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研究

柏林和后来爱荷华的“神仙会”集中讨论的是场域理论，这一理论成为勒温学术研究的基本解释框架。勒温的追随者，阿尔弗雷德·马罗(Alfred Marrow)引用麦金农的一段话说明了有关“采加尼克效应”(Zeigarnik effect)著名实验的由来。那时，勒温还在柏林。

欧洲咖啡馆的习惯是，人们往往点上杯咖啡，边喝边聊，然后再点上块蛋糕，过会儿又是几块蛋糕，然后又是一杯咖啡，整个过程可能会持续两三个小时。有那么一次，聚会中有人叫来侍者准备付账，侍者立刻说出每个人点了些什么。尽管侍者并没有写下来，但他在结账时却能列出准确的账单。大约又过了半小时，勒温把那名侍者又叫了过来，请他再写一次账单。侍者颇有些不快，说，“我可记不住你们都点了些什么，你们付过账了。”(MacKinnon，quoted in Marrow，1969，p．27)

勒温立刻从这一行为看到了记忆过程中由目的导向(goal-directed)活动构成的紧张系统所具有的效果。勒温这群人开始讨论所见之事的意义，以及如何通过实验来研究它。研究的结果就是布鲁马·采加尼克(Bluma Zeigarnik)的博士论文。论文由勒温指导，研究对象就是后来所称的“采加尼克效应”，即回忆未完成任务的可能性大于已完成任务(Zeigarnik，1927)。这只是“神仙会”研究的众多主题中的一个。另一个著名研究的例子，涉及诱发愤怒心理的条件(Dembo，1931)。这些实验构成了勒温在欧洲时的基本学术活动，它们也显示了勒温研究小组的工作方式。

采加尼克实验与勒温团队的大量其他实验一样，是基于后来所称的场域理论设计的。勒温就他的理论方法写过一本理论性很强的书(Lewin，1951)，这里，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勒温用了一本书的篇幅加以解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