重要意义，而且涉及上一代如何将记忆传给下一代的关键问题。一部严肃的史书总会附有参考资料的目录和引文出处，这很好，但又不够，每一本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都应包括一章自白，或在适当的地方插入几段，小标题可写成“写作缘起”。我相信，即使是外行在阅读这类“自白”时，也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乐趣。了解一下研究工作的酸甜苦辣是绝不会味同嚼蜡的，只有平庸的文章才是枯燥无味的。

有时我得接待一些人的来访，他们想编撰本村的方志。我总是给他们如下忠告：（为了避免一些学术细节，我说得简单一点。）“除了最近这些年，农村是没有什么档案的。另一方面，长期以来，领主制却发展得相当完善，领主通常早就开始保存有关文书，有关1789年之前的历史，尤其是古代历史的史料，即你所希望得到的主要史料均来自领主文书。‘在1789年谁是庄园的领主呢？’你首先得回答如下问题，这是一切的关键。（事实上也可能由几个领主统治一个村庄，但为使问题更为简明，我们暂且排除这一假设。）存在着三种可能性：领主可能由教士担任，或可能属于在大革命时期迁往外地的移民，也可能是没有移居外地的当地人。第一种情况最为有利，那些文书可能既古老又保存完好。根据民法有关教士的条款，这些东西肯定已于1790年连同土地一起被没收了，后来存放于公共机构，很可能完整无缺地保存至今，可为学者利用。假设领主已移居外地，那也还可以。在那种情况下，文书应当被没收或转手，当然也可能被当做可憎的旧制度的遗毒而被人任意销毁，最怕发生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果真如此就糟了。如果旧贵族没离开法国，或由于公共安全法，他们的财产将安然无恙。因为各地都废除了领主制，他们当然已丧失领主权，但还保存全部私有财产，其中也包括事务性的文件。由于这些文件未被国家充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找的东西将面临和其他家庭文件一样的命运：既未遗失，也没给老鼠啃坏，更没有因主人出售家产或遗产交割之类变故而散落在几处房子的小阁楼内，可谁也没法强迫文件的主人允许你去查阅这些文件。”

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因为它相当典型地说明了收集史料的先决条件。对此作一些深入的分析将是十分有趣的。

刚才我们已看到大革命时期没收财产的作用，它就像一位庇护学者的女神，尽管她名为“灾难”。无数古罗马的自治城已变为意大利平凡的小村庄，考古学家要在此发掘一点古代的遗址真是困难重重，而维苏威火山的爆发却保存了整个庞贝城。

当然，灾难并不总是有利于历史学的。价值无比的古罗马帝国政府文件连同成堆的文学、历史手稿就曾在蛮族入侵之时毁于一旦。我们也曾亲眼目睹，在这块具有光荣传统的土地上，有多少历史纪念馆和档案库在两次大战中被夷为平地。我们再也不能翻阅古代伊普尔商人的信件了。在法军溃败之际，我也曾看到人们故意把军事文件烧为灰烬。

有时，社会的持续和平也未必如想象的那样对史料的流传十分有利。革命冲破了保险柜的铁门，部长们还来不及烧毁秘密文件就仓皇出逃了。在早期的司法档案中，有关破产的记录向我们透露了商务文件。若在当年这些文件过了有效期，肯定早就被送到造纸厂去了。好在修道院的体制经久不衰，圣丹尼斯大教堂直到1789年仍保存着几千年前墨洛温王朝国王授予他们的特许状，今天我们可以在国家档案馆查阅这些东西。假设圣丹尼斯的教士逃脱了大革命的冲击，他们能容忍我们染指这些珍藏吗？恐怕耶稣会也不会允许外人接近其收藏吧。那么，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也就毫无希望得到澄清了。法兰西银行也不会邀请研究第一帝国史的专家来查阅积满尘埃的案卷吧。黑社会的精神实际上是各种团体与生俱来的。这样，如今的历史学家将发现自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也就是根本无法探知人们不愿吐露的秘密。自然，他可以把朋友在耳边透露的一点内幕消息作为补偿，而令人遗憾的是，史学家的智力是有限的，要辨别流言的真伪又谈何容易。一场大动乱反倒有助于历史的研究。

因此，今后社会应当有组织地控制有关资料，以使人类更理智地认识自我，而不再靠动乱来获取资料。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两大原则，以防止疏忽和无知。疏忽将导致资料的遗失，而更可怕的则是热衷于保密，外交事务、商业往来及家庭私事均秘不示人，甚至销毁有关资料。公证人自然不应披露委托人的情况，但法律居然不允许他把祖父辈委托人的合同书公之于世，而宁可让这些文件化为灰烬，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落后于时代了。许多大企业拒绝发表那些对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统计资料，这也是不可取的。一切皆须保密已成为行为准则，甚至几乎成为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或许在哪一天这种观念会被渴求信息和交流信息的观念所取代，那么，我们的文明将向前跃进一大步。

还是让我们回到乡村史的话题吧。这个特殊的例子表明，证据的保存和遗失以及能否到手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史料所反映的情况并不费解，尽管研究的结果取决于史料，但史料与研究的对象却没有逻辑的联系。因为，史料的主人当时并未意识到要为几百年后的中世纪乡村研究提供或多或少的资料，他也不会考虑是否要与聚集在科柏兰兹的研究者通力合作。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显得矛盾突出了。如果说我们对古罗马治下的古埃及要比对同时代的高卢更为了解的话，那并不说明我们对古埃及人更有兴趣，而是因为那里干燥的气候、沙漠及制作木乃伊的习俗使古代的文献得以保存，在西欧的习俗和气候条件下，这类文献早就荡然无存了。能否成功收集资料的条件和想要获得资料的理由并不是一回事。这一不合理而又不可避免的因素使研究带有一种固有的悲剧色彩。许多有识之士由此发现自己的局限，找到了失败的内在原因。

上述事例表明，一旦掌握决定性的因素，几乎就可以预知那些庄园史料的下落。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有时，许多单个因素的相互交叉才决定最终的结果，这是根本不可能预测的。据我所知，历史悠久的圣·贝洛特·卢瓦尔大教堂的档案曾遭到四次火灾和一次抢劫，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预测劫后幸存的是哪种文献呢？手稿的流传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文献还要经过图书馆的整理和抄录，而图书管理员和抄写者的工作作风既可能一丝不苟，也可能粗枝大叶。用一句话来说，文献的流传与现实生活中文化主流的盛衰沉浮息息相关。即使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也无法预知早已失传的塔西佗手稿《日耳曼尼亚志》会在16世纪的赫茨菲尔德教堂重见天日。总之，能否找到史料是难以预测的，因此就具有偶然性。一位很熟悉的同事曾告诉我，有一次他被困在炮火纷飞的敦刻尔克海滩，不知会不会有人来营救，战友看到他脸上并未露出焦急不安的神情，不由惊讶地喊道：“奇怪！在这种命运难卜的境况中，你居然还满不在乎呢！”我的同事本可以这样回答：尽管大多数人抱有偏见，探索的精神却不会任凭命运的摆布。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出，认识历史和认识现实的方法是不是相互对立的呢？现在答案已经有了。研究现实和考察历史自有其不同的手段，根据各自的情况，两者各有所长。前者能更贴切地把握现实生活，后者在研究中却拥有前者不可能具备的有利条件。尸体解剖为生物学家揭示了许多秘密，而活物研究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同样，活物研究所能说明的问题，尸体解剖也是无法回答的。然而，无论研究什么时代，观察的途径几乎都取决于人留下的“轨迹”，这一点是基本一致的。可见，研究要取得成效，就必须遵循考证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