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百岁以还，列国之觇中国也，如望神境，如展童话，不胜其向往之情。而于政之修替，力之充虚，民生之康敝，殆鲜所知。中国之大暴于天下，盖自两战役矣。鸦片之役见衰弱之端，中日之役显穷蹙之蕴。衡世运者类能言之，几成定论。而中、日战役尤彼我升降之机。

彼日本者，崇奉吾邦，远自中古，迄于近季，未或异趋。试观其学人述作，每以称引依附为荣；言其民族所出，则自承吴泰伯之后：向慕之心，昭然若揭。战役以后又何如乎？则倨傲之气萌如春笋：自尊其大和人种，以为天骄；其摹效吾华者举讳言之，不恤涂抹史实，窜乱文献。是类事彼盖自示其浅薄，于我固无与。然以彼情感之转移，亦见我振奋之未逮。念此，又不禁感慨系之矣。

伯祥此书参览近人著述十余种，而一以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树之干。当其采辑之先，悉为斟酌，期于翔实。既成示予，谓未敢自信所期，予读之，则原始要终，殆无余蕴；洞穴贯穿，弥见精勤：是诚所谓探其致败之源以为镜鉴者也。因略书所怀以归之。

十八年十二月，叶绍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