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扎斯菲尔德在美国

保罗是如何将他的活动转移到美国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拉扎斯菲尔德、雅霍达和采塞尔在一个名叫马林塔尔(Marienthal)的奥地利小镇做了一项研究。在大萧条的早期岁月里，马林塔尔不仅存在严重失业，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失业了(Lazarsfeld，Jahoda，＆Zeisel，1933，1960，1971)。这在那时是一项动人的研究，而且今天我们读起来依然很动人，因为它同时审视了失业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拉扎斯菲尔德和他的伙伴们最想回答的问题之一是，这种普遍的失业是使人们倾向于革命还是冷漠。而答案，他们遗憾地报告说，是失业似乎使他们更加冷漠。就在希特勒获得权力的1933年，这本书在德国出版了，但随即被查禁。之后到1960年一直未能再版，而直到1971年才出版了英文版。不过，该书和其中的数据却流传开来，夏洛特·布勒博士以及另外一些人均对该书印象极其深刻。她因此将保罗派往在汉堡召开、并有一些世界最知名的心理学家参加的国际心理学大会，去报告他的发现。［10］他们也受到了震撼。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欧洲代表在看了马林塔尔研究的部分材料之后，向保罗提供了到美国为期一年的访学机会。1933年10月，他到达纽约。

拉扎斯菲尔德探访了几位他在国际心理学大会上结识的学者。其中他最先探访的，是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中镇》(Middletown，Lynd＆Lynd，1929)一书的合著者。林德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正在研究失业对新泽西蒙特克莱尔(Montclair)的影响。这对保罗来说是非常熟悉的课题，他主动提出作为志愿者帮助林德进行实地调查。和善而体贴的林德感觉，接受这种帮助是剥削了保罗，因此邀请保罗在他所执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研究生课程的助教。这种关系是保罗成长过程中的最大财富之一，因为他在美国建立自己的事业而需要帮助时，林德一次又一次成为拉扎斯菲尔德的援助者。保罗拜见了许多经验主义社会研究的先行者——例如，撰写了这一主题第一部著作的路德·弗莱(Luther Fry)［11］、明尼苏达大学的斯图尔特·查宾(Stuart Chapin)、当时正在为“新政”(New Deal)当局研究失业问题的乔治·A.伦伯格(George A．Lundberg)，以及其他一些人。作为志愿者，拉扎斯菲尔德参加了联邦紧急救济署(Federal Emergency Relief Administra-tion)在芝加哥地区的一项研究，以及纽约心理学协会(Psychological Corporation)的一项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保罗获得了大量关于美国与欧洲实地调查差别之处的相关知识。［12］同时，奥地利看起来越来越失去了吸引力。先是一场法西斯式的政局变动，保罗的父母又因为隐藏了一位著名的社会党人而被捕入狱。保罗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了第二个访学资助并得到了它。

访学期结束前，拉扎斯菲尔德决定把他的事业转移到美国。他返回欧洲了结自己的商业事务，并把学生签证改为移民签证。由于美国的工作邀请落空，后者变得很成问题——他曾被提供一个位于匹兹堡的职位，因而本打算作为“雇用人员”移民。［13］但他此时又已经办好了旅行文件，所以决定无论如何先去奥地利。^[2]最后，他像一个典型的移民一样回到了纽约——既身无分文，又无工作。［14］

他的天使——林德，再一次拯救了他，帮他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大学找了份工作。这份工作是“新政”机构全国青年管理处(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NYA)在新泽西的学生救济监管员(supervisor)。这个头衔是什么意思呢?主要就是为其他由NYA援助的失业年轻人创造(invent or create)工作机会。他发现了一万份从失业青年那里收集(需要进行数据分析)的问卷。［15］手工制表是当时唯一的手段，计算机和穿孔卡片都还是将来的事。因此，这一万份问卷将会让他的年轻人忙碌好几个月。［16］

但这对于保罗来说远远不够。后来，他回忆说:“我告诉［纽瓦克大学的］校长弗兰克·金顿(Frank Kingdon)，如果他想将他的机构发展成一所大的大学，［17］他必须有家研究中心”(Lazarsfeld， 1969，p．288)。到达纽瓦克几个月后，拉扎斯菲尔德建立了一家研究中心。［18］

这家研究中心与他在维也纳的研究所(Forschungsstelle)非常相似——在大学之外组织，从而能够合法地接受“合同”研究。保罗担任兼职教师，以便纽瓦克大学能够付给他一半工资。大学为中心提供了位于一家废弃酿酒厂里的房子，并指派给它一些由NYA援助的学生，让他们做研究助手来挣少量的钱。当保罗开始吸引一群聪明年轻的同事，但又不得不靠“合同研究”维持时，情况看起来也越来越像维也纳的研究所了。后来成为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的罗斯·古德森(Rose Goldsen)在1957年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20周年庆典中，这样描述纽瓦克研究中心:

我们如何维持?汉斯·采塞尔在保罗50岁生日(1951年)［庆祝会］上提到，正如我们所知的，社会研究的财务结构是在早年维也纳研究所时期就已经制定好的。我现在准备给这种维也纳财务原则取一个名称——挂悬崖式财务(cliffhanging principle of finance)。那时候，我们都是挂在悬崖上的人。那时是大萧条时期……结果，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就成天忙着向“可能的金主”^[3]兜售雇用我们为其做研究的想法。什么都可以研究! (Neurath，1983，p．20)［19］

但是，这些“挂悬崖”的日子却别有一种乐趣，正如古德森教授所发现的:

然而，这些经历——旁观一位思想家的创造性思考，进而应对各种挑战，最大限度地运用你的能力，甚至超越你的极限——却都让人满怀豪情。但是，还不止这些。我们是在一种具有强烈情感参与的气氛中，是在我们都还年轻、都充满激情、充满信任、充满乐观，以及——我可以这样说，充满爱的时刻，做［这些］研究的。(Neurath，1983，pp.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