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砚秋：玉霜鸣凤野

程砚秋：玉霜鸣凤野

1931年9月21日，《华北日报》刊出了这样一条消息：“平市名伶程艳秋，原定今晚在中和演《文姬归汉》，唯因国难当前，既挽救之不及，何忍再粉墨登场，显露色相！遂于昨日通知该园，今晚决不出演云。”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面对时局大变动，大多数人选择潜身缩首，不发言惹祸。而一个唱戏的伶人，竟然公开在报上刊登罢演的新闻，而且其间的文辞满怀激愤之情，于心忧国难者当然是一种鼓励，而对于惯常迎合政治风向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想都不敢想的傻呆、迂阔。

一个伶人对国难的忧愤，当然挽救不了时局的倾颓，甚至也唤醒不了踟蹰观望、瞻顾麻木的国人，只能留在历史文献上成为一份资料和文本。但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一个身份有别于士大夫的人，却做出了贤士大夫才能做出的选择，仍然值得尊敬。

荆棘路上遇贵人

程艳秋（后改名程砚秋），1904年1月1日出生，出自满军正黄旗，全名是索绰络·承麟。虽然世袭将军爵位，但到父亲那一代，家道已经没落。当他长到三岁之时，父亲病故，母亲托氏带着四个儿子迁出祖宅，离开了官宦、商贾居住的北城地区，在贫民聚居的南城哈德门外一个杂院里住下了。

家境日渐艰难，看到母亲为了全家的生活而备尝艰辛，懂事的小承麟与母亲商量，提出要去学戏，分担家里的生活压力。

望着年幼的承麟，托氏心里百转千回，虽然觉得不该让儿子学戏，但梨园行又何尝不是一条活路？于是，托氏找了熟人将儿子引荐到名旦荣蝶仙门下学艺。

起初，小承麟学的是武生。练了将近一年的光景，小承麟腰腿功夫练得差不多了，但他身材瘦弱，不适合向武生行当发展。不过他眉目清秀，学戏也有悟性，于是荣蝶仙决意让他改学花旦。

踩跷，是花旦、武旦的必备功夫，要求艺人做到三直：腰直、腿直、脚直。刚开始练的时候，小承麟每天一早绑上跷练站，先是五分钟，然后是十分钟，逐渐累加。到了后来，一天也不许解下来，练完功以后就绑着跷给师傅家里做事。扫地、打水、扫院子这样的体力活儿，也要踩着跷完成。荣蝶仙是出了名的脾气大，稍微慢了一点儿，就惹来他一顿打。

打是打，但荣蝶仙对这个孩子的基本功很是满意，只是不知道嗓子有没有希望，于是又请来青衣陈啸云给小承麟上胡琴吊嗓子，这一调不打紧，发现了一块学青衣的好材料。从此，小承麟由学花旦改学青衣。花旦与青衣虽然都属旦行，但较之花旦扮演性格活泼或泼辣放荡的青年女子，青衣主要扮演端庄正派的女性，或贤妻良母或贞妇烈女，唱功繁复，动作稳重。

13岁时，小承麟开始正式参加营业演出。戏园门前的水牌子（广告）得写名字。既然父亲和师傅都“姓”荣，小承麟的艺名自然也应该姓荣。可是荣蝶仙实在太狠了，近乎残酷、残忍，于是根据“承”的谐音改为汉姓“程”，取艺名叫程菊侬。为了这个事，荣蝶仙生了几天闷气。

这样过了一年，程菊侬的嗓子变得嘶哑，开始“倒仓”。按理，“倒仓”以后只要多休息是可以缓过来的。但此时上海的戏园老板许少卿来北京邀角儿南下，看中了程菊侬，向荣蝶仙提出每月六百包银。到上海唱戏，每天有戏，有时会赶日夜两场，这样的强度势必会毁了他的嗓子。

在这样危难的时刻，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救了程菊侬。他就是被程菊侬终身奉为恩师的罗瘿公。

罗瘿公，早年师从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同为康门弟子。辛亥革命后，在总统府任职。不久，罗瘿公辞官避居，纵情诗酒，流连戏园。事实上，罗瘿公与戏子“狎游”，与其说是玩乐，不如说是“避祸”。原来，1914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说法甚嚣尘上，时任总统府秘书的罗瘿公虽与袁氏有旧，却不肯附逆，无奈选择了辞官。

当罗瘿公听闻荣蝶仙打算让“倒仓”的程菊侬出去唱戏时，托人前去说和，结果却是不欢而散。最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解除二人的师徒契约，让程菊侬恢复自由，安心养嗓子。但提前出师要包赔老师的损失。远离政治的罗瘿公十分清贫，只能找到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张公权倒也爽快，借给罗瘿公600元。就这样，罗瘿公用这600元为程菊侬“赎”了身。这样一算，前后不到七年，程菊侬提前出师了。

在接出程菊侬的路上，罗瘿公兴奋异常，口占一首七绝，头两句是：“柳絮作团春烂漫，随风直送玉郎归。”

罗瘿公救出了程菊侬，将“菊侬”改为“艳秋”，字玉霜，并为他的书斋取了个堂号“玉霜簃”。一心进取的程艳秋获得自由后，从此追随罗瘿公读书习字，钻研音韵。后来的程砚秋不但精通经史，一手字也写得不错。特别是对京剧的行腔咬字，深具功夫。这是文人雅士熏陶所致，也是艺人当中少有的。

也正是在罗瘿公的引荐下，程艳秋遇到了他生命中的两个“贵人”：一位是“四大名旦”中的梅兰芳，另一位则是享有“通天教主”美誉的王瑶卿。

罗瘿公曾是“梅党”成员，梅兰芳演出的《西施》，罗瘿公是编剧之一。程艳秋偶尔随他到梅家拜访，他的聪慧与用功给梅兰芳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罗瘿公见两人投缘，便一力促成程艳秋拜梅兰芳为师。梅兰芳为程艳秋说了《醉酒》《虹霓关》《女起解》《玉堂春》等戏，遇到自己有演出，必定为程艳秋留出一个座位，让其观摩。

程艳秋拜梅兰芳为师的第二年，又拜了另一位老师王瑶卿。王瑶卿初习青衣，后转工刀马旦，创造了新的“花衫”行当，使得旦行与生行并驾齐驱。“四大名旦”都曾拜在他的门下，因此被称为“通天教主”。王瑶卿有独到的眼光，看到各人的长处，才有了“梅兰芳的样，程砚秋的唱，尚小云的棒，荀慧生的浪”。

王瑶卿是个慎重的人，他特意让程艳秋唱了两段《玉堂春》。结果，听着听着，王瑶卿不由自主地锁紧了眉头。

原来程艳秋的嗓子自“倒仓”以后，变得又闷又窄，出现了一种“诡音”（又称“鬼音”，即脑后音）。这种“诡音”，如果唱老生、花脸还勉强可以，可如果唱旦角，那就百分之百是吃不了戏饭儿。王瑶卿虽然对程艳秋吝啬溢美之词，却为他指出了另一条出路：“你别跟畹华比。要是模仿别人，就没饭；要是闯，就有饭！”

王瑶卿依据程艳秋的别样禀赋，为他设计出新的唱法，专走偏锋，独创一格。一个特殊的歌喉加一种特别的唱法，骤然之间程艳秋与其他青衣迥乎不同了：行腔乍疾乍徐，一股细音，唯其独有；音调忽高忽低，高唱则如天外游云，低唱则似花下鸣泉。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罗瘿公的编剧，王瑶卿的导演和定腔，程艳秋的表演，成为完美的铁三角组合，三个人非常默契，呈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京剧作品。

拜梅兰芳为师后，程艳秋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那就是娶到了果家二小姐为妻。

程艳秋与果家的联姻，是由梅兰芳夫人王明华一手促成的。程艳秋的岳父果湘林，习青衣，因不堪师傅的打骂和师兄弟的欺侮，曾服毒自杀，幸好被他人救起。16岁时遇到一位恩人出资赎身，然后独立搭班演出，也曾红极一时。后来经人介绍，娶了名旦余紫云之女余素霞。王明华给程艳秋提亲的时候，果湘林已经退出了舞台。当时，果家的两个小姐在一家绣花缝纫社学习女红，同时在那儿的还有梅兰芳姑母的两个女儿和王明华。王明华见果家姐妹温婉，程艳秋又斯文清秀，就动起了说媒的念头。不过，在这姐俩中，她一早中意的是果家大小姐。

第二年春节，在梅兰芳祖母大寿宴会上，余素霞看到程艳秋后，觉得样貌不错，很满意。回家与丈夫一说，果湘林却说：“光看相貌不行，还得看看台上演得怎么样。”

于是，程艳秋演了一出《宇宙锋》。知道未来岳父来看戏，他表演得分外认真。果湘林看得频频颔首。

果湘林看中了女婿，可是左等右等不见程艳秋上门提亲。原来，王明华越想越觉得果家大小姐没有二小姐漂亮，而且二小姐果秀英与程艳秋是同年生，年龄、相貌上更般配。于是又到果家二次说媒。余素霞对此反对得很激烈，不同意带二女儿去男方家相亲。

后来，王明华终于说服了余素霞。不过她也提了条件：“我家姑娘小，人又老实，程家哥们儿多，不能一块儿住，让闺女受委屈，得进门就管家。”这个条件，程家点了头，两家的婚事才最终敲定。

1923年4月26日，二人正式举行婚礼。因为新郎程艳秋、岳丈果湘林、媒人梅兰芳以及新郎的师傅荣蝶仙、王瑶卿，新娘的外祖父余紫云等人，都是唱旦角的，因此在京的旦行名角，几乎倾巢出动，前来贺喜助兴。报刊称之为“自有伶人办喜事以来，真正巨观之名旦大会也”。

婚后，果秀英将名字改为素瑛。两人相敬如宾，携手相伴，成为梨园界少有的一对恩爱夫妻。程艳秋一生无二色，并立下“不传女弟子”的规矩。

彼此扶持到终老，是一种安慰，更是一种可贵，将历史的延续拉得绵长、绵长，回味无穷。

静好的岁月，就像一架无人操控的摄影机，掠过一个个镜头，一段段缠绵悱恻的爱情上演，那时的画面就被定格在其中。

一兰一菊唱“对台”

1923年9月18日，也就是婚后5个月，程艳秋与自己新成立的戏班“和声社”一行赴上海演出。这次演出，气势极盛，每晚舞台上的花篮都不下五六十个，全场无一空位，另有许多人环立而视。戏院门口，汽车200余辆，马车不计其数。

上海观众对程艳秋的演出，一时好评如潮，就连罗瘿公的老师康有为也称赞：“艳秋下装，明秀绝伦，尤胜于上装。”

《申报》对于程艳秋演出的报道连篇累牍，甚至还展开了一场无厘头的讨论——

原来，程艳秋的个头很高，与其他艺人配起戏来并不十分合群。《申报》副刊向观众提问：“如何才能使程艳秋的个子矮一些？”不出十天，收到读者来信上千封，其间的建议可谓五花八门：有的让程艳秋“把腿锯了，装上假腿”；有的说“在台前钉一截木板，遮住脚部，可以显得矮些”；还有人出主意要把舞台加高；更有甚者，请程艳秋以后只唱武戏，便不用踩跷……

每日里，茶会、堂会、剧场演出，几乎占满了程艳秋所有的时间，真可谓无一息之闲，但他依旧是容颜焕发光泽，嗓音穿云裂石。

见此情景，罗瘿公喜于心也惊于心，对他说：“你此行红得可惊，也遭人嫉恨。有些人正意欲挑拨梅先生与你之间的师生情谊呢。”

程艳秋是年11月15日返京，梅兰芳赴站迎接。10天后，梅兰芳带着戏班到上海演出。

程艳秋最初的艺名为“菊侬”。果然，一兰一菊，就在上海争起了短长。他们的竞争，最初顶多在戏码上争个高低——你唱的戏，我也能演。

到了1927年，《顺天时报》举办中国旦角名伶竞选活动，经投票选出了梅兰芳、尚小云、程艳秋、荀慧生“四大名旦”。也就从这时起，他们的竞争开始趋于明显化。

到了1946年年底，梅兰芳与程艳秋（此时已改名程砚秋），一个在“黄金（戏院）”，一个在“天蟾（舞台）”，两个人真的唱起了对台，形成了高潮。“梅党”与“程党”之间，在各大报刊唇枪舌剑，大开其火。双方势均力敌，难分伯仲。但真正占便宜的是听众与看客。两个剧场夜夜告满，观众是大饱耳福。戏唱到最后，程砚秋使出撒手锏，连演5场《锁麟囊》，天平向他倾斜了。

“四大名旦”里，尚小云与荀慧生都没有追赶梅兰芳的念头，唯有程艳秋雄心万丈。梅、程在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用罗瘿公的话说，“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二人对抗而不相上下。梅资格分量充足，程则锋锐不可当，故成两大势力。”

面对这样的情势，罗瘿公给程艳秋定下的策略是：“玉霜（程艳秋的字），对梅应当在不即不离之间。”何谓“不即不离之间”？那就是既近又远，既热又冷，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清醒冷静，有极好的控制力，合乎分寸，合乎人情，表现得又极自然。

梅兰芳有富贵气，程艳秋是书卷气，一个得于天赋，一个纯恃人功。梅、程之间尽管竞争激烈，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一副温良谦恭。1933年11月11日，移居上海的梅兰芳40岁生日。程砚秋特往拜寿，行叩头大礼，见者均叹其未尝忘本。

明明是打对台的人，却绝不伤和气。今儿晚上唱戏是两军对垒，各不相让；明儿中午见了礼数依旧，风度依旧。这举动里面包含着道德信条、江湖规矩、人情世故以及个人修养。

当初，罗瘿公为他将名“菊侬”改为“艳秋”，颇有深意，因为艳于秋者厥为菊。菊，傲霜斗雪；兰，馨香幽远。尽管香气、风姿各有不同，但菊、兰同为花中上品。

从“罗时代”到“金时代”

1924年，对于程艳秋来说是个极忧郁的年份。这一年9月，罗瘿公因病逝世。

罗瘿公的离去，对程艳秋而言，不仅是事业上的一大损失，更是精神上的一个重创。程艳秋的挽联因朴实真挚而传诵一时：

当年孤子飘零，畴实生成，岂惟末艺微名，胥公所赐；从此长城失恃，自伤孺弱，每念篝灯制曲，无泪可挥。

有人这样评价：“梅兰芳柔媚似妇人，尚小云倜傥似贵公子，艳秋则恂恂如书生。”如此形容，是指程艳秋受到罗瘿公的熏陶，气质自化。

此后，每当程艳秋外出演戏，行前数日必先往罗墓凭吊；演毕返京，亦去墓前。逢罗忌日，则必去祭奠。二十余年从未疏懒。

不过，罗瘿公的去世，并不代表着程艳秋事业的终结。很快，程艳秋迎来了金仲荪时代。金仲荪之所以会成为程艳秋的编剧，也是因为罗瘿公。

金仲荪，比罗瘿公小7岁，同样盛于文名。由于经历的相似、爱好的相同，两人成为一生的知交好友。金仲荪对程艳秋极为推崇。陈艳秋二访上海时，那幅极尽赞誉的台联“艳色天下重，秋声海上来”，正是出于金仲荪之手。这次罗瘿公托付给金仲荪的，不仅是程艳秋的前途，还有未完成的手稿《聂隐娘》与《碧玉簪》。

1925年4月18日，《聂隐娘》首演。这是金仲荪与程艳秋合作的第一出戏。这是一出侠情戏，程艳秋饰演聂隐娘，在戏里有一套惊艳四座的“双舞单剑”。

《碧玉簪》这出戏，由金仲荪借鉴并改编自其家乡的越剧。程艳秋在设计唱腔时袭用了王瑶卿“以腔就字”的制曲方法，又吸收了老生的曲调和唱法，唱腔怨而不怒，哀婉悱恻，全剧都笼罩在惆怅的氛围之中。就连王瑶卿看了此剧，也直夸“程老四真行”。

金仲荪独立编剧的第一部戏是《文姬归汉》，于1925年12月12日首演于北京华乐园。程艳秋擅演悲剧人物，选择蔡文姬这一角色与他的表演特色有关。虽如此，《文姬归汉》却不是程艳秋常演的剧目，只在年终封箱时偶尔演出，到别处演出，这出戏也常作为临别纪念戏。就是这样一出不常演的戏，却演到了东北，又演到了南京。

1930年，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爆发“中原大战”。持中立态度的东北军张学良，成为各方极力拉拢的对象。3月，蒋介石指派代表李石曾等人亲往东北，与张学良谈判率军入关。恰在此时，程艳秋率领班社在东北各地巡回演出。而他在东北演出的主要戏码就是《四郎探母》和《文姬归汉》。

最后，张学良于9月18日发出通电，归顺蒋介石。随即，他率军入关，占领平津，使中原大战整个战局急转直下。晋军顿时大势去矣，而冯军也随之溃败。“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

当然，不能说程艳秋的《四郎探母》和《文姬归汉》触动了东北军将士的神经，而使张学良下定决心易帜。只能说程艳秋因为此次事件，更加认识到戏剧不仅仅是娱乐的工具，更有社会功能性，而这对他戏剧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也是在这一年的11月，程艳秋应李石曾邀请，前往南京参加赈灾义演。14日晚，中国国民党第三届四中全会举办宴会。程艳秋携《青霜剑》登场，仅一个亮相就博得了满堂喝彩。

1931年1月26日，程艳秋又推出了新戏《荒山泪》。在编剧之初，程艳秋对金仲荪说：“我们自编一出戏，不同于以往的故事或见于某某小说，或见于某某笔记，或见于某某史书。我们完全自创一出戏。”金仲荪问：“你意下这个故事源于何处？”程艳秋回答：“苛政猛于虎。”

《荒山泪》写的故事是：明末，朱明王朝为挽救颓势在全国征兵抽税。农民高良敏、高忠父子因交税不足被抓进牢房，媳妇张慧珠织绢卖钱，将丈夫与公公赎出。官府又征人丁赋税，高家父子二人不得已进山采药，以期卖药后可以有钱交税，却不幸死于猛虎之口。高良敏的孙子宝琏被官兵强行拉夫，高良敏的老伴听闻这些消息，痛绝身亡。一个五口之家，只剩下张慧珠孑然一身，但却仍然被强索重赋。她不堪忍受，奔入荒山。差役跟踪而至，仍然向她索要税款。张慧珠悲愤至极，自刎而亡。

《荒山泪》的公演，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共鸣。李石曾更是语出惊人：“《荒山泪》是开了中国京剧的一个新纪元。”

“刀尖上的舞者”

到了1929年，程艳秋的“鸣和社”遇到了他独立挑班以后最大的一次变故。

关于这次变故，程艳秋在自述中仅记录了一句话：“正月，自汉回，大家倒戈。”而所谓的“鸣和社”倒戈，指的就是新艳秋挖角一事。

新艳秋原名王玉华，艺名玉兰芳，学的是河北梆子。1925年左右，看了程艳秋的戏后，立刻迷上了程派。她暗下决心：不唱梆子，唱京戏，且一心学程。每当有程艳秋的戏上演，她就和哥哥躲在戏院的角落里，做琴师的哥哥记胡琴、唱腔的工尺，王玉华就学唱念表演，记身段，然后再将两人所记加以比较，时常彻夜研究。在梨园行，“偷戏”是大忌。为了怕被人认出来赶了出去，新艳秋去剧场时都是女扮男装。几年“偷”下来，就把程艳秋的代表剧目都“偷”到了手。

梅兰芳和齐如山看了她的表演，惊异地说：“这孩子的唱法，很像程老四呢。”就建议她拜程艳秋为师。结果可想而知，被程艳秋婉谢。之后，新艳秋就拜了梅兰芳为师。但她实在喜欢程派。既然得不到亲传直授，她就绕着弯子学。一是再拜了程艳秋的师傅王瑶卿为师；二是向给程配戏的搭档学。

工于心计的她，忽出奇兵，策动了当时轰动梨园界的“鸣和社”倒戈事件。就是用重金把“鸣和社”戏班里的小生演员买通，连人带程派剧本都弄了过来。她见时机成熟，亮出了“程派”的旗号，改艺名为“新艳秋”。

“倒戈”事件后，“鸣和社”元气大伤，程艳秋怨气难平，怒火满腔。但他为人一向克己宽人，并没有选择报复，甚至没有当面斥责过任何人。

1932年1月1日，是程艳秋28岁生日。按照中国人的虚岁说，此时他年已三十。也就是在这一天，他在报纸上登出启示，更名“艳秋”为“砚秋”，改字“玉霜”为“御霜”。在谈及改名的原因时，有人猜测，似与新艳秋有关。但程砚秋却说：“将‘艳’字改为‘砚’字，取‘砚田勤耕为秋收’之意。”

三十而立的程砚秋，对于自己的人生已经有过颇为成熟的思考与计划，而他的1932，也注定会因为这些思考而变得不同。

也是这一年，他选择了只身前往欧洲考察。到欧洲后，程砚秋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来自话剧、电影的知识。他郑重表示：“此行真是大开眼界，美不胜收。此番回国，我一定要尽心尽力把京剧改革一番，吸收西方舞台的精华，此志不变。”

在他赴欧考察、远离舞台的一年间，新艳秋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会，大红而特红。

回国后的一天，程砚秋去戏院看新艳秋的《红拂传》。这样的事，自然算是大新闻。有好事者立即奔到后台，神秘兮兮地对新艳秋说：“程老板来了！”正在化妆的新艳秋的心不由颤了一下。倒是“鸣和社”的一些老人，如郭仲衡、侯喜瑞等，因为了解程砚秋的为人，所以感觉很是轻松，甚至还安慰新艳秋，让她不要害怕，只管大胆上台就好。

新艳秋上了台，唱得很小心，也很认真。在唱到“喝酒”一场时，与她对戏的艺人悄悄冲着她对台下某个地方努了努嘴。新艳秋立时就明白了，她快速地朝台下那个地方瞥了一眼，看见前排坐着一个身形高大、戴着墨镜的先生。她知道，他就是程砚秋。

散戏后，程砚秋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走了，什么也没有说。

两人的隔阂一直持续了二十余年，期间总有不期而遇，两人却如素不相识一般。直到1954年，程砚秋在上海演出，新艳秋路过上海，去看他的戏。散戏后，她前往后台，正在卸妆的程砚秋像见到老朋友一样，迎上去与她握手交谈。还问：“《荒山泪》《春闺梦》你会不会？《锁麟囊》你会唱吗？”这些程派名剧都是“鸣和社”倒戈后排的。他的亲切态度让新艳秋放松了下来，她说：“我也是偷着学的。”同样是面临“偷”的问题，程砚秋此时却笑了。他对新艳秋说：“我住在国际饭店，你来玩，随时可以来找我。”又补充了一句，“你要来啊！”遗憾的是，新艳秋最终没能赴约前往国际饭店。

有些过程，就像是修饰，在结局面前形同虚设，无论是真实，还是虚假，每个人都无法自如地把握自己的人生。“艳秋之争”落下了帷幕，但是谁负谁胜，只有天知晓。

程砚秋自欧洲考察回国后，对“鸣和社”进行了第二次改组，特别邀请了俞振飞。自这次重组后，直到1937年彻底解散，除了个别的人事变动，“鸣和社”一直很稳定。

1924年以后直至1932年那七八年时间，对于程砚秋来说，他好似一位“刀尖上的舞者”，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反而展示了人性中最善的心、人生中最美的艺。

侠者之风

虽然程砚秋在舞台上演绎的是各样女子，但并不代表他的性格就是怯懦柔顺的。在他的身上，柔肠与阳刚结合在一起，撑起了一位“侠者”的风采。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7月29日，日军进城，北平沦陷。

三个月前，程砚秋和尚小云还为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表演了《弓砚缘》和《青城十九侠》，座中还有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而三个月后，将军却已倒卧在沙场。

程砚秋深知国破家亡，自己作为一个唱戏的伶人，将会面临更大的屈辱和磨难。

果然，日本人胁迫梨园公会出面将北平城的名角儿组织起来，以“支援、捐献飞机”为名，演一场义务戏。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还有一次，伪警察局请程砚秋演义务戏，还点名让他唱《红拂传》，遭拒后又乘火车从北平追到天津。但面对这样的“约请”，无论软磨硬泡，还是武力胁迫，程砚秋只有一个回答：“这戏我不唱！”不仅如此，凡是日本人组织的义务戏，他一律拒绝参加；凡有日本人参加的活动，他一律拒绝出席。因为不与当局合作，程砚秋遭到了“封杀”，广播电台被命令不准播放他的唱片。

1942年的9月初，程砚秋自上海经天津返回北平。在前门火车站，他受到日伪铁路警宪便衣的盘查搜身。他忍无可忍，厉声呵斥：“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要干什么？”说着，他靠近一根柱子，立在柱前，以防后面遭袭。为首的一个便衣上去就动武，他挥拳还击。后面的几个便衣一拥而上。程砚秋曾学过武旦，又拜过武术老师学习功夫，来一个，打一个，把几个便衣打得轮流倒地，狼狈不堪。程砚秋也就停了手，从地上拾起帽子。

便衣对程砚秋说：“以后碰见再说。”

“好，后会有期。”程砚秋说罢，整整衣冠出了车站。

回到家中，他才发现手腕上的金表没了，耳朵也被打坏了。但是程砚秋“修理”特务的壮举也传遍了北平城。

遭铁路警宪盘查群殴后，程砚秋决定息影务农。1943年3月，程砚秋来到北平西郊青龙桥，购下一方土地，当起了菜农。

一条溪水，几片白云，柳梢月色，板桥残霜，都令程砚秋感怀不尽。从此，粗茶淡饭、土屋绳床，程砚秋过上了归隐生活，每天里不是读书写字，就是肩负锄头，耕种田间。

真正的平静，不是有意避开街巷的喧嚣，而是在心中有一份修篱种菊的念想。如流往事，似涛声依旧，在每个人的心中若潮汐潮落，但只要消除执念，便可享受安然寂静，不会忘却初心一片。

不过，新艳秋并没有他这般幸运。有一次，她贴演《四郎探母》，有不少日本官兵前来看戏。她饰演的公主刚一出场，台下忽然枪声大作。一位日本大佐当场被人刺杀。台前、台后慌作一团，演员还没定过神来，日本宪兵队便包围了剧场，对在场人员一一搜查。没等新艳秋卸完妆，就被抓进日本宪兵队的大牢。为了救人，她母亲慌不择路地敲了川岛芳子家的大门。结果，新艳秋虽然走出了宪兵队的大门，却又一步跨进了川岛的牢笼。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以新艳秋与川岛芳子过从甚密为由，以汉奸罪对新艳秋进行了起诉，关进了监狱。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政治背景复杂”，新艳秋在多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审查。平反之后，也得到了程砚秋夫人果素瑛的认可，得以补入程门。当然这是后话。

抗战胜利了，解放战争又打响了。1949年1月20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27日，家中来了几位访客。不巧的是程砚秋外出，没能出门迎客。来人便从本子上扯下一纸，俯身写下了一张便条：

砚秋先生：特来拜访，值公出，不便留候驾归为歉。

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