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研究的传播学

传播研究的一个变化，是更为强调文化研究作为传播效果的一个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晚期与整个70年代的英国，尤其强调对“活的文化”(lived culture)如宗教、教育、口语交谈、运动及其他娱乐等的研究。［7］传播文本因此被解释为一系列“活的意义”，同时媒介则被批判研究者看作是统治精英试图维持对文化框架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工具。

在美国，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1977)提出了一个强调文化被传播所创造、分享、修正、改变的“共享文化”(shared culture)模式。正如卡茨所说的，这一强调的结果是重新实现了“昔日那种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联合，并将它的范围扩大到涵盖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和流行文化的研究”(Katz，1983，p．52)。

我们这里指出的变化是在着重点上的变化，而不是基本实质。传播研究一直就有分析的而不是行为主义的、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文化的而不是科学的研究取向。过去几十年里的有趣现象是，不同于本世纪中期主流研究的另类研究居然出现了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