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日龃龉与各国之态度

初，日廷政略，军事务立于主动地位，外交则稍立于被动地位。及东学党已归沉静，两国军队犹对峙不撤。是年五月十一日，我驻朝委员袁世凯以“乱徒已散，中、日两国可同时撤兵”照会其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圭介不应。时列国外交官之在王京者皆谓朝鲜乃中国属邦，徇朝王之请而出兵，无与日本事，咸不直日本之所为。大鸟圭介恐滋中外疑虑，电请日廷勿再增兵渡朝。然日廷阁议方主张外交亦更进一步以取得主动之地位，复何顾恤人言而戢其野心。故即覆令圭介就所率部队随时握先发制人之机以逼中国矣。

日廷有力之主张，即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于阁议时所提之对朝共同改革方案也。此案内容计有三条：

（一）中、日两国兵协同平定朝鲜内乱。

（二）朝鲜内乱平定后，两国各设委员于王京，调查其财政，淘汰其官吏，并置警备兵以保持朝鲜境内之安宁。

（三）整理朝鲜财政，即募集公债，兴办一切公益。

阁僚如议通过。翌日，宗光又添提两款，请阁僚协赞：

（一）无论中国政府赞成此提案与否，日本军队决不撤回。

（二）若中国政府不赞成此提案，日本政府当独力迫朝鲜实行改革。

盖宗光逆料我国不能容此，故先以二款付阁议，俾他日外交立于自动地位也。当得阁僚全体之协赞，并由其总理伊藤博文之上奏，得日皇之裁可。十二日，宗光邀我驻日公使汪凤藻至外务省，悉以阁议之前三项语之，属即照会本国政府；旋于十四日正式致公文，略谓：

东学党乱既定，极应代整朝鲜内政。拟两国各简大臣前往朝鲜，稽查各弊，同心整顿。即烦奏请施行！

十九日，凤藻覆之，力持内政应归朝鲜自主。略曰：

奉京电：朝鲜之乱今已平定，本国既无庸暴师于外，至内治作何整顿之处，应任朝鲜王自为之；即我中国亦不愿干预。且贵国既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岂能预其内政！此意不辨自明。再彼此撤退戍兵一节，光绪十一年中、东和约早已订有专条，今可不必再议。准此，咨覆。

宗光得此，大恚，持益坚，立覆凤藻曰：

朝鲜王常蓄阴谋，致酿祸变，大为敝国之害。乃为自主之力太薄，不足膺重任，是以代为设法。为日愈迟，为祸愈烈。今两国退兵之先，必须订定规条，办理就绪，方可班师。是举不但与天津约符合，且合至理。贵国若始终相拒，断不能冀敝国职此之故自行撤兵也。

盖龃龉弥甚，剑拔弩张矣。

方日本外务省之照会我驻日公使也，同时复电令其驻京公使小村寿太郎将共同改革朝鲜提案送我总署；并令其驻津领事录副送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署接此提案，当以所持三项理由俱难承认，因即逐项议驳，并电知驻日公使。大旨谓：

（一）朝鲜内乱已平，无须两国兵力协同镇压。

（二）日本政府提案之意虽美，然朝鲜之改革应由朝鲜自行之；中国尚不干涉其内政，日本素认朝鲜自主，更无干涉内政之余地。

（三）天津条约规定事变平定后各撤兵归国。现在朝鲜内乱已平，两国撤兵，自无疑义。

凤藻据以照覆，即文中所叙“奉京电”云云也。宗光既径向凤藻致其悻辩，复电令小村寿太郎照覆我总署。六月十四日，小村致文总署曰：

本大臣与贵王大臣面谈各事，辱承惠诲，即于是日电告敝外部。顷接覆电：朝鲜之乱在内治不修，若中、日两国合力同心代为酌办，事莫有善于此者。万不料中国悉置不讲，但曰请我国退兵而已。近来英国以至仁之道待我两国，特命驻扎北京、东京使臣力劝彼此持平商办。但中国仍执须令日本退兵原议，毫无合力整顿之意。两国若启争端，实惟中国执其咎，不为我国咎也。即录原电照会，请察核办理！

日本表示如此，其一意孤行可知，故同时即实行其预定之计画，兵胁朝鲜，俾其就范焉。

陆奥宗光向汪凤藻决绝之日，大鸟圭介即电招大岛义昌全军入王京。二十二日，圭介晋谒朝鲜王，面呈甲乙两案：甲案摘录汪公使照会中“保护属邦”与聂士成檄文中“爱恤属国”之语，切诘朝鲜是否承认，并谓中国派来之兵实侵害朝鲜独立，并蔑视日、朝条约，不可不使撤离朝境。乙案则日本政府劝告朝鲜改革之方略即须决答，若再迁延，日本当严督实行。朝鲜不敢峻拒，逡巡数日，卒下罪己诏，为设校正厅于王宫，特选重臣申正熙、金宗汉、曹寅承等为改革委员，而以领议政沈舜泽、左议政赵秉世为总裁，示听命焉。六月十四日朝鲜正式承认圭介提案。至十六日，我驻朝委员袁世凯又令朝鲜撤销承认，且要求日本撤兵。盖斯时朝鲜与我皆持有外国从旁干涉，故断然出此也。

先是，五月十八日，李鸿章接日本要约共同改革朝鲜案，大愕。一方增兵渡朝，一方请欧、美各国出为调停。时驻京俄使喀西尼方以归国过天津，鸿章与之审议，喀西尼遂托待命本国，滞留沽上。是月二十一日，俄国驻日公使即称奉本国政府之命，访陆奥宗光，问曰：“若中国撤兵，日本亦同意撤兵否？”宗光曰：“若中国政府愿与日本政府协同改革朝鲜内政，或中国不赞成而听许日本独力担任，不加妨害，则中国撤兵，日本亦撤兵。”意有所挟，不坚拒，亦不受调停也。二十六日，俄公使致公文一函于日本外务省，大旨谓：“朝鲜政府以内乱已靖告列国驻朝公使，且要求援助促中、日两国皆撤兵。故俄国政府特劝告日本政府撤去军队。若日本不肯与中国同时撤离，则日本自当负重大责任也。”宗光接此，亟访伊藤总理熟议之，即夜电训驻俄日使西德二郎申告俄政府，谓“非不承教，实撤兵之时机未至耳”。二十九日照覆驻日俄使亦如之，且云：“日本对朝鲜出兵实出于不得已之苦衷，决无侵略领土之意。一俟内乱灭绝，即行撤兵，希贵国政府信此诚意！”六月十一日，俄公使复致书日本外务省，大旨以日本不侵略朝鲜及乱靖即撤兵，甚表满意，盖默示日本对朝举动不能逸出此范围也。其后日本在朝势力日展，俄公使又正式向日本外务省切实声明，谓：“日本对于朝鲜之要求苟有违背朝鲜与列国条约之处，俄国政府决不承认。为避免将来之纠纷计，乞加注意！”此文送达，中、日之平和已濒破裂，列国无干涉之机，俄国亦惟别俟运会，以静待战争之结果。

当时诸国与中国有密切关系者厥惟英国。中、日果开战，则英国在远东之商业必大受影响。其驻京公使哈康纳尔见俄公使有所调停，亦直访我总署，劝告中、日两国皆以平和结局为得策。时总署王大臣以鸿章与俄使协议可望成功，不甚接纳。而举朝大吏方以中、日之事归罪于鸿章，并其派兵渡朝之议亦斥之。及事势危迫，总署乃有倚英使调停之意。英公使即咨询其驻日公使巴色德，云“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之提案有附条件再开商议之意，未审日本政府承诺否？”巴色德即照会日本外务省，旋得覆文，谓“中国政府若承认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之内政，本此主义，再有所协商，日本亦不拒绝”。英使得报大喜，周旋于总署与日使小村寿太郎之间，且告日使以中国政府有转圜意。六月七日，小村寿太郎来总署会商，则王大臣佥以俄国干涉必可就范故，别无提案，惟坚执“两国撤兵后再谋朝鲜善后”原议而止。小村寿太郎责英使言不实，周旋之局大坏。既而俄国调停亦无效，英使复遣译官至天津与李鸿章有所议，卒由其驻日公使巴色德往会陆奥宗光，传驻华英使之意，大旨谓：“日本政府若有平和之意，则中国政府亦有再开谈判之望，愿闻尊恉！”先是，宗光以北京谈判不得要领，即电训大鸟圭介：“苟可不蒙外国大干涉，无论用何项口实，即施自由行动！”圭介遂向朝鲜提出最后通牒，动以兵威，务求获逞（语详后）。故斯时宗光对巴色德之词乃迥异前日，竟谓：“今日日本政府既以独力着手改革朝鲜内政，已不能依前次与中国会商之约为条件。纵令中国政府赞同日本提案，而日本政府已不能允许；且今日本大臣之提议，若五日内不与确答，则日本政府不再应接。若五日内中国有增派军队之事，即认为威胁行动，碍难承受。中国政府若能依照此项条件再求会商。日本政府当不拒绝也。”当时英国政府颇不以日本之顽强为衷理，六月十九日照会日本政府云：

日本对中国之要求，与前议矛盾，逸出范围之外。且日本对朝鲜独力改革，不许中国协议，实背天津条约之精神，以此宣战，日本政府不可不独负责任。

日本政府照覆致辩，谓：

中国政府当初若容日本之提议，则依英公使之调停，早有转机。事至今日之重大，皆中国政府阴险与因循之所致，日本政府实不能负责也。

英国政府得覆未久，而中、日之战端已开，事机早为所乘矣。

美国向以葆爱和平为职志，当日、朝交涉紧急时，亦于六月七日遣其驻日公使忠告日本政府，谓：“美国政府对于日本、朝鲜，皆笃友谊，希望日本政府尊重朝鲜之独立与主权。若日本兴无名之师以危害小国，则美国大总统实不胜惋惜也。”陆奥宗光力为狡辩，谓：“中国对朝鲜谲诈阴险，中怀叵测，若日本遽以撤兵，非所以保持东亚之平和。”盖其时美国政府对极东利害尚不甚切，故宗光之言得售，美国亦乐得观望也。

日本既以诡辩排除他国之干涉，遂一意压迫朝鲜以挑衅中国。六月十二日，小村寿太郎以“中国政府之举措徒为好事，将来有不测之变，日本政府不负责任”之词通告我总署。十七日，大鸟圭介亦以朝鲜政府听袁世凯之教取消十四日之承诺案，即向朝提出如下之照会：

（一）日本政府自行架设王京、釜山间之军用电报线。

（二）朝鲜政府当依照仁川条约，速为日本建造兵营。

（三）驻牙山之中国兵原以不正名义派来，当速令撤退。

（四）中国、朝鲜所订之水陆章程及其他抵触朝鲜独立之中、朝诸条约，一律废弃。

以上各项，限二十日答覆。朝鲜政府不能决，届时即以空洞含混之词勉塞其望。大鸟圭介得此，乃本其预定之计画，立时照会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告以日本不得已将依兵力求解决。二十一日侵晨，其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率龙山本营兵二大队逼王宫。王宫护卫兵发炮拒之，不敌，日兵遂直入宫城，掳朝鲜王，令大院君昰应主国事。以仇闵氏亲我故，矫王令流闵泳骏、闵炯植、闵应植于远方恶岛，凡朝臣之不便日本者，皆逐之。政令无巨细，皆入日本人掌握。故二十三日即公然宣布废弃历年中、朝所订之一切条约，且托日本以兵力驱逐中国驻屯牙山之军队矣。

方六月中旬王京危迫，我驻朝道员袁世凯回国，中国始为战备。将渡兵朝鲜，租英船高升以济。至是，为日舰要击，沉于海。牙山兵亦旋败于成欢。朝旨始决计宣战，播告中外，而敌焰已张，遂不可遏。盖浸淫酝酿以启戎心，祸患之来，非一日之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