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研究

霍夫兰1942年抵达华盛顿时，刚刚30岁。可以比较的是，拉扎斯菲尔德从希特勒统治下逃亡到美国时，已经33岁，这之后他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广播研究室的负责人。领导着一所处身于纽约媒体中的新科研机构，拉扎斯菲尔德看到了在同样优越的条件下系统化传播和态度研究新领域的机会。

年仅30岁的实验心理学家获得军方提供的劝服性传播效果研究工作这一事实，既表明霍夫兰良好的学术声誉，也表明塞缪尔·斯托弗发现人才的远见卓识。作为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斯托弗从一项小白鼠学习的实验中看到了霍夫兰领导大规模人类态度研究的能力。无论如何，当一位学者在战争时期被告知国家对他有所需要时，他怎么能拒绝这样的邀请呢?所以，霍夫兰离开耶鲁前往华盛顿，并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我们许多人都梦想着的研究环境中。

卡尔·霍夫兰受命研究一个之前从未经过系统调查的领域。美国军方自然不是要建立一个关于人类传播的系统理论，军方需要的是有关劝服性训练的实践指南，但像霍夫兰这样的研究者能够看出其中的理论意义。作为美国陆军部情报和教育研究所实验研究小组的首席心理学家与负责人(Chief Psychology and Director of Experimental Studies for the Research Branch of the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Division of the U．S．War Department)——幸运的是，他不必频繁使用这个头衔——霍夫兰负责一项可以按其所需支取足够多经费的研究项目，只要有正当理由，必要时甚至可以走出实验室进入真实的生活场景，同时又可以保持对实验条件的高度控制。他可以使用数量巨大的受试者样本，而这些受试者的大量资料又是现成的。尤其是，他不必通过付钱或劝说让受试者参加实验。他们被命令参加实验，必须参加。

霍夫兰征召了一批能干的年轻学者到他的军方实验室工作:欧文·詹尼斯、亚瑟·A.拉姆斯丹(Arthur A．Lumsdaine)、南森·麦科比、弗里德·D.谢菲尔德(Fred D．Sheffield)和M.布鲁斯特·史密斯(M．Brewster Smith)等。这是个了不起的团队。詹尼斯后来与谢菲尔德一起领导了耶鲁的研究项目，拉姆斯丹成为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的领军人物。麦科比有段时间接任了我在斯坦福的职位，史密斯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并担任了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的主席。［4］这些学者中的大多数都来自耶鲁。麦科比这时已经应征入伍，被授予陆军中士军衔，却应霍夫兰的要求被分配到陆军研究部(Army Research Branch)。麦科比曾说，他认为自己是“美军里最幸运的陆军中士!”

研究部的基本任务是研究军中士气的性质。因此，霍夫兰帮助斯托弗和科特雷尔(Leonard Cottrell)设计了多项大型研究项目，这些项目为战后出版的《美国士兵》(The American Soldier)一书提供了数据以及对这些研究材料的讨论(see Hovland，Lumsdaine，＆Sheffield，1949;Merton＆Lazarsfeld，1950;Stouffer et al．，1950; Stouffer，Lumsdaine，Lumsdaine，Williams，Smith，Janis，Star，＆Cottrell，1949;Stouffer，Suchman，DeVinney，Star，＆Williams，1949)。他的专门任务则是研究一系列以《我们为何而战》(Why We Fight)为名的士兵训练电影的效果。霍夫兰如同在耶鲁的心理学实验室一样，以同样的精确与注重细节的态度执行自己的任务。战争时期不适合发表理论性成果，但这些士兵研究的原始材料经过重新分析、解释和补充之后，形成了1949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大众传播的实验研究》(Experiments on Mass Communication)。这是研究传播和态度改变的耶鲁项目的真正起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