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民主或“相近民主”？——法国普瓦图夏朗德的“中学参与式预算”
伊夫·辛多默（Yves Sintomer） 安雅·若克（Anja Röcke） 朱利安·塔尔平（Julien Talpin）
一、引言
当前，参与式预算是在公众参与方面可被利用的、最具创新性的手段。它们在全世界获得了相当大的政治响应[1]。这一程序包含非选举产生的公民被纳入公共资金的确定或分配中。这个方案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巴西城市阿雷格里港发端的（Abers，2000；Avritzer，2002；Baiocchi，2005；Gret and Sintomer，2004；Granet and Solidariedade，2003）。这个做法首先在拉美传播开来，后来传至欧洲。这个理念转移至旧大陆的大多数国家，是通过各个政党或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分子实现的，他们要么参加了在阿雷格里港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首次论坛于2001年举行），要么对此感兴趣。这座城市看来提供给大多数参与者一种令人着迷的模式，它能使得代议制民主体制实现“民主化”。这发生在这个大洲上的人们面临幻灭和一场合法性危机的时候。但是，这个程序和方案的输入所带来的动力，明显不同于那种在南里奥格兰德首府形成的动力（Sintomer，Herzberg and Röcke，2008a；Sintomer，Herzberg and Röcke，2008b）。(https://www.daowen.com)
我们想介绍法国参与式预算发展的一个方面，它证明了随着普瓦图夏朗德最近经验的展开，可能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它预示着在欧洲到达了一个新时代，即行动是在地区层面。这个方案在法国获得了相当多的政治新闻报道，该地区的主席是塞格林·罗雅尔，她是参加2007年总统选举的社会党候选人。这个程序包含了相当大数额资金，涉及在参与式过程中决策权的转移，方式是通过投票来排列项目的顺序。这两个元素令人回想起阿雷格里港模式。普瓦图夏朗德仅有160万居民，是法国人口最少的区之一，也是法国最郊区的区之一。它在传统上有着右翼政治导向，在2004年选举中摇摆向了左翼。新的领导人把“参与式民主”的议题放在他们运动的最前沿。它具体应该包含什么，这还是相当模糊的，虽然明确地提出了参与式预算和公民评审团。这并未阻止一个独创实验的直接实施，这个实验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证明是法国最有前途的倡议行动之一。
这个实验公开宣布的目的是超越“相近民主”，它在特征上纯粹是地方性的，而且是严格咨询式的；绝大多数法国的参与式倡议行动均局限在地方这个舞台里。“中学参与式预算”是作为“参与式民主”的一个例子提出来的，其主张与阿雷格里港模式有着明确的关系。这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真正动力的反映？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过程的产生？它在何种程度上为参与式民主的模式和言辞在法国政治讨论中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我们首先要说明，这个项目的决策权以及高水平的公众参与如何使得这一案例成为欧洲独一无二的案例。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解释，参与式预算在中学中的引入对地区行政机构的现代化将产生哪些主要影响。此后，我们将审视这个实验的局限性。我们尤其关注各个学校里参与是如何组织的，而且，一个地区性的参与计划的缺乏，是限制再分配公正的潜在效应的因素。我们然后审视这个方案的政治含义，并区分在法国公共讨论中两个经常被混淆的模式，即“相近民主”与“参与式民主”。
二、权力与参与
2004年6月，在塞格林·罗雅尔赢得地区选举并成为普瓦图夏朗德区主席后不久，她推动了参与式项目。她的竞选是在这一旗帜下实施的，却未明确其中的含义。此外，起先必须说服许多当选的地方左翼代表相信这个项目，这是因为他们是有所保留的、持怀疑态度的，或仅仅缺乏信息。在她私人顾问的协助下，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在若干学者的协助下，塞格林·罗雅尔在不同领域开发了一种咨询方案，它们列入了地区立法的范围，尤其是引入了“中学参与式预算”。
在两个重要的地区知名人士以及参与式民主长期支持者的支持下，她的组织团队出于可视度原因选择了中学：它们涵盖很大一块地理区域，而且涉及众多公共部门。这一选择也是有可行性的，因为中学只依赖于一个行政部门，即教育部门。团队中两个主要成员的政治与管理技巧以及他们高水平的参与，是这个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他们负责这个过程的实施以及负责日常管理。他们也引入了非政府组织以及外部专家，这增加了这个方案的可信度。因此，普瓦图夏朗德的参与式民主，与欧洲大多数其他案例一样，不是来自对公民社会的动员，而是由一些开明的精英成员自上而下开展的。
但是，中学参与式预算真正把决策权授予参与者。分配的资金总额为1 000万欧元，来自地区层面中学1．1亿欧元的总预算。该参与式预算资金只能用于数额最高在15万欧元以下的投资行动和项目，不包含诸如学校建造或学校彻底翻新等重大投资活动。该地区当局的承诺是尊重参与者作出的选择，前提是这些项目属于它们的立法权限范畴。在93所中学中的每一所举行了两次会议，这些会议对所有学生、教师、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家长开放。由第三方主持，而且地区行政人员和行政服务署的代表也经常在场。
每所学校举行的首次会议是为了提出参与式预算。然后，各个工作小组碰头讨论能改进学校的项目。为了鼓励自由讨论，地区代表和领导不参加。各个工作小组向一个全体大会提交他们意见的汇总。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技术服务部门检查这些建议，并评估它们是否在地区管辖权范围之内；若如此，则包含评估费用。倘若被认为有必要澄清某些事情，那么通常的做法是与地区的工程人员以及来自学校的一个志愿者团体再举行一次会议。在这第二次会议中，将提交一份汇总各种项目的文件。经过讨论，参与者投票排列他们偏好的项目。每个人可以投10票，然后排序是基于每个项目所获得的总票数。所有文件可以在线在有关参与式预算的页面上获取，而且学生们通过学校信息板上的信息，获得地区议会讨论的结果。参与者系统地填写一份评估表格（民众普遍地对这个方案表示出很高的满意度）。另外每年也还有一次审计。
这个过程看来打破了代表着绝大多数法国实验的“相近民主”框架特征，这个过程有两个维度：地理上的相近（包括居住区委员会以及地方行政部门办事处的设立）以及政治相近（通过居民与当选的代表和行政服务部门之间的直接沟通渠道来实现）（Bacqué，Rey and Sintomer，2005；Le Bart and Lefebvre，2005）。“相近民主”意味着“选择性倾听”参与者的意见，或意味着选择代表或公务员，他们的工作在于汇总各项讨论；该程序并未明确阐明保证公正和问责的规则或程序；政客们没有义务说明为何把某些既定建议纳入进来而不考虑其他建议的理由。相比之下，在普瓦图夏朗德的参与式预算过程中，程序方面的动力是非常不同的。这是因为直接的决策权授予了参与者，且涉及的资金数额相对大，还有程序的明确性。
但是，若干关键问题仍然未得到解答。第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关参与。在2007年至2008年，16 400人次参加了各次会议，在两年的周期里增长了60%[2]。12万名受邀出席的民众中有7%至8%的人出席各次会议的每个周期，这使得它处在参与式手段出席情况的顶端，而且与阿雷格里港居住区大会的出席情况相媲比。这一比例要比在大多数其他欧洲实验高得多。但是，考虑到投入的后勤保障与人力资源，以及鼓励学生出席的方式（在某些情形下几乎是强制的）明显扭曲了这一数字[3]，因而这一数字是有局限性的。
这些数字表明，参与式方案未包含强有力的由下至上的动员；它也未引发年轻人的社会运动，尽管2006年春天大量中学生在该地区为反初次雇佣合同示威游行进行过动员[4]。在中学参与式预算的初期必须打消在地区议会左、右两翼的一些当选成员的怀疑，以及中央政府（它在学校事务上拥有主要权限）、工会、学校领导以及某些负责学校简报的地区政府工作人员的怀疑态度。塞格林·罗雅尔及其随员坚定的政治决心是促使这个项目启动的决定性因素。
权力问题虽然被明确提出了，但至今未有明确答案。所有参与者拥有平等的表决权。工会、协会、学生社团中选出的成员（管理委员会和理事会）、教师与学校领导们都没有特殊权利；同样地，一个历史上相对封闭的机构的部分开启，这自身就是一个相当大的发展。从这个视角来看，这个过程明显地构成了这一机构民主化过程的一部分。在会议上使用的评估表表明，许多参与者明确肯定了会议的非等级式的组织结构。而且，正如一所学校的学生在接受采访时所说：“走廊对每个人开放，民众说他们所想。民主就应该始终如此！”毫不惊奇，领导们起先是最沉默的，因为这个过程蚕食了他们以前垄断的领域。学校内部选举代表的传统机构也受到了挑战。它们以一种高度程式化和官僚化的方式运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参与式预算包围。这个项目明确揭露了学校内传统上存在的民主匮乏。最后，中央政府阻止了这个由政治反对派所代表的地区所倡导的过程，它禁止所有学校把学生名单或家长的详情透露给地区的行政人员。
参与式预算授予参与者的权力仍未明确定义。这个程序给予参与者相当大的自主性，这是因为参与者可以投票对项目排序，然后，该区政府承诺实施这些项目。取得这一进步，并非一件容易的工作。塞格林·罗雅尔本人起先不愿接受投票的想法，后来，她的团队以及这一过程的具体活力最终说服了她。然而，地区行政人员到目前为止负责参与式规则的定义、参与者建议的挑选以及引入顾问以发展这些建议。但是其中存在的矛盾经常受到相关行为体的批评，这一矛盾即行政人员希望加强民主与在游戏规则制定中参与者的观点如何被纳入方面缺乏透明度之间的矛盾。同阿雷格里港的情况一样，由参与者联合管理的规则，没有可预见的计划。
这一经验也几乎完全由地区行政人员组织，而且，出于这个目的雇用了外部的顾问。倘若设立了与文化事务协调人一起工作的志愿者“跟踪小组”[5]，这将使参与式过程的商议质量产生里程碑性的改进。它将大幅改善针对提出的项目所做的准备工作的质量，以及改善会议的准备情况。这好像是该区2007年在文化主持人为期一天的培训期间采纳的方案。2008年在游戏规则问题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通过公民评审团的形式，把教育共同体的所有成员代表聚集在一起，以便共同评估这个项目该如何运作，以及评估地区政府有关中学教育的政策[6]。
三、参与式现代化的进展与问题
该项目管理团队公开宣布的目标是政治性的（对同样影响学校的代议制民主所面临的危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并发展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形象）、社会性的（鼓励一种在地区层面的再分配方案，目的在于部分减少各所中学之间的差异）以及行政性的（废除庇护，确保公共服务符合其使用者的需求并确保这些需求得到确认，并建立公民的专门知识）。事实上最强大的影响来自行政领域，它可以与某些新公共管理的“以公民为中心的”、有关现代公共服务的理论相媲美。
正如其他法国实验一样，这个参与式方案根据行为体的地方知识，鼓励地方层面更好地进行管理（与通常的公共服务改革截然相反）。这减少了由于未与民众的实际需求有接触的技术人员决策所造成的损耗。绝大多数管理这个过程的公务员对已经取得的进步感到高兴。中学日常事务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相信：
这是一条对草根进行咨询的途径，这很重要。参与者并非总是对的，但是由于他们，事情向前推进了。我觉得有时候草根对问题的感受更为清晰。……这是因为草根代表着巨大多样性，而且我们需要避免只基于一种思想潮流来做出决定。
这与一位运行经理所表达的想法相呼应：
它使得大量事情浮出水面；我们发现了存在的问题：例如，我走过厕所，它们在我看来的确是干净的。……管理层听说了一些小问题，但是没有人（真正）在意它们。然后突然间，随着中学参与式预算的引入，我们才发现学生们在抱怨浴室地板上的积水漏到他们头上去了。
所有行为体（从最热情的人到最反对的人）都认为，参与不能只是表面文章，而应对相关公共服务的提供产生真正的影响。发送给技术部门的、用于评估项目成本的要求表明，技术人员往往没有相关会计工具或技能来快捷而又精准地开展这一工作。参与式预算所包含的透明度突出了行政失效，并也节约了相当大数额的资金。由于项目的估计费用是公开的，因此，参与式预算激励行为体去找寻最廉价的解决方案（某些学校甚至选择自己做工作，而不是让私营部门完成这些工作）。这也避免了落入建筑公司的陷阱：它们趋向于过高估计费用，所提供的解决方案超出了会议上确定的需要。参与式预算的引入通过突出服务提供上的缺口以及行政失效，强有力地鼓励了地区公共行政机构的现代化。但是，这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而且，公共服务的重组被证明是一项长期工作。同时还需要雇用相信这个过程的有用性以及拥有足够知识的新工作人员。
公共服务部门的反应是参与的一项决定性因素：阿雷格里港的经验表明，一旦参与式预算的初步成果显现，参与就会有显著增长（Abers，2000）。反之，最初有限的“示范效果”可以解释在最初几年里普瓦图夏朗德过程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的原因。正如一名学生解释的，特定项目未得到实施的事实阻碍了这个过程的发展：
当其他人或者我本人试图动员大家，我们常会听到同样的话：“当然，但是去年的项目进展如何？”……我相信，如果我们已经有了绿灯［一个被接受的项目］，那么出席上周举行的项目投票会议的学生就会增加四倍。这毫无疑问！
行政机构的反应是成问题的，这是因为它的步伐绝对跟不上参与式过程的步伐，后者要快得多。而且，虽然参与式预算认为传统行政过程繁琐，但它也面临新的挑战。中学参与式预算最初意味着双重行政轨迹，许多部门已经觉得难以管理他们传统的工作量，更何况参与式过程是在完全不同的轨道上运作。这也意味着工作量的增加，并引起了某些地区公务员的抱怨[7]。此外，他们中的某些人被这样一个事实所震惊，即参与所涉及的预算额相当大，却被用于“多余”项目（诸如到红海潜水旅行以及到欧洲迪斯尼旅行），而且要在短短的数小时之内作出决策。这些项目是与实际需求无关的。
然而，这类项目在数量上是很少的，而且该区政府试图通过加强实验以及逐步地改进过程，来克服这些障碍。涉及特定类型项目的费用的估计，被内化到中学参与式预算部门中。地区政府工作人员，将基于此前几年的经验（项目趋向于周期性的，年复一年展开），有能力运用其经验来更好、更快地完成需求评估。另外，通过在两次公共大会之间举行一次系统性的中间会议来改进项目，这有助于更明确地定义项目。最终，通过对公务员施加压力以及鼓励他们的重组，参与式预算满足了用户的需求，且这一需求得到及时的考虑，而且费用经常更低。
无论是部门之间的协调，还是参与融入行政机构日常工作中去的程度，都是关键性问题。它们有助于避免让一个“政治”奇想倾覆行政逻辑，以及有助于实现更高质量的做法。在普瓦图夏朗德实验的情形里，整个负责学校的地区行政机构在2008年春天重组了。这是参与式预算的直接结果，并证明了参与式民主可以有助于公共服务的现代化。
四、超越相近：关于规模的问题
最后的问题是规模问题，也即参与式实验的社会影响问题。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无论是出于在地区层面实施参与式方案的目的，还是作为一个超越了简单的相近民主的参与式民主的强力声明。在最初的项目中，计划了第三轮会议，以便他们在相应的集中地区把学校代表汇聚起来，不用逐个学校进行讨论，就可在各所学校之间实现真正的公正分配。这一想法超越了微观—地方层面，支持最贫困的中学，以及激励对地区团结性进行反思。参与式过程的这一阶段并未实现，原因在于学校领导们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会进一步干涉学校独立性以及他们自身权力的东西。但是，只有通过创建这个学校间层面，无论是以选举代表的形式还是以公民评审团的形式，这方案才能真正变成完整意义上的参与式预算，这意味着对微观—地方层面的超越（Sintomer，Herzberg and Röcke，2008a，2008b）。
政府行政人员觉得，要优先考虑的事情是巩固现有手段，虽然他们在思考如何最佳地来实施这一额外的手段。尽管这是一个能够理解的选择，但是它有若干劣势。学校间讨论的缺乏限制了参与者所做选择的种类。目前的方法意味着每所学校决定项目的等级，这些项目的总费用是可以变化的，而不是对所有学校预先确定一笔金额。地区的行政人员反对这一可能性，理由是它只反映“共同体基金”向学校的转移，类似于一种传统的补助金体制（“我们花费我们所拥有的，不顾我们的真正需求”），而不是一种基于需求的逻辑（“我们的需求是什么，以及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满足这些需求？”）。但是，目前的方案阻碍了由项目中的参与者依据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进行均衡评估：它可能更适合于挑选6个小型项目，而不是选择3个大型项目。某些行为体通过把参与式预算过程当作已经被地区行政机构削减了资金的重要项目提供资金，由此战略性地使用这个程序（对于学校领导和教师而言尤其如此）；这种做法如今已到了使这个过程扭曲的威胁点。倘若每一所学校在地区层面均拥有一笔建立在参与式基础上的可变预算，那么这将使得它能够把满足需求的逻辑与对最落后学校的再分配组合起来。若继续停留在“微观—地方”框架的界限内，这将阻止参与成为一种实现社会公正的手段。
事实上，就目前情况来看，最落后的学校并不是那些获得资金最多的学校。行政人员承担了直接管理再分配过程的责任，他们在做这一工作时，把一系列符合地区优先项的额外项目纳入，这些学校接受的额外项目被置于学校接受的项目之上。正如一名项目经理所言：
我真的可以写一本学校指南。请相信我，他们中的某些人把寄宿学校变得看起来像移民营地。……参与式预算帮助我们对该地区学校的状况进行真正审计。……我们如今认识到，某些学校完全被忽视了。中学参与式预算使得我们能够无保留地说话，根据这些学校已经得到的以及学校的状况，告诉某些校领导，无论它们要求的是什么，这些项目均不属于必需的项目。
倘若这在参与式方案内更加明确，得到更有效的沟通，那么公共资金分配的透明度可以具有巨大影响。参与式预算已经降低了过去常常决定投资选择的“秘密外交”。它允许内部再分配，这使得学校最落后的成员（学生、寄宿者和技术支持人员）受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关的程序：把每个人置于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地位，这有助于最大数目的群体，无论他们的地位如何，这首先是指学生。
通过相信参与者（他们的意见在以前未被聆听）所掌握的当地的情况，参与式预算意味着，有可能被领导们忽视的需求能被考虑到。这在一名地区技术人员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表达：
我记得一位领导认为维修寄宿学校很琐碎，他还说，在他的时光，学者必须认识到生活是艰辛的。……中学参与式预算使得寄宿者的需求获得倾听；他们无需和领导的意见相同，而且，学校被修缮了。
中学参与式预算过去四年所涵盖的项目类别（文化活动、寄宿学校的重新装饰与翻修，等等）明确表明，这些新的、以前被忽视的需求得到了兼顾。这些需求过去被忽视这一事实，是由于学校中传统参与方案的不充分。然而，事实仍然是，参与式方案本身只是一种社会公正的间接手段，目前学校与学校间层面不存在这一手段，而且有关总的地区预算的咨询过程仍然是会议中的边缘因素。
中学参与式预算指出了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已得到普及但在共和制的法国则更多的是被忽视的观念，例如“社区赋权”（Barnes，Newman and Sullivan，2007）或“社区发展”。社区赋权事实上意味着权力转移给限于微观—地方层面（通常是一个居住区，或者在我们的案例里，是单一的一所中学）的普通公民。此外，这个观念的使用往往与弱势群体相关。社区发展意味着，社会、经济或文化活动由公民自己实施，而不是由国家官员。在中学参与式预算框架内，目标是致力于学习过程，它提供给民众必要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自己实施特定的项目（或甚至于接管特定议题的管理）。大量被认可的项目（诸如学生俱乐部或学生旅行）由学校共同体自我管理。在这方面，普瓦图夏朗德实验介于阿雷格里港参与式预算过程和布拉德福德市的参与式预算过程之间：在前者中，城市的行政机构负责大量的项目；而在后者中，社区成员自己实施必要的工作（除非技术上不可行）。法国组织者不认为这些发展是依照与“社区”相关的行动，这是因为他们不熟悉社区参与的理念和传统。他们主要是依照“民主体制的民主化”的政治过程，来构思这个过程。尽管如此，这个实验和许多其他实验一样，构成了不同参与传统和模式之间的混合。
暂时来看，普瓦图夏朗德的实验仍然是一项尚在进展中的工作。尽管它可能还会受到批评，但是，若干真正的成果给予它与日俱增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得到了地方行为体的认可：更好地了解中学生的需求；设立地区项目来满足这些需求；区政府与各所学校间直接联系的扩大；行政机构反应度的增加以及重组；通过对学校里传统的等级式关系提出质疑来加以民主化；传统的决策渠道以外的资金的可用性。然而，中学参与式预算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在最初阶段，存在着丧失可信度以及参与者动力缺乏的风险，这是因为项目的实施是缓慢的。对这些计划的内部准备工作的缺乏也对所举行的讨论的质量造成了消极影响。这些议题至少已经部分得到了解决。但是，倘若参与式策略变得只是被当作一种可以战略性地用来增加额外资金的手段，那么它就会沦落为一种简单的管理工具，而丧失其政治维度。
五、介于相近民主与参与式民主之间
在法国，“参与式民主”的概念几乎成为所有把非经选举产生的公民纳入决策过程中来的方案的同义词。但是，更为可取的是要更为精确地使用这个概念，并把这个概念用来描述把直接民主程序（即非经选举产生的居民成员或接受了“类似于有约束力的授权”的代表拥有经认可的决策权）与代议制政府的传统机制（即这些代表是唯一拥有决策权的人）组合起来。此外，当参与式民主得到下层阶级的社会动员的支持时，它也可以变成一种实现社会公正的手段。
与居住区委员会或地方社区基金截然不同，参与式预算最独创的特征在于，它们可以达到微观—地方层面，并且程序本身拥有潜力使它们克服邻避效应（NIMBY）。但是，事实上，大多数法国实验只是最低限度地超越了相近逻辑，也就是说，过程仍然只局限在微观—地方层面，而且是以决策者的“选择性倾听”逻辑为特征的。这一框架的总体影响与成功可以归因于以下两点：首先，在传统的政治领导层遭受日益增强的检视之时，它能让地方领导人以极好的方式更新与公民之间的联系机制。相近参与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通过要求事情必须“尽可能地贴近”用户，为公共服务提供的改进作出重要贡献。基于此，公共服务越采纳这一范式，参与的影响可能也就越积极（Bacqué，Rey and Sintomer，2005）。
但是，“相近”模式呈现若干局限性。尽管它使得地方管理得到相当大的改进，并提供地方政治—行政系统与大多数积极作为的公民之间的定期沟通的渠道，但是，它仍然是代议制政府的一个变种。尽管它可能有助于改进地方上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但是它很难实现例如阿雷格里港那样的大规模的动员：极其不可能的是，民众会投入更多精力到他们没有真正决策影响的且其具体效果有限的项目中去。这些参与式过程仍然是由上至下的，而且在社会公正或全面行政现代化方面的影响较低。赋权给公民社会行为体，尤其是赋权给弱势群体，这方面的增强只是最小限度的。对大多数重要决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普瓦图夏朗德的中学参与式预算是法国与阿雷格里港开发形成的“参与式民主”理念最接近的实验。这可以通过直接决策、清晰的规则以及各所中学公正分配的前提来解释。但是，这个方案有着若干局限性，它们主要是由于学校与学校间层面的缺乏造成的。意识到这一缺点，如今，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思考在2010年4月开始的新学期启动针对中学的地区参与式预算。但是，下一步取决于最近重新当选的区主席的反复无常的政治意志。在中学的参与式预算过程以外，组织者近年来也实施了其他的参与式手段，诸如用于评估地区公共政策的公民评审团，或者（最近的一个实验）私营农村学校里的一个参与式预算倡议行动，这个倡议行动集合了这些机构的600名成员（部分是通过抽签挑选的，部分是由行政委员会任命的），目的在于对行动的总体优先选项作出决策。在这些不同的实验中，公民所拥有的权力的程度各不相同，但是总体上，组织者的目的是想提供给民众真正的影响政治的可能性，但这未反映大多数在法国实施的参与的手段，也未反映在其他地方“参与式民主”旗帜下的参与的手段。这种不同的做法无疑成了政治词汇的一部分，这些理念的成功程度普遍地与它们是如何清晰地得到表达成反比例。自相矛盾的是，这可能是这一主题变得主流化的原因。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混乱，但是也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新的意识形态背景将导致充满活力的实验更广泛地传播，其中很可能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式民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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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ritzer，L．（2002），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pace in Latin America，Princeton／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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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os，B．de Sousa（ed．）（2005），Democratizing Democracy：Beyond the Liberal Democratic Canon，London／New York：Verso Books．
【注释】
[1]这里介绍的反思是一个得到德国汉斯·伯克勒基金会资助、有关欧洲参与式预算研究项目的研究结果。这个项目是由马克·布洛赫中心和柏林洪堡大学实施的（Sintomer，Herzberg and Röcke，2008a；Sintomer，Herzberg and Röcke，2008b），田野调查是在普瓦图夏朗德由马里恩·本哈默（Marion Ben-Hammo）、朱利安·塔尔平（Julien Talpin）和安雅·若克（Anja Röcke）完成的。这些项目（2005—2008）包含民族志研究、广大的实地考察，以及对“中学参与式预算”会议的定期考察（超过50场）、60多次正式的个人和群体采访以及无数次非正式的讨论。它包括在各次会议后系统分发的评估表以及该地区评估过程。
[2]同一个人若参加了每一次会议，则被计两次。
[3]从类别来看，存在着不平等的参与：虽然学生中的参与总体增长了20%，但是家长与教师的参与下降了，技术人员的参与轻微增长。
[4]“初次雇佣合同”是多米尼克·德拉维潘领导下的右翼政府的一部法律草案，目的在于修正年轻人在其初次工作中的合同，其中提供的合同保障更少。这导致了大幅的学生抗议行动，后来，该法未获实施。
[5]这些协调人是“青年就业计划”的一个扩展，他们被区政府雇用，作为中学参与式预算的一项跟踪措施，毕竟参与式预算揭示了对文化主持的普遍需求。
[6]随机挑选出的公民评审团也评估同年地区公共政策中的若干元素。
[7]依据各次采访期间收集到的信息，额外的工作量大约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