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院

1943年，爱荷华大学新闻学院提供的主要是一种职业化模式的高等教育，目标是将本科学生培养为称职的报纸记者。美国大学的新闻学教授大都是通过报纸记者的实践经验而获得训练的，不少人拥有从各种其他专业获得的硕士学位，而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几乎绝无仅有。不仅爱荷华的新闻学院具有这种由职业化(而不是学术性)定位形成的图景，而且那时开设的数百个新闻学专业，几乎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

主要的例外是位于麦迪逊的威斯康辛大学，那里由“老爹”布莱耶(Willard G．Bleyer，1873－1935)［11］开创了非同寻常的新闻学教育学术模式。布莱耶是英语文学博士，同时也有报纸工作的背景，他在1904年就开办了新闻学专业。从一开始，他就强调学术研究是新闻学教育的一部分。布莱耶认为，如果新闻学院打算引导而不仅仅是追随职业化实践，社会科学就能够帮助回答诸如新闻价值、编辑决策与影响阅读的因素等问题。布莱耶和他的同事开创了新闻史、新闻法学与新闻管理等研究方向，并设置了社会科学博士学生的新闻学辅修课程，这样，那些具有办报经验的人到新闻学院教授职业技能时就可以同时攻读博士学位。他为他们开办了一个公共舆论研究生研讨课，这一话题不仅涉及新闻新样式的构成，而且为思考报纸对读者的影响以及对道德、政治秩序等一般意义上的影响提供了线索(Bleyer，1931)。

作为一位中西部的进步主义者，布莱耶对煽情主义报纸很不以为然，他希望新闻学院能够表现出新闻业最好的一面。威斯康辛的本科新闻专业把社会学、政治科学和经济学课程看作是理解学生将要报道的那个社会的基本手段，同时学生的老师们也在这些同样的学科领域里获得博士学位。在布莱耶三十年的卓越领导下，新闻学专业将威斯康辛大学的社会进步主义思想灌输给了本州的报纸。它同时也为其他的大学提供了一大批将学术研究天然地视为职业责任一部分的新闻学教授。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将要领导的新闻学院，为施拉姆建立传播研究新领域的创造性构想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20世纪40年代，在华盛顿特区以及后来回到中西部，施拉姆从布莱耶的两位优秀学生，明尼苏达大学的凯西和纳夫齐格那里接触到威斯康辛新闻学教育理念。［12］施拉姆比其他人更容易看到，他们的理念以某种方式与由洛克菲勒传播研讨会报告所描述的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大众传播研究的想象，遥相呼应。但是，施拉姆回到爱荷华接任新闻学院的院长时，布莱耶的观点并未被美国的新闻学教授广泛接受，它也不是绝大多数大学管理者新闻教育观念的一部分。

20世纪40年代，报纸的发行人和主编们强调，新闻记者主要需要知道的就是一些基本技能——如何写作以及如何拼写。业界对任何层次的大学研究生都相当抵触。绝大部分主编认为社会科学与日常报纸工作毫不相关，他们坚持认为，最好的训练就是他们在工作中受到的训练。新闻学教授拥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看起来是一种愚蠢的，或许还是危险的趋势。报纸发行人和主编们对新闻学院有着很大的影响。毕竟，是他们雇用(或者拒绝雇用)新闻学院的毕业生，他们也是学生奖学金最大可能的捐赠来源。

韦尔伯·施拉姆为爱荷华新闻学院制订的计划无疑将自己放在了这种分歧的对面。在坚持新闻学院不仅应进行学术研究而且还应授予博士学位方面，施拉姆比布莱耶的创新性新闻学辅修博士迈出了更大的一步。施拉姆建立了第一个大众传播学博士项目。爱荷华的这个新课表将大众传播理论、研究方法、公众舆论、宣传分析，以及其他由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科学等外部课程所支撑的社会科学主题，统统纳入了新闻学院课程。然而，施拉姆严格的新博士项目并没有吸引到多少学生，截止到1947年施拉姆离开爱荷华城前往伊里诺斯大学，只有两位博士候选人接近完成他们的博士学位。

模仿拉扎斯菲尔德的哥伦比亚大学广播研究室，施拉姆还在爱荷华建立了一个研究所。爱荷华传播研究所从爱荷华当地报纸和锡达·拉皮兹市(Cedar Rapids)广播电台获得了不太多的资助。这些公司希望弄清楚，它们的受众有多大，又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13］施拉姆还通过纽约扬和鲁比卡姆广告公司(Young and Rubicam advertising agency)的研究主管乔治·盖洛普博士(Dr．George Gallup)获得了一笔赞助。盖洛普是爱荷华大学新闻学院的第一批毕业生，在获得学士学位之后，他在这里做些教学工作，同时攻读应用心理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盖洛普的博士论文是爱荷华多份报纸阅读活动的实地调查研究。现在，他是为了这里最初给了他能够在广告研究和民意调查领域取得事业高度成功的东西而回馈母校。

通过在新闻学院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大众传播博士项目，施拉姆开创了在大学中进行大众传播研究的一般模式。不久之后，一个更加富于戏剧性的发展，帮助传播研究新领域实现了真正起飞，而那个让它发生的人，也正是施拉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