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1987年12月27日，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与妻子一起在家中看电视时，悄然离世。数周之后，几位朋友着手整理施拉姆的遗物，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一部题为《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的遗稿。很明显，这只是书稿的初稿，包括内容完整的六个章节和第七章的内容纲要。电脑里和其他别的地方，我们都没能找到书稿的注释和参考文献。
就其涉及的主题而言，再没有任何人比施拉姆更有资格来完成这部著作了。作为卓越的学术创新者，施拉姆是书名体现的这一过程的关键人物。在本书及其他一些早期论文中，施拉姆重点关注四位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家，并将其称为传播研究领域的先驱[1]: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与卡尔·霍夫兰(Carl I．Hovland)。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施拉姆却从他们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中发现了传播学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赖以建立的知识资源。施拉姆撰写这部书稿，是在向四位先驱的开创性贡献致以敬意。
我们将在本书中尽最大努力完成施拉姆的未竟事业。应施拉姆夫人伊丽莎白·施拉姆(Elizabeth Schramm，继施拉姆之后不久，她也于1988年离世)和女儿玛丽·施拉姆·科伯利(Mary Schramm Coberly)的请求，我们承担了这一任务。曾在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分别与施拉姆长期共事的莱尔·纳尔逊(Lyle Nelson)和朱谦(Godwin Chu)，向我们提供了书稿的软盘和打印件。斯坦福大学的实川真理子(Mariko Jitsukawa)花费大量精力查阅斯坦福大学的图书资料，帮助我们查找缺失的参考文献。在斯泰西·弗兰克(Stacey Frank)和斯蒂芬妮·克拉夫特(Stephanie Craft)的帮助下，我们又花了数年时间，确定了其他引文的出处。与此同时，我们还合作对传播研究史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除了一个不得不进行的大规模增补以外，我们在这里保留了施拉姆遗稿的原貌，只做了一些必要的编辑。本书上编的一至六章，实际上是补齐了注释的施拉姆原稿。其中，一至五章是原稿的前五章。因为深知施拉姆的写作态度非常严谨，我们仅仅更正了所发现的极少几处错误。第六章则是施拉姆作为最后一章(原计划是第七章)而写的结语。
然而，我们并没有按照施拉姆离世时书稿的样子直接出版他的这本书，而是另行写了第七、第八两章内容——这两章构成了本书的下编。首先，我们按照施拉姆所列纲要，写出我们认为的他将在第六章中可能会写到的内容，这就是本书的第八章。它描述了传播研究一旦开始之后在美国大学中的扩散情况。为了尊重施拉姆明确表达出来的意向，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增补一些内容。
不过，我们却以极大的自由撰写了施拉姆从未想过要写的一章——描述本领域的“奠基者”(the founder)，即现在的第七章。当然，那就是施拉姆本人。传播学学者今天可能会争论谁是他们的先驱，但没有人会怀疑施拉姆是传播学的奠基者。我们写出这第七章，就是为了使读者明白，人们何以会对施拉姆的卓越贡献有这样一种共识，以及我们何以会如此努力要将这位卓越人物的最后遗作加以出版。
另外，还需要对我们的编辑工作做一些说明。施拉姆的书稿以个人视角写作，因此，我们为本书拟了副标题——“亲身回忆”(A Personal Memoir)，以强调其观察的第一人称特征。他将这一领域的历史看作是对他而发生的。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写了关于施拉姆本人的第七章。后来一些学者用全知(Olympian)视角重新讲述了传播研究发展史，但这种全知式写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改进这种施拉姆式的历史书写方式。因此，我们保留了一些观点，虽然这些观点在其他场合我们可能会持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这是他的著作。
施拉姆写作风格独特，高度个性化。我们曾试过在谈及大学时规范地使用大学名称，但最后还是决定继续让威斯康辛大学写作“威斯康辛”，而不是将它改为正规的“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同样，提及著名学者时，我们继续按施拉姆称呼他们那样，称名而不道姓。对施拉姆而言，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就是“保罗”。当我们认为某人或某机构的写法会产生疑问，或者施拉姆所说的某种联系已经过时时，我们会加上一条“编者注”。原稿使用括号插入了极少的说明性文字，我们认为编辑过程中对这种情况不应该有所顾虑。我们知道，施拉姆写作水平高超，他一定已经严格选择了他的措辞。他的确如此(Danielson，1989)。施拉姆毕竟是一位杰出的专业作家，早在进入传播研究之前，他就曾获得过欧·亨利短篇小说奖。他不仅是传播研究领域的杰出研究者，也是一位讲故事高手。我们不希望在本书任何地方妨碍施拉姆讲述他的故事。
编辑本书，我们在知识等方面需要向很多人致以谢意。首先，我们需要感谢我们所属机构的支持，对于查菲博士而言，是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所和传播学系，对罗杰斯博士而言，则是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转入新墨西哥大学传播与新闻系之前，罗杰斯曾于1991－1992学术年度担任该中心的研究员。在准备本书的不同阶段，我们多次征询了施拉姆众多同事和学生的意见。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致以谢意。这些人是欧文·贝汀豪斯(Erwin Bettinghuas)、埃利诺·布鲁姆(Eleanor Blum)、亨利·布赖特罗斯(Henry Breitrose)、维恩·丹尼尔森(Wayne Danielson)、玛莉·安妮·菲茨帕特里克(Mary Anne Fitzpatrick)、弗雷德·哈伯曼(Fred Haberman)、威廉·哈克腾(William Hachten)、杰克·希尔加德(Jack Hilgard)、南森·麦科比(Nathan Maccoby)、霍华德·马凯(Howard Mackay)、麦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莱尔·纳尔逊(Lyle Nelson)、威廉·帕斯雷(William Paisley)、西奥多·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唐纳德·罗伯兹(Donald Roberts)、查尔斯·萨维奇(Charles Savage)、大卫·怀特(David Manning White)。特别感谢斯蒂芬妮·克拉夫特在本书定稿和校样中付出的辛劳。至于其他一些人，我们将在合适的地方，特别是在本书的第七、第八章，再一一列出。
呈现于此的，是韦尔伯·施拉姆写给这个由他创建的学术领域的诸位学者的最后遗言。
斯蒂芬·H.查菲
斯坦福，加利福尼亚
艾弗雷特·罗杰斯
阿尔布开克，新墨西哥
【注释】
[1]施拉姆用“forefathers”称谓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等在传播学尚未成为一种大学建制之前从事传播研究的学者们，查菲和罗杰斯则将他们称为“forerunner”(见原书第127页)。较之后者，前者自然有更强的感情色彩，或应译为“先辈”。按照中文文献的惯例，本书将“forefathers”统译为“先驱”，而将“forerunner”译为“先行者”。——本书脚注为译者注，尾注为原注，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