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日交涉之开幕

日本环海为国，风俗种族颇类中土。自汉已通音问，而以界越瀛海，中国每度外置之。及唐、宋间，乃有我商民浮海贸易焉。至元世祖命忻都、范文虎相继东征，实为用兵之始，顾师卒无功，而贸易遂绝。明初复通，倭患以起；嘉靖间，江、浙、山东沿海寇钞之祸亘历数十年而后定。然犹其奸民肆扰，非出自彼国命也。万历中，其关白丰臣秀吉大举入朝鲜，覆其八道。值明季积弱，竭中国兵力，不足以救之。会秀吉死，兵遽罢，八道乃复入于朝鲜。清兵入关，日益南侵，唐王、鲁王皆凭海隅以谋恢复，叠乞援于日本。彼皆依违观望，兵卒不出。而我商船之东渡者因以日众。日本为设奉行三员于长崎以领我诸商。

道光、咸丰以还，中国海禁既开，与西洋诸国立约互市，市埠布江海各口，然日本犹不与焉。同治元年（日本孝明天皇文久二年，西元一八六二年），日本长崎奉行遣僚属附荷兰船赍货至上海，因荷兰领事谒苏松太道吴煦，申请互市。略谓：“向只与荷兰通商，自英、法诸国挟以兵威，逼令立约，利权为西洋占尽，无如力不能制，未能拒绝。我官民等会商，佥谓若自行贩货分赴各国贸易，或可稍分西商之势。今既到上海，愿仿照西洋无约各小国例，不敢请立约，惟求专来上海一处贸易，并设领事官照料完税诸事”云云，词甚逊顺。煦为言于通商大臣江苏巡抚薛焕以闻诸朝，许之。是为日本通市之始。三年（日本孝明天皇元治元年，西元一八六四年），复因英国领事巴夏礼请许其商民自报我海关纳税。七年（日本明治天皇改元之年，西元一八六八年），英国领事又代为申请照料其游历过境官绅。其商民亦自请入内地营业，听给护照验行。是为日本交涉之渐，凡此皆其大将军德川氏时事也。

日本自大将军秉政，源氏、足利氏、织田氏、丰臣氏相继制国命，号幕府，称霸朝垂六七百年。而德川氏颇能以文治平其国，故二百年来无事外衅，海波不兴。当道光时，美、英、俄诸国亦叠以兵舰阑入其境劫盟约，幕府不能御。于是攘夷议起，继以尊王，处士朋兴，喧讙雷动，外藩乘之，迭起称戈，幕府之权遂替。同治七年，其嗣主明治天皇改元，是岁十月，幕府德川庆喜遂归政。于是废藩建县，锐意维新，制度一循西法，乃复狡焉思启，时欲露其发硎之刃，而东亚遂从此多故矣。

同治九年（日本明治三年，西元一八七〇年），日本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来天津，赍其外务府书谒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通商大臣成林，请立约通商。书曰：

大日本外务卿清原宣嘉、从四位外务卿大辅藤原宗则谨呈书大清国总理外国事务衙门大宪台下：方今文化大开，交际日甚。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订盟。邻近如贵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而惟有商舶往来，未修邻交之礼，不亦一大阙典乎？我邦维新之始，即欲遣公使，修盟约，内国多故，迁延至今，深以为憾。兹谨奏准，特遣从四位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正七品外务权少丞花房义质、从七品文书权正郑永宁等于贵国，预商通信事宜，以为他日遣使修约之地。伏冀贵宪台下款接各员，取裁其所陈述！谨白。

成林、鸿章上其书，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仅许通商，拒立约。前光固请，卒许之。翌岁四月，其使臣大藏卿伊达宗城来议约，前光为之副。朝命鸿章为全权大臣，江苏臬司应宝时、津海关道陈钦为帮办，会议于天津。

初，前光之来，先呈约稿，以两国利益为辞。越一岁而宗城至，则尽括西洋诸约之尤专利者作草约，欲以之要我废前约。即由前光致书应、陈两帮办曰：

伊达大臣之发东都也，各国公使送行，谓此去当与大清连盟结衡。我大臣应之曰，但看他日约成，当知其实。今观来稿（即我国就前光始至之希求以草答之约稿），大约与西人同，不同者亦不少。交际之道，万国只可划一，不可轻重；欲重之也，西人妒而分之；欲轻之也，西人侮而诋之。今两国均有西客旁观，出入颇生枝节。傥有参差，非特不能通行，且谓使者不力，何面目归国复命乎！

当今之计，我两国惟有内求自强，外御其侮。诚能心照意援，规条章程不若姑从西人痕迹，无事更张，不露声色之为愈也。

书上，鸿章固却之，仍令应、陈答之书。略曰：

贵国特派大臣前来，原为通两国之好。若以迹类连衡虑招西人之忌，则伊达大臣不来更无痕迹。自主之国应有自主之权，何必瞻循他人，鳃鳃过虑？况条规中亦并无可令西人生疑之处也！两国有来有往，迥异泰西辽远有来无往者，断不能尽同泰西。且西人所得之利未尝独靳于日本。今送去条规，不知较西约何者重？何者轻？希即一一指开茅塞！

去岁送来约章，均以两国立论。此次章程全改作一面之辞，荟萃西约所益各款而择其尤，竟尔自相矛盾。翻欲将前稿作为废纸，则是未订交，先失信，将何以善其后乎？我中堂又何以复命乎？

相持至七月，乃定《修好规条》十八条，《通商章程》三十二款，附以中国、日本《海关税则》。所与西约异者，仅于章程内声明“不准运货入内地，不准入内地置买土货”二事耳。当会议时，前光等坚以与泰西相异为辞，不肯署诺。鸿章面折之，曰：“华人前往西国，随处通行，并无限制。今日本系以八口岸与中国通商，华人既不能到内地贸易，日本人岂应入中国内地贸易！此系两国从同，确乎公允，何得引西约为例？”前光语塞，约始定。宗城归，日本意尚缺望，寻宗城竟以事免官。

同治十一年（日本明治五年，西元一八七二年）五月，日本柳原前光复赍其外务卿副岛种臣、大辅寺岛宗则书来天津，求改约。鸿章讽以寒盟，前光惭而去。其年十月，会秘鲁商船玛利亚留士自澳门诱华民三百余人，载赴其国，为苦役，舟师虐使无人理，道值飓风，驶入横滨避之。日本诇悉其事，以公法截其行，我国遣官往讯，三百余人得生还。十一月，日本遂以其外务卿副岛种臣为全权大臣，来要改约，政府竟许之。十二年（日本明治六年，西元一八七三年）四月，改约成，互换于天津。于是日本得置领事于中国各开放口岸，而如其志以获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