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美国

不等勒温有关场域理论的著作公开出版，他在德国的学术生涯就危险地接近尾声了。无论作为研究者还是教师，勒温在欧洲已经声名卓著。他能够吸引优秀学生，鼓励有趣的研究，并能培养出训练良好的博士。然而，尽管他在国外知名度很高，他在德国国内却变得不太受欢迎。这不是一个多好的故事。1929年，在耶鲁召开的国际心理学大会上，勒温受邀发表了一篇论文(Lewin，1929)。虽然论文是用德语发表的，但它依然给美国的心理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文期刊开始出现有关他的研究论文(e．g．，Brown，1929)。1932年，勒温受邀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一学期，头衔是客座教授。勒温自嘲地说，这是他得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学术职位。在斯坦福以及后来的爱荷华，勒温糟糕的英语给学生留下了许多欢乐时光。有一次，一位新学生质疑勒温的观点，他仔细听完后，平静地回答说，“Can be．But I sink absolute ozzer”(Marrow，1969，p．66)。^[4]学生可是学会了这个句子，经常使用。后来，只要在学术研讨会的讨论或争论中听到有人插进一句“Can be．But Isink absolute ozzer”，我们就知道这群人里一定有勒温的学生。他的学生有点过分地利用这一点，来捉弄勒温，说是要教他一些所谓更好的英语。其中之一就是告诉他，英语中表示某人“说得很好”(said a lot)的更好说法是“slobbered a bibful”(口沫乱飞)。不久之后，一位访问学者到斯坦福访学，演讲结束了，勒温从听众席上站起来恭维演讲者，说，“某某教授实在是‘口沫乱飞’”，满脸又是钦佩之情。结果，这个会面不欢而散。［6］

德国局势的发展越来越不利于勒温回国，［7］“Juden heraus!”——“犹太猪滚出去!”——之类的口号响彻街头。因为骚乱，柏林大学被迫关闭了三次。但是因为勒温夫人即将生产，勒温不得不回去。因为当局禁止非犹太裔的医生诊治犹太病人，所以甚至请医生给夫人作诊断也成了麻烦之事。不过，勒温最后还是办到了，并在此后尽可能快地把家人迁到了美国。在此后的几年里，勒温想方设法要把母亲从德国接出来，这些努力最终还是落了空。20世纪40年代初，他已获知母亲死在了集中营里(或在集中营附近)。

20世纪30年代初期绝不是移居美国的理想时间。大萧条冻结了美国的工作机会。幸而有家基金会提供了两年的资助，勒温才得以在康奈尔大学像往常一样设计他那些有趣的研究，并能对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8］一位名叫艾伦·方特(Allen Funt)的学生，甚至在50年后还能记得早年的这位老师。方特是电视节目《微型照相机》(Candid Camera)的创办人，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还是康奈尔大学一个月薪15美元的研究助理，他与这位新来的德国访问学者的唯一接触，就是透过单面玻璃观察一些给弃婴喂食各种食物的器械，并写下观察笔记。50年后，在斯坦福大学的菲利普·辛巴杜(Philip Zimbardo)为《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所作的访谈中，方特回忆起这段经历，甚至还记得这位德国教授的名字(first name)。“库尔特·勒温可能是整个社会心理学领域最有影响的人物，”辛巴杜教授告诉尚不知情的方特(Zimbardo，1985，p．44)。

1935年，勒温得到爱荷华大学儿童福利研究所(Child Welfare Research Station)的一个职位。研究所并不像它听起来那样不靠谱，那里有一些很棒的研究，当时正由出色的心理学家乔治·斯托达德(George Stoddard)领导——此人后来担任过三所不同大学的校长。勒温对儿童心理学兴趣很浓，因此他在爱荷华一待就是十年。在此期间，他一如既往吸引着优秀学生，领导激动人心的研究项目，并很快成为全美的知名人物。凭借这一卓越声望，勒温逐渐走出了爱荷华。他创建了两个研究机构。一个是建于MIT的群体动力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on Group Dynamics)——很遗憾他只有两年的生命来发展这个研究中心，勒温去世后，该中心迁至密歇根大学。另一个则是与全美犹太人大会(American Jewish Conference)合作建立的社区关系委员会(Commission on Community Relationships)。与拉扎斯菲尔德逃离希特勒德国后在美国开创全新事业不同的是，勒温继续着他在柏林做的研究。［9］当然，抵达美国时，勒温比拉扎斯菲尔德年长10岁，但他与学生保持着同样的关系，研究中也有着同样的态度和兴趣，还有和在欧洲时同样的谦卑。进入MIT后，老的柏林－爱荷华式周六讨论会得到重建，全国最杰出的一些青年心理学家也参与到其中。然而，未能等到新建的研究机构充分发挥其潜力，勒温就去世了——那是在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