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播研究的贡献
我们该如何概括勒温与传播研究的关系呢?或许可以说，拉斯韦尔始终都在这个领域里，勒温却从未涉足其中，但两者都不是准确的说法。勒温的确对传播谈得不多，并且直到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将其列入MIT群体动力中心研究的六个领域之前，都未曾正式将传播作为他思考的一部分。然而，他呈现了传播的本质(assumed communication)。传播是他研究的所有人类关系的一部分。在爱荷华的社会改变实验中，他不得不直接研究传播——信息和说服、宣讲与讨论、讨论与承诺，等等。他通常宏观地研究这些问题。假以时日，他或许会发现群体传播的必要性，就像分析帮派相遇或决策情境中的传播一样。他的许多学生确实走入这个方向。例如，贝弗拉斯研究了小群体中的传播网络，并收集了有关群体里不同传播模式对于群体士气和群体完成任务能力的影响的数据(Bavelas，1949)。费斯廷格研究了流言在社区中的流传，以及确定的某一天是世界末日的邪教传言未被大众媒介确认时狂热信徒的反应(Festinger et al．，1948;Festinger，Reicken，＆Schachter，1956)。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1957)获益于勒温的理论，并隶属于由海德(Heider)的平衡理论、纽科布(Newcomb)的“A－B－X”模式、奥斯古德和坦纳鲍姆(Osgood-Tannenbaum)的一致性理论、麦圭尔(McGuire)和其他人的连续性理论，甚至霍夫兰1960年关于劝服的论述等所代表的当代思想主导潮流(Rosenberg＆Hovland，1960;Zajonc，1960)。勒温的前学生和同事们大多都跻身于最多产、最受尊敬并对人类传播提供了深刻理解的现代社会科学家之列。
如果试图简要界定勒温对传播研究的贡献，我想我们可以说，在把群体引入到传播理论与传播研究方面，他比其他任何人做得都要多，也比其他任何人更多地告诉我们去研究谁、如何运用传播产生预期的社会改变。除此以外，我们也有理由为从勒温那里借用了大量概念而向他致谢，这些概念已经成了传播理论和传播研究中广为接受的组成部分。例如，传播把关人的理念即是其中之一(see，for example，White，1950)。［19］
或许只是一个巧合，亦或许是为了告诉我们勒温的某些个性，传播的故事占了对其回忆的很高比例。之前，我说过“Slobber a bibful”和“sink absolute ozzer”的故事，作为总结，让我再说一个这样的故事。勒温到哈佛讲学时生了病，戈登·奥尔波特带他前往学校医院接受治疗。他们向电梯走去，勒温裹得严严实实，走路摇摇摆摆。电梯来了，一个头发凌乱的男子狂怒地冲了出来。“你们是怎么逃出这个陷阱的?”那人问道，“我在里面上上下下，就是不能让它老实下来。”奥尔波特认出，这个人是伯特兰·罗素，正巧也在那周造访哈佛讲学。奥尔波特对此情境思量良久。这两位确实是他应该为其相互引荐的人，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世界上两个最伟大且最善于长篇大论的谈话者。如果介绍他们认识，那勒温还能去看医生而罗素还能够找到正确的楼层吗?甚至，他们能够走进电梯门吗?于是，他把他们请进了电梯，没有告诉他们对方是谁(Marrow，1969，p．137)。
这也正是勒温能够在凯布里奇(Cambridge)那个寒冷的夜晚得以治疗流感的原因。至于他是否曾和伯特兰·罗素说过话，我就不得而知了。
［注释］
［1］有关库尔特·勒温的轶事引自马罗的传记(Marrow，1969)。
［2］这里的部分内容不同于马罗的说法。原始出处见Kurt Lewin (1940)。
［3］这个故事引自对罗杰·巴克的访谈，见Marrow(1969，p．66)。
［4］勒温1927年获得的头衔是“Ausserordentlicher nicht beamteter Professor”(杰出却非专任的教授)，见Marrow(1969，p．54)。
［5］“Hot Air Club”是爱荷华的学生对“Quasselstrippe”的翻译(Marrow，1969，p．54)。
［6］这段轶事由罗纳德·里皮特回忆(in Marrow，1969，p．88)。据里皮特称，那两个告诉勒温这一短语的是亚历克斯·巴弗拉斯(Alex Bavelas)和哈罗德·希尔斯(Harold Sheels)。
［7］Marrow(1969)第七章描述了德国这一艰难处境。
［8］这个基金会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 on Displaced Scholars)。
［9］编者注:勒温在美国的研究比起他在柏林的研究更偏向社会心理学，柏林的研究主要是个体心理学(Rogers，1994)
［10］马罗认为，勒温对科学的这种态度受到了恩斯特·卡西尔的影响(Marrow，1969，p．30)。
［11］马罗说，“勒温几乎不用统计。据费斯廷格称，‘从未见过他用数学’，也从不了解他是否‘更是数学家’。但是，费斯廷格又说，‘我们很早就开始讨论统计了”(Marrow，1969，p．106)。
［12］勒温访问哈佛是在1936年。这段轶事是加德纳·墨菲讲述的(in Marrow，1969，p．106)。
［13］勒温在柏林和爱荷华大学指导的博士论文列在了马罗的传记(Marrow，1969)附录B和附录D中。
［14］编者注:基于勒温这一观点的，似乎是巴弗拉斯等人在哈伍德制造公司(Harwood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开展的系列研究，而不是食物研究(Marrow，1969，p．144)。
［15］编者注:在勒温的爱荷华饮食习惯改变研究与印度的农业广播论坛之间建立联系的，是拉扎斯菲尔德在维也纳和纽约的同事保罗·纽特拉博士。纽特拉博士领导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浦那农业广播论坛研究。
［16］据马罗(Marrow，1969)称，这些研究领域分别是:1．群体生产力;2．传播;3．社会认知;4．群体间关系;5．群体成员身份与个人适应;6．领导培训与群体功能的改进。
［17］社会议题心理学研究学会(Society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cial Issue)在美国心理学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1947年的年会上举办了勒温的悼念活动。
［18］托尔曼和奥尔波特的发言见马罗的传记(Marrow，1969，pp．228－230)，第三位发言人正是马罗本人。
［19］多诺霍(George A．Donohue)等人也引用了勒温的把关人概念，引用的是Kurt Lewin(1951)，见Donohue，Tichenor，and Olien(1972)。
【注释】
[1]弗朗西斯·德雷克(约1540－1596)，英国著名探险家和海盗船长，是继麦哲伦之后第二位完成环球航海的探险家。
[2]勒温德语式发音的英语，“What have we forgotten?”(我们还忘了什么)，下文“vergassen”即德语“遗忘”。
[3]波森(Posen)，现名波兹南(Poznan)。
[4]勒温要表达的应该是，“Can be．But I think absolute other．”(试译为，“可能是。不过我想的绝对是别的。”)
[5]群内团结，原文为“ultra-group unity”，疑为“intra-group unity”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