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译后记

2012年夏天，承蒙柯泽教授相邀参加他与导师单波教授主持的传播学“源流·新知”译丛、翻译这部主要由施拉姆遗稿形成的著作，肯定没有想到会在四年后的今天才能把校对稿交出去。因为偏向传播研究的人文路径，承接一部传播学史著作的翻译工作，原本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毕竟，翻译也可以是一种更细致的研读。只是由本书延伸出去的对多种文献、多个议题的阅读和思考，以及各种杂事，却使得翻译工作时断时续，拖延很久。这，不能不说是辜负了两位主编的信任。

今天，无论我们对传播学的研究状况有怎样的理解与评价，无视施拉姆的学科想象与学科史叙事显然都并不合适。尽管施拉姆一直反对使用“学科”这个标签，其建制性学术实践，包括早期的教科书编撰与多次传播研究史书写，目的却正在于整理、整合传播研究的知识成果，实现知识体系化，并以此为起点，试图以传播为中心建立起关于人的研究的大一统学科——“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传播学能够成为现代大学建制的一个知识门类，成为一门学科，施拉姆虽然未必如一些材料所称的那样具有奠基之功——毕竟学科创建、建设是一项群体性工作，需要特定知识群体的思想共识与共同参与，并获得其他知识群体的认同，因而不可能由任何个人独立完成甚至独立奠基——其影响却又是特别显著的，一直以来，“施拉姆门徒”构成了传播学知识共同体的重要一翼。

称施拉姆为传播学的奠基人，这份遗稿的两位整理者——查菲和罗杰斯最为热衷。早在1974年，他们便在Journalism Monographs上推出了施拉姆的研究专辑，在其序言中，查菲使用了“高高耸立于(tower over)我们领域之上”这样溢美之词描述施拉姆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于本书之中，两位整理者则正式将施拉姆称作了“奠基人”(founder)，并事无巨细介绍施拉姆的各项研究及其富于魅力的人格。然而，这种由拥趸者书写的历史近年来却因为其历史叙事的选择性而备受批评。本书其他部分，即施拉姆的遗稿，实际上也在这些备受批评的作品之列。

批评者为施拉姆的传播研究史书写贴上的标签是“辉格史”与“起源神话”。辉格史是一种常见的历史叙事策略，指基于一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立场在历史叙事中对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所做的选择性粉饰、强调，或者遮蔽、边缘化。作为辉格史的一种，“起源神话”则经常出现在知识史、学科史的书写中，它致力于将一种知识传统或一个新学科与某位或某几位声名卓著的杰出人物建立联系，声称这一知识传统或新学科发端于杰出人物的开创性工作。本书的起源神话式书写集中于那些传播研究的“先驱”，也就是“在一个被称为传播研究的学术领域存在之前进入进而创造了这个领域”的几位重要学者。然而，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被尊称为传播研究的“先驱”，实际上并不能够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标准。就传播的原创性研究或传播研究的原创性思想而言，从事图书阅读研究的韦普尔斯(Douglas Waples)、出版过《广播心理学》的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以及实际操作多项拉扎斯菲尔德式固定样本调查并提出一系列核心概念、理论的贝雷尔森等人，其贡献很难说就多么逊色于施拉姆所称的几位先驱。施拉姆传播研究史书写的高度选择性，不言而喻。

作为知识史研究，本书似乎还有着另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从书中可以看到，施拉姆(以及查菲、罗杰斯)与其叙事对象几乎都有亲身交往的经历——这种经历使得叙述者能够说出许多生动有趣的细节故事，如拉扎斯菲尔德初见广播发射塔时的惊讶，如勒温蹩脚的英语口语，以及拉斯韦尔穿针引线般的奇特手势和他对传播功能长篇大论的引申，但他们却并未利用这种便利去深入了解先驱们的问题意识如何形成、学术思想如何产生等深层问题，而仅仅满足于平面地讲述传播思想、传播学知识的一些观点、一些结论。这就如同某个景区的推广片，它的兴趣只是航拍出一些或旖旎或壮美的风光，至于普通人如何获得这航拍的视角，或者观赏风景所必需的饮食、住宿、交通等基本条件，推广片则一概不予关心。在施拉姆等人的历史叙事中，也同样看不到影响知识生产的社会与历史脉动。

不过，如此这般写作的传播学史绝非没有意义。正如风光推广片往往界定了风景，传播学的历史推广片也在界定传播学的基本面貌，而施拉姆通过这份遗稿所做的领域界定却颠覆了他自己反复讲述四位先驱的故事所形成的行为主义刻板印象。本书的第六章(施拉姆原计划作为最后一章，即第七章)重点关注了施拉姆离世四年前传播研究领域发生的一次重塑知识边界的“躁动”: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一辑专刊。这辑专刊的35篇论文来自10个国家的41位作者，基本议题就是评估传播研究的现状，讨论研究的基本路径。施拉姆看到，不仅新闻生产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学术实践修正着偏向效果研究的正统观点，调查传播过程中权力来源与行使情况的批判研究更表现出强烈的反向运动，从根本上质疑着主导行为主义研究的意识形态。对于这些明显偏离先驱们“事业”的学术倾向，施拉姆不仅不予反对，而且似乎更乐观其成。这一做法表明，施拉姆真正关心的，未必是特定的研究取向，而更可能是传播研究/传播学本身的繁荣。各种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只要能够推动传播研究的发展，施拉姆都愿意接受。实际上，早在1971年修订经典教科书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时，他就接纳了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如果施拉姆有更多的时间，他或许也能够超越先驱的起源神话，从而对传播学史形成更富于想象力的叙事。

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传播研究者开始意识到，知识史意识与历史研究之于学科/学术领域发展的重要意义，知悉知识的演变历程及其与其他学术领域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学科有机成长的前提条件。相应地，知识史研究也具有自己的历史，具有启发意义的知识史也需要对其历史研究的不断检讨、反思。作为凯瑞所称的传播“标准史”的标准文本，这部由深度参与学科发展的研究者以亲身回忆方式写成的传播学史便有了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本书中译本的出版，无疑会有助于汉语传播学界对学科研究传统与学科史研究的深入了解与深化研究。希望中译者翻译经验与翻译水平的缺憾，没有过多损害本书的价值。

正是源于对自己翻译能力的不自信，本人着手翻译之前，先请了本院几位外语颇为不错的同学通译一遍。2012年下半年，这几位大三、大四的同学卯足了力气译了个初译稿，本书便是在这个初译稿基础上完成的。这样交代翻译的过程，倒不是要去推卸书中误读误译的责任——当然，想推也推不掉。在此，也仅仅是向她们——宁叶子、刘方方、张蓝方、章文宜——表达一点谢意，虽然最终的译稿几乎已经看不到初译稿的痕迹。2011年，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获批为重庆市“十二五”重点学科，本书翻译得到该重点学科的资助，学院院长严功军教授也一直关心着翻译工作进展。责任编辑李唯梁兄编校工作认真细致，态度温和而坚定。与唯梁的合作，是种愉快的体验。借后记一角，也郑重向他们表示感谢。

王金礼

2016年春末于歌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