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那么，传播研究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施拉姆去世时，他在电脑硬盘里留下了他为本书准备结论时所做的预测。施拉姆希望，在下一个阶段，也就是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里，各个学术院系能够以“传播学”为名巩固下来，差不多就是我们本章所描述的这样。在更长远的阶段，也就是大概三五十年之后，施拉姆预计会出现进一步的知识整合，传播研究会与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可能还有其他学科——融合，从而形成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施拉姆期待传播研究能引导这个统一行为科学的进程。这一围绕传播学核心统一所有行为科学的梦想能否实现，取决于其他人，也取决于本书的读者。
［注释］
［1］1973年8月，在科罗拉多州福特柯林斯召开的新闻学教育协会年会授予施拉姆第三届保罗·多伊奇曼大众传播研究杰出贡献奖时的颁奖致辞。
［2］引自Cartier(1988，p．174)。
［3］一项每年进行一次的细致调查显示，1967年至1990年间，新闻学高等教育的注册人数增长了将近十倍(从14，600增加到148，000)(cf．Becker，1991;Peterson，1973)。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数据，截止到1990年，传播学相关领域总共授出了将近50，000个学士学位(约占美国大学每年授予的100万个学位的5%)(Rogers，1994)。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间，这个数字估计大约又翻了将近一番。
［4］见Chaffee and Clarke(1975)。德福勒(DeFleur，1992)估计，每年大约需要500位新博士才能满足传播学领域的人才需求，而同时却只生产出250位博士。这些数字可能被高估了，因为传播学教职有时会被其他学科的博士担任。
［5］施拉姆通常使用的是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术语——行为科学(behavior science)，为叙述方便，本章中我们使用的是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一词。正如施拉姆的斯坦福同事——理查德·卡特(Richard Carter)所看到的，“虽然大众传播带有深刻的社会性色彩，但它本质上是行为性的”(Carter，1995，pp．5－6)。
［6］实质上，斯坦福的几个传播学项目虽然形式上统一在一个系里，但它们本质上是各自独立运作的。合并30年后，新闻学和纪实电影生产两个硕士项目继续保持各自独立，它们不仅没有任何相互重叠的课程，也均未在传播研究所设置博士项目。
［7］许多大学都有两个或更多的系从事某种形式的传播学研究。有时候这些系会在不同的学院里，由不同的院长领导。
［8］经验分析显示，传播学学者主要按三个维度区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人文与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理论与应用研究(Barnett＆Danowski，1992; see also Reeves＆Borgman，1983;Rice，Borgman，＆1988;So，1988)。
［9］硕士学位是20世纪50年代新闻学教师获得的标准最高教育，虽然另外还有一些学士及少量博士和法学院毕业生。
［10］研究性大学高度重视研究生研究和教师研究。1880年左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始从德国引入美国大学体制。今天，美国大约有60所左右研究性大学。
［11］例如，1950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办了一个仅仅授予硕士学位的新闻学系，但它也在20余年后里根(Ronald Reagan)任州长期间削减项目时被取消了。
［12］二战以后，《退伍军人权利法》(GIBill of Rights)对退伍军人的资助和各种职业入职教育门槛的提高这两个原因使得美国高等教育注册人数大幅攀升。
［13］常春藤大学里一个著名例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娜堡传播学院。该院20世纪60年代由费城出版商沃尔特·安娜堡出资创办。本章描述的这一时期之后的时间里，该院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声望。
［14］“多学科大学”(multiversity)是由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担任加利福尼亚体系各大学的校长期间推广开来的。
［15］迪克森(Dickson，1995)的调查发现，那些教新闻学的院系大多数常以“传播学”或“大众传播学”为名。这一名称的使用与师资规模、在册学生数、博士教育及其他学术声望的指标具有一种否定性联系。
［16］“十大联盟”(Big Ten)是指中西部一些重要大学之间的足球联赛，最初被称为“西部联赛”。20世纪30年代晚期芝加哥大学取消足球项目后，它的成员就不足十个了，密歇根州立大学于20世纪50年代的加盟才使其重新恢复完整的十个成员。随着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加盟，“十大联盟”目前有了十一个成员大学(进入21世纪，又有一些学校成为十大联盟成员，总数目前达到了十四个——译者注)。除了体育，这些大学之间还有其他方面的校际合作，一般也在学术标准上相互进行比较。
［17］其演讲系于1968年解散，该系的资源转属传播学系。
［18］最初称为普通传播艺术系(Department of General Communication Arts)，校内简称为“GCA”(E．Bettinghaus，personal communication，February 8，1995)。
［19］斯蒂芬学院早在1939年就有了一个传播学部(Weaver，1977)。
［20］1973年，广告、新闻与电信系开设了大众媒介的第二个博士项目。它成为大众传播决策、经济和历史学者的主要来源。
［21］斯托弗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在其爱荷华州萨克市的家族报纸里做了两年编辑，后来进入芝加哥大学师从奥格本(William Ogburn)和瑟斯顿(L．L．Thurstone)。加盟威斯康辛大学之前，他还到英格兰做了一年博士后，合作导师是当时最优秀的统计方法论学者弗舍(Ronald Fisher)、皮尔森(Karl Pearson)。
［22］纳尔逊被聘来接替史密斯，后者于1955年离开威斯康辛去了华盛顿大学。
［23］哈罗德·纳尔逊1994年8月10日接受查菲的访谈时，强调了坦纳鲍姆在扩大博士项目时所发挥的作用。作为威斯康辛新闻学院优秀的新闻史、新闻法学者，纳尔逊是坦纳鲍姆这一努力的主要受益者。
［24］这是对那些纳夫齐格任用的人的准确统称。那时，长期任职的部门负责人拥有广泛的权力，包括与资深教师磋商后确定新进教师。纳夫齐格那时就拥有评定专任教师终身职务的权力。
［25］一项针对1962—1971年间新闻与大众传播领域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详细分析显示，威斯康辛大学教研人员以超出第二名斯坦福50%的优势名列第一。威斯康辛研究生(最高学位获得者)以超出第二名明尼苏达30%的优势同样名列第一(Cole＆Bowers，1973)。
［26］演讲系36名教师中，克莱文杰是除了言语病理学学者之外唯一的行为科学家。与此相对照，纳夫齐格的新闻学教授将近三分之一主要是在社会或行为科学的某个领域里从事研究生工作。
［27］克莱文杰与坦纳鲍姆也有某种程度的合作。
［28］哈伯曼在1994年8月11日接受访谈时说，他曾试图引起爱荷华大学的萨缪尔·贝克(Samuel Becker)加盟威斯康辛的兴趣，因为贝克曾在电视效果研究中成功地将量化研究融入修辞研究。失败之后，哈伯曼的系引进了爱荷华博士劳埃德·毕采尔(Lloyd Bitzer)。然而，毕采尔的研究兴趣在修辞研究而不在行为科学研究。
［29］这类项目一个是在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克莱文杰离开威斯康辛之后很多年里执教于这所大学，而这里也创办了一个重要的传播学博士项目。
［30］继离职完成一项为期两年的项目之后，哈伯曼于1972－1979年间再度担任演讲系主任(F．Haberman personal communication，August 11，1994)。
［31］演讲系变成了传播艺术系，同时新闻学院变成了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它们都设立于维拉斯传播学大厦(Vilas Communication Hall)，维拉斯家族托拉斯曾在州立法机构拒绝给予超出最初成本估算的增资之后，为大厦兴建提供了最后100万资金。
［32］密歇根大学1995年创办了一个传播研究系，它既不包括新闻学，也不包括电影研究，两者的主要项目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合并组成了传播系。
［33］这一部分主要基于韦弗(Weaver，1977)提供的信息撰写。
［34］本世纪上半叶演讲学领域里传播研究的起源，见Cohen(1994)。库恩对于“传播学”的定义与施拉姆明显不同。除了术语的巧合以外，两者极少重合(Craig，1995)。
［35］伯洛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导论课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传播学院与所有教育专业均被要求主修该课。
［36］ICA此后正式规定每五年在国外举办一届年会。
［37］正如此前所说，在未进入爱荷华大学而仍在威斯康辛和密歇根州立大学时，麦克莱恩已经是量化传播研究的主要倡导者。
［38］格伯纳领导的后10年里，日常编辑工作由他的主要助手玛莎·塞弗特(Marsha Seifert)负责。
［39］1992年，格伯纳从主编任上退休，但新主编马克·莱维(Mark Levy)仍然强调大众媒介。
【注释】
[1]《梦幻骑士》(Man of La Mancha)是一部改编自《堂吉诃德》的音乐剧，1973年获得第4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音乐奖等多项提名。
[2]十大联盟(Big Ten)是以体育为中心的美国大学联盟，创立于1896年，其宗旨是更好地加强校际体育交流及管理。目前该联盟由十四所大学组成，其成员在体育和学术领域都是美国的一流院校。
[3]指该院前任院长的任期都非常长，三十多年来仅有过两任院长。下文演讲系的第四任系主任与此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