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的参与式预算：塔纳达塔的经验
斯利·玛思图迪（Sri Mastuti） 玛蒂娜·诺内克（Martina Neunecker）
一、引言
约有14%至15%的印度尼西亚人口被归入贫困人群[1]。在所有原因当中，导致贫困的主因是与财政资源的分配紧密交织的。因此，减贫是该国主要的政策议题之一。印度尼西亚《宪法》（第23条）宣称：“国家财政预算作为国家资金管理的基础，必须以公开和问责的方式实施，以便最佳地实现民众福祉的繁荣。”政府对这一公开而又问责的预算负责，并确保实现最可能的繁荣，例如通过提供服务以及通过缩小公民之间的社会与经济差距。但是，实际上，预算的这些功能仍然被政府官员忽视了。预算中仅有30%直接用于发展，包括公共服务。此外，预算的分配仍缺乏效率和效果或平等性。获得资金支持的政策和行动通常不是基于民众的需求，这尤其是因为穷人的声音很少被带入预算编制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旨在解决贫困问题的计划与活动缺少效率。这些缺点是寻找规划与预算体系新方案以及改革机遇的背景。在印度尼西亚的某些区域，地方行政机构通过让公众参与规划与预算过程而实现了创新。
本文研究这些创新中的一种，也就是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行政区的参与式预算过程。我们将通过介绍塔纳达塔（Tanah Datar，西部苏门答腊省的一个区）的案例来分析印度尼西亚的参与式预算[2]。在世界其他地区（例如巴西或西欧）所观察到的参与式预算过程被认为是成功故事的案例。但是，如果将参与式预算过程移植到完全不同的背景中结果又会怎样呢？人们可以相当确信的是，一个在长期建立的民主政体中运作的手段，应用到一个启动民主化和分权化过程才仅10年的国家里，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参与式预算在塔纳达塔是如何实施的？谁是参与者？想要取得什么结果，通过什么手段？公众、政治家以及行政管理人员必须解决什么问题？这些是以下部分讨论的主要问题。我们先简述印度尼西亚的分权化过程，这对于理解地方层面的公众参与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接下去，我们将简要介绍印度尼西亚的规划与预算编制周期，以便指出在这个周期的哪些阶段出现了公众参与的可能性。紧接着讨论我们的案例，即塔纳达塔区，包括其在2008财政年度的参与式预算过程，并评价其优势与劣势、提出未来建议。本文最后将做一个小结，并对参与式预算在塔纳达塔的前景作若干评论。
二、印度尼西亚的背景——“大爆炸式”分权化过程
印度尼西亚的分权化过程，尤其是在财政事务上，是参与式预算的一个主要的先决条件。苏哈托将军执掌三十年之久的“新秩序”政体的特征在于国家机器高度集中，在其中，基本上所有主要的权力都集中在国家元首手中。分权化或者权力向次国家层面的任何实质性转移，都会与居于统治地位的精英的要求相抵触。省长、市长与地方官员都由总统或内政部长任命（Fritzen，2009：87；Prasetyo，2005：50）在1998年苏哈托垮台后的年份里，印度尼西亚见证了一个强有力的，且从地区比较来看，独一无二的“大爆炸式”分权化过程（UCLG，2008：56）。这一地区自治权（Otonomi Daerah）的法律依据是第22／1999号法律（有关地区治理，由第32／2004号法律修订）以及第25／1999号法律（有关中央与地区的财政平衡，由第33／2004号法律修订）。《宪法》第18条的修改也给了次国家层面更多自主性（Shiroyama，2003）。分权化过程包括政治、行政与财政事务（Fritzen，2009：85）。
授予地区和地方行政单位新的权限使地方的收入来源改变，这是因为，在分权化之前，次国家层面高度依赖来自中央的拨款。如今，地方政府具有了征税的权力，例如在宾馆与餐厅、娱乐设施、停车、地下水和环境领域征税（UCLG，2008：67）。此外，地方政府和各省一起共享土地税、财产税、机动车税等等（UCLG，2008：67）。由于上述税种并未带来很多收入，所以地方政府还征收管理费与使用费，例如针对公共服务与许可（Kersting，et al．，2009：175）。
分权化“加速了社区层面的决策过程，使得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成为可能，并提高了基本服务提供方面的效果与效率”（Guiza，2005：44）。若没有分权化过程，有效的公众参与（例如通过参与式预算过程）似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地方政府被赋予必要的财政与政治权限，来处理它们自己的问题并寻找适当的解决方案之时，公众的参与才可能是有益的：“在财政管辖权下放到地方层面的程度与公众感受到一种激励去参与地方治理的程度之间，出现了一种积极的关系”（McGee，2003：66）。总而言之，分权化过程以及次国家层面财政自主权的提高可以被视为使得印度尼西亚的参与式预算过程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然而，一个限制性因素仍然遗留了下来，即按照第22／1999号和第25／1999号法律，地方政府能够批准自己的预算，而这一规定被再次修改了[3]。如今，地方财政预算必须由省长与内政部审核，然后它们才能被实施。
因此，正如某些新兴民主化国家的高度庇护主义结构和政治分赃体系的例子所显示的，分权化不能被误解为民主化，也不能以为实施分权化就可自动减少贫困并解决贫穷问题（Blair，2000；Ramos，2007：2）。在分权化过程之后，公民参与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这些议题的进步，这仍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
（一）地方层面的规划与预算编制体系
以下对印度尼西亚规划和预算编制周期的概述集中在公众参与的前景上，因为这是我们研究工作的中心兴趣点。印度尼西亚的财政年度是从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调整预算过程的两部主要的法律是关于国家财政的第17／2003号法令以及关于发展规划的第25／2004号法令。尤其是后一部法令表示，规划必须既采用由下至上的方法，也采用由上至下的方法，以及公民的参与是主要要求之一。问题是，公民是否有效地参与到预算政策中，以及他们的声音是否反映到了预算政策中。
预算过程的由上至下的方案是由地方政府的技术部门实现的，而由下至上的方案是由musrenbang（发展规划协商会议论坛，以下简称“协商会”）实施的。这一方案对于公民在不同政府层面的预算编制过程的参与具有中心意义。协商会过程于1月在居住区层面开始，当时社区成员聚集在一起讨论存在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愿望与目标。地方政府的代表不出席这个层面的会议。然后，协商会在乡村层面举行。参与者都会获得预算信息、提议的计划与行动，并为乡村选定预算优先选项。此外，该会议还选出一个代表团，以便在接下来的小区协商会中代表该乡村。代表团中的女性代表也有所规定。地方议会的成员以及地方政府机构的部门主管也要出席这些小区层面的会议。这些通常在2月举行的小区协商会的目的在于对更低层面会议上作出的建议进行汇编，并按优先顺序排列。然后再次选出一个民众代表团，以便在下一个更高的层面代表小区。
在小区会议之后举行的地方政府技术部门（SKPD）论坛是按照部门来进行的，这与基于地域的协商会不同。在地方政府技术部门论坛上，地方政府技术部门的成员与部门的各家利益集团（例如工会、商业集团或卫生组织）的代表聚在一起。各技术部门向公民社会代表介绍它们的项目建议草案，并在考虑不同部门的需求的情况下，讨论可以由下一期预算提供资金的计划与活动。地方政府技术部门论坛的结果是一份基于部门的年度规划文件。其后，在3月，举行区层面的协商会，汇总并讨论源自地域性协商会以及部门性地方政府技术部门论坛的计划与行动建议。因此，区层面的协商会通常有众多政府官员与公民社会代表参加；这些会议充当各种建议的协调平台，并形成一份更新后的年度规划文件。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地方议会（DPRD）主导了预算周期的以后步骤，虽然议会在通过年度预算之前必须举行咨询会[4]。图1提供了印度尼西亚地方层面预算编制周期的概览[5]。
图1 印度尼西亚地方预算编制周期
注释：（SKPD＝地方政府技术部门；RKPD＝地方政府工作计划；KUA＝一般预算政策；RKA＝工作与预算计划；RAPBD＝年度预算草案；APBD＝年度预算）
资料来源：Ahmad／Thébault Weiser，2006：15。
所有的协商会会议对任何愿意参与的、感兴趣的公民开放，社区不同部门的行为体均应出席（且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例如妇女组织、传统领导人、学校委员会、农民与渔夫等。但是，情况经常不是这样的。即使普通公民能够参与，公民“来倾听议程，但是不……插话或……发言”（Ahmad／Thébault Weiser，2006：14）。而且，不同层面的协商会通常得出的是一个“希望清单”（Ahmad／Thébault Weiser 2006：14），公民建议的项目只有少部分有获得资金资助的机遇。公民的参与通常被认为是装饰性的。这些缺点是预算倡导团体促进公民在规划与预算编制过程中有效参与的出发点。
（二）地方层面的预算倡导
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是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一个重要激励：“在印度尼西亚，……公民社会非常熟悉分权化法律，尤其是其中有关扩大参与的规定，赋予了公民社会组织权利，而且，相对于公众意识和公民社会组织意识更低的国家，有助于更强有力地利用这些参与机会”（McGee，2003：57）。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相比，印度尼西亚的预算倡导团体的数量和实力是相对高的（Ahmad／Thébault Weiser，2006：13）。在印度尼西亚，有众多的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组织在致力于规划与预算编制过程。根据目前的数据，印度尼西亚全国有大约127家非政府组织和14家公民组织包容在预算倡导工作中（Ahmad／Thébault Weiser 2006：13）。这些团体在促进预算编制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方面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若没有它们的支持性工作，有效的参与式预算过程就很可能无法实现。正如以下章节将要表明的，一个非政府组织CiBa[6]为塔纳达塔的参与式预算的实现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由于这些倡导团体如今已经运作多年，且规划与预算编制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的一个法律框架已经设立，包括协商会体系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市镇开始实施某种形式的参与式预算。已经有参与式预算经验的例如有苏拉卡尔塔（Pratikno，2005）、西爪哇的双木丹与万隆，以及（以改良后的方式）帕雷帕雷，那里是公民论坛。
三、塔纳达塔案例
塔纳达塔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部的一个区，或者说一个“摄政”（kabu-paten），面积大约为1 336．60平方公里。根据2008年的数据，塔纳达塔区人口为331 274人，他们中的约21%被归为生活在贫困之中。下辖的14个小区的贫困率不均衡分布，从X-科多小区的13．5%到巴蒂浦塞拉坦小区的40%。由于缺少地方政府的响应，以及由于缺少对小区内穷人和弱势人群需求的分析，预算具有效率低、效果差的特点。因此，资金的定向投放以及扶贫是非政府组织倡导下的预算和规划过程的中心关切。
为了补充现有的国家法律，塔纳达塔区通过了两部有关地方规划与预算的重要的地方条例（Perda）。其中第一部重要的Perda是有关地方财政管理的第4／2007号地方条例，其中声明，例如，地方预算必须以严格的方式实施并依据该条例进行管理；预算必须为了人民的福祉注重效率和效果、透明、可问责且关切公正。塔纳达塔区第二部使参与式预算成为可能的重要Perda是有关透明度和参与的第2／2005号地方条例范，其中第11条规定，公共机构有义务发展公众参与，方法是在作出决策前给予他们表达观点以及提供贡献的机会。此外，根据第12条，公民有权参与公共政策的拟订与监督。必须注意的是，塔纳达塔通过这些条例的时间，要早于中央政府2009年颁布其有关信息透明度的法规。参与式预算项目首次于2006年实施，并延续至今，虽然这个过程如今（至2010年）经受了一次挫折。我们将在后文再谈这一点。
（一）参与式预算过程：扶贫预算与性别响应式预算
塔纳达塔的参与式预算过程有两个主要目标：减贫以及完成性别回应预算（gender-responsive budget）。相应地，该过程基于一种双轨方法（two-track method）。塔纳达塔参与式预算过程的第一条线是扶贫预算，它的意思是，预算必须对穷人的需求，尤其是他们的基本需求作出响应。“基本需求”（参见Friedmann，1992：59）首先包括一个家庭对食物、避难所（住所）和衣服的最低需求，其次包括社区消费所需的基本服务的提供，诸如卫生、水、卫生设备、电、公共交通以及健康与教育设施；最后包括社区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尤其是有关影响穷人的政策与计划。一种可能的方法是，穷人无需缴税或缴纳分摊额，就可获得卫生保健和教育等基本社会服务。就支出而言，国家预算可以涵盖预算配置，通过提供社会服务，来满足穷人的需求。直接的扶贫预算支出包括针对穷人的健康保险、给大学生的奖学金、用于旧房翻新的补助金等等；间接的扶贫预算包括贫困数据库的开发以及为Puskesmas（公共卫生中心）的准备运营提供预算。
作为参与式预算过程的第二条线，塔纳达塔的扶贫预算倡议行动是和性别回应预算分析结合在一起实施的。它针对的是以下这些问题：女性和男性或男孩和女孩需要什么？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在准入、参与水平、控制和收益方面是否存在着一个缺口？应该为男性和女性实施哪些行动，以便使服务的提供变得更加有效果和效率？应分配多少钱用于男性和女性的赋权？
总而言之，在塔纳达塔，同贫困做斗争的主张包含两个目标：减贫与性别回应预算；参与式预算被用作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种手段。在这个背景里，公民社会参与了规划和预算过程，以及对政府部门和地方立法机构的倡导。
（二）应用的方法
为了实现前面提到的目标，部署了各种元素，从专题小组、部门工作小组以及与议会派系的政治协议，到监督预算的实施过程。这些方法被作为法律规定的协商会会议的补充。这里运用了双重方法：一方面，民众被鼓励去参与预算过程；另一方面，决策者被激励在预算中提出贫困和性别议题。在2008年的参与式预算编制过程中，做了以下事情，来处理扶贫政策和赋权女性参与预算编制过程。
首先，民众通过参与来找出与贫困相关的问题。虽然塔纳达塔已经有一份有关同贫困做斗争的战略规划文件，但是其质量仍然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它未涵盖微观层面的问题，例如村庄的问题，而且，教育也未被作为一个优先议题落实下来。任务在于澄清社区内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并制作一个旨在解决这些问题而要采取的行动的一览表。这里运用的方法是专题小组讨论。参与者通过小组自行选择和邀请来挑选。一方面，专题小组的会议是公开宣布的，因此每个想要参与的人都是开放的。另一方面，定向地邀请特定的群体，这弥补了这个过程的不足，确保了社区的各种元素均能得到代表。因此，出席专题小组会议的有乡村的代表、非政府组织、学者、bundo kandung（村级妇女组织）、政府官员，以及一些职业从业人员，诸如教师、农民、渔夫，还有地方立法机构的成员。参与者中既包括女性也包括男性。通过专题小组的讨论，参与者同意给予教育、卫生保健和微型金融以优先权。在教育方面，关注的主要议题包括受损学校的条件、教师在次城区和村庄的分布不均以及学生辍学等问题。在卫生部门，营养不良、对女性的暴力、产妇死亡率以及公共卫生中心的服务质量等成为主要问题。至于微型金融，公众关切的是在资本获取、新工艺引入和其产品营销方面的困难。
其次，参与式预算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在于授权社区男女参与规划和预算编制。无论男女，均被邀请参与由非政府组织CiBA[7]推动的、特殊的培训课程，课程有关如何参与规划与预算过程以及如何使他们的声音能在规划与预算过程中被听到。然后，参与者积极要求村当局邀请他们参加村的协商会。结果是，村协商会的参与者人数增加了，而且，从未参加过地方事务的女性成为了参与者并积极表达她们的观点。妇女也被视为其所在村参加小区协商会代表团的成员。
再次作为参与式预算过程的第三部分，设立了基于由各专题小组排好优先顺序的主题的部门工作小组。这里，这些小组依据排好优先顺序的政策领域，也就是教育、卫生保健和微型金融领域而设立。各个部门工作小组是开放式的，任何感兴趣的公民均可出席这些会议。例如，教育小组由教师、父母、学校委员会以及区教育委员会组成。这些部门工作小组聚在一起讨论主要问题，并支持把这些问题提交地方政府官员。这些会议召开的频率有所不同，在不同情况下均取决于各个部门的需要。各个部门工作小组在地方发展规划署的协调下，也参与政府的部门规划署会议（地方政府技术部门论坛）。在此，各个部门工作小组对在协商会上提出的教育、卫生保健与微型金融方面的行动进行编辑汇总，作为向地方政府技术部门论坛提出建议的一个基础。
第四，在3月和4月举行了区层面的协商会。协商会最后拟定出了针对每个部门的、按优先顺序排好的活动的草案，包括对更低层面协商会以及部门工作小组的若干建议，而这些建议是由地方政府技术部门建议提出的。然后，那些已经转换为预算建议的、排好优先顺序的活动，被提交给地方议会（DPRD）。各个部门工作小组然后在以下几点上分析年度预算草案（RAPBD）：有多少预算配置给了扶贫和性别回应预算和活动？在协商会中形成的社区的建议以及各个部门工作小组的建议被包括在年度预算草案中了吗？是否可能存在着某种无效预算？以这种方式找出的预算草案里潜在的无效率部分，在对扶贫计划与活动的再分配，尤其是那些已经在协商会中建议的计划与活动中，得到了提醒。在卫生部门，权益组织建议削减用于补贴政府交通的预算，并把从中获得的资金用来克服儿童营养不良问题，使他们获得更多的食品补贴，或者用于为村庄里的助产士购买摩托车，目的在于改善对生活在偏僻区域的产妇的服务。在教育部门，建议将资金配置给学校用于修缮。此外，工作小组建议改进奖学金体系，以便提供贫困大学生使他们有进入大学学习的可能。在微型金融领域，建议了预算分配用于产品促进，以及把资金转移到中小企业身上。
最后，作为第五个步骤，以与地方议会的不同派系达成政治协议的形式，作出了进一步的倡导和游说。这与鼓励决策者提出贫困议题并支持相关政策的目标是相符的。在印度尼西亚，预算体系明确声明，行政机构人员负责预算的准备与执行，而立法机构负责预算的批准。但是，正如实际经验所表明的，塔纳达塔的立法机构并不是自动就会批准行政机构递交的预算建议，为此需要对议会进行更多的说服。这一倡导工作集中在地方议会的不同派系身上，这是因为它们在政策的通过上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这一倡导是通过与各个派系订立政治协议来完成的。通过与倡导小组（主要是非政府组织）订立协议，这些派系同意让它们获取所有预算文件，同意支持协商会提出的建议，并愿与公民共享预算信息以及允诺让他们参与地方议会中的预算讨论过程。这些协议的总体目标在于实现代表之间对公民在参与式预算过程的前面几个步骤中讨论过和排好优先顺序的扶贫与性别回应预算建议的支持。表1总结了不同派系对公民在协商会以及部门工作小组中提出的扶贫行动建议的支持情况。
表1 地方议会派系在支持扶贫行动方面的表现（2008年）
资料来源：CiBa（2009）：塔纳达塔与索洛克参与式和预算支出追踪报告。
在议会通过年度预算之后，倡导小组继续监督和评估预算执行情况。非政府组织CiBa以传单和海报的形式传播预算信息[8]。基于这些信息，公民可监督预算的执行情况并修正资金的分配。例如，他们审查学校的修缮是否实施了，或供水设备和卫生设备是否如所计划的那样适当发展了？普通民众（例如农民或学生的家长）在这类监督活动中较为积极主动，并就任何腐败或违反状况进行报告。社区和部门工作小组的某些成员从事基于用户的调查和报告单调查，以便监督和评估公共服务以及预算执行的质量。
四、塔纳达塔的参与式预算：优势与劣势
在讨论了塔纳达塔参与式预算过程的不同元素和议程之后，我们将评价它的结果及其优势与劣势。总体上，正如已经提到的，参与式预算是与一系列可能的结果相联的。参与式预算可能吸引公众参加，引导他们和赋权给他们；有助于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推动透明度与问责制；降低腐败；以及把被排斥在外的少数群体包容进来（参见Wampler，2007：21）。总而言之，参与式预算可以“改善国家的表现”以及“提高民主的质量”（Wampler，2007：21）。塔纳达塔的参与式预算过程能否实现这些目标呢？
首先，所倡导的各个部门（教育、卫生保健与微型金融）里的预算分配情况的比较表明，在2007和2008财政年度之间这些部门的预算出现了显著增长。在教育部门，区里的总的公共支出从3 200万印尼盾上升到大约4 700万印尼盾，在微型金融和工业部门的预算增长了四倍以上。卫生部门则只经历了微不足道的增长。表2提供了参与式预算过程中分配给三个优先部门的预算的概览。(https://www.daowen.com)
表2 2007—2008财政年度的三个优先部门的年度预算
资料来源：塔纳达塔2007和2008财政年度的预算。
这些部门支出的增加是由于预算的再分配，它可以被看作是参与式预算过程以及相关的扶贫倡导工作的结果。在参与式预算过程期间，得到CiBa支持的社区成员找出了地方预算中潜存的低效性，并主张把这笔资金进行再分配，用于扶贫行动。例如，他们建议削减用于政府官员差旅费用的预算，或建议审查双重支付情况。因此，从结果来看，参与式预算过程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政府在所倡导的部门里的支出显著增长了。
除了上述直接结果以外，遗留下来的问题是，这些预算过程是否经过严格审查（如本文所说：“全面”参与过程），或者是否它只是一种单向的咨询形式。按照（Sintomer et al．，2010：42）提出讨论的五个基本标准，塔纳达塔似乎相当符合前四项：参与式预算过程针对财政维度；包含一个拥有某些行政管理权的区；这个过程反复举行；并包含若干种公开商议，诸如专题小组讨论和部门工作小组。只是最后一项标准的实现，即地方政府的问责，是受到质疑的，需要进一步审视。但预算过程产生的一个积极面是，地方政府官方公布了年度预算，而且公民可以在政府网页以及地方报纸、传单和小册子中获取预算信息。但是，政府并未就为何某些计划建议未被包含在年度预算中而向公众作出系统的反馈。这一问责机制的缺乏表明这个过程的一个主要劣势。此外，有必要在每个财政年度对参与式预算进行彻底而又独立的评估，以便揭示存在的缺点并改进整个过程。
除了问责机制令人不满意以及评估过程缺乏以外，对捐赠代理人以及对市长的政治承诺的依赖，构成了塔纳达塔的参与式预算过程的又一个主要挑战。若没有国际捐赠机构的资金支持，该区本身没有能力执行有效的参与式预算。因此，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倘若这类资金支持行将结束，那么参与式预算过程在何种程度上能被制度化。此外，这个过程极大地取决于地方政府尤其是市长的政治意志和承诺。倘若政府官员拒绝促进公民的参与，那么一个成功的参与式预算的过程将难以实现。
在塔纳达塔的案例中，参与式预算过程有助于地方层面民主的增强。公民得以参与决策过程，表达意见，并能为政府所倾听。这个参与过程增进了性别平等，这是因为女性——她们通常不参加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公共领域——参与并表达了她们的需求。参与式预算过程的另一个优势在于提高了地方政府的透明度。在参与式预算启动前，政府未公布预算信息，也未允许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技术部门论坛。在这之后，通过参与式预算，公民监督预算分配的执行，并向政府提供有关是否存在着违法情况或腐败例证的反馈。例如，公民会质询，为何村庄中某座应该由年度预算提供资助的桥梁在财政年度结束时还未建成。同样地，社区成员检查那些应该分配给地震受难者的资金为何至今未分配出去。
五、总结与展望
印度尼西亚塔纳达塔区的参与式预算过程可以被部分看作一个成功故事。在一个需要同贫困和不平等等重大问题作斗争的时代里，公民的参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使资源的配置更为有效，以及使预算能更多地满足公民的需求。这些积极的结果例如被教育、卫生保健和微型金融领域支出的增加所证明。此外，女性的参与得到提高。这个区的参与式预算中最大的劣势在于明显缺乏问责机制以及对政治承诺和捐赠代理机构的高度依附性。
2008年塔纳达塔的参与式预算过程是以专题小组会议开始的，目的是为了探寻人们的需求和偏好。然后，参与者被邀请参加（得到非政府组织的促进）特殊的培训，培训有关如何参与规划与预算编制过程。设立在三个不同政策领域的相邻部门工作小组讨论它们部门里的主要问题，并把它们提交给地方政府官员。在以下的地方政府技术部门论坛与区协商会上，公民参与与政府机构代表的讨论，并审查有关扶贫行动的年度预算草案。与地方议会派系之间的政治协议的签订，保证了政治家们至少支持把公民提出的某些行动纳入年度预算中去。最后，社区成员也参与预算计划执行的监督和对可能存在的不法行为的揭露，由此也为透明度的提高作出了贡献。
但是，塔纳达塔的参与式预算以前的积极发展状况，如今看来正在经历一个严峻的衰退趋势。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塔纳达塔的参与式预算过程在2006年开始后一直在延续，但是，在2010年，这个过程经历了一个重大挫折。地方发展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易人以及新区长选举，改变了政治环境以及地方政府对公民参与的承诺。这个过程的诸多元素，诸如发展规划会议（协商会）或部门会议（地方政府技术部门论坛）仍然在执行，但是公民在这个过程中的参与下降了，而且参与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这一衰退是对公民在塔纳达塔规划和预算过程中参与的一个主要挑战。有待观察的是，非政府组织的倡导工作能否给予这个过程以新的动力，或者公民本身是否会努力争取有效的参与。但是，若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政治意志，成功地延续下去看来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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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www．forbes．com／feeds／afx／2009／07／01／afx6607212．html（访问日期：2010年7月27日）。
[2]本文中所介绍的塔纳达塔的参与式预算过程的数据与信息是基于实证调研、对地方预算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的采访以及对文件与报告的审读。
[3]内政部第13／2006号和第59／2007号法令（Permendagri）。
[4]地方议会应通过邀请社区代表（例如公民社会组织代表）或通过在媒体中公布预算草案、要求公众作出贡献，来举行公共咨询。
[5]有关印度尼西亚预算编制周期的详细介绍，参见Ahmad／Thébault Weiser 2006。
[6]CiBa（公民教育和预算透明度倡导团体）是2002年在雅加达建立的一家非政府组织。它的工作焦点在于社会领域的预算倡导，诸如减贫预算、性别预算以及儿童预算。CiBa从2006年起在塔纳达塔运作，尤其致力于参与式预算以及支出跟踪。
[7]CiBa在参与式预算过程的角色是通过对政府的倡导、监督、信息传播以及公民与政府的能力建设，来在民众与政府之间进行中介。
[8]这些传单与海报的费用由政府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