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霜：从云端到尘泥
白玉霜：从云端到尘泥
1934年的北平，出了一件“新鲜”事儿。当时正在走红的落子戏伶人白玉霜，因其演出有伤风化，被市长袁良下令逐出北平。
据说白玉霜被逐，是跟她演了粉戏《拿苍蝇》有关。当时，为了求卖座，很多艺人在演出时都会在戏里“加料”。那些露骨的唱词，通常被称作“粉词儿”；而极富艳情色彩的剧目，则被称之为“粉戏”。《拿苍蝇》内容很简单，讲的是苍蝇精修炼多年，幻化成美女，迷惑年轻书生，后被天神收服的故事。白玉霜上演《拿苍蝇》，推出的宣传语就是“白玉霜香艳名剧”。而在表演时，更是花样翻新，身穿肉色紧身衣，用薄纱模拟翅膀，并伴以各种媚态，直看得台下如痴如狂。
白玉霜在演出时，台下来了位重量级观众，他就是北平市市长袁良。提起这位袁市长，着实不简单。1933年6月，袁良出任北平市市长。上任之初，袁良就力主借鉴欧美各国先进的经验，开了北平大规模城市现代化建设之先河。在任职期间，他不仅救助过化名为“胡服”的刘少奇，还曾经发放特别通行证，促成埃德加·斯诺去延安采访毛泽东。也正是这位袁市长，仿佛对“有伤风化”特别紧张，鲁迅就曾经取笑过他关于禁止男女青年在同一游泳池游泳的命令。而他驱逐白玉霜，其理由就是她的表演有伤风化。
莲花落，扬了名
白玉霜不姓白，原姓郭，1907年出生于天津地区。由于家庭贫困，七八岁时被父亲卖给了莲花落艺人李景春夫妻作养女，此后改姓李，取名李桂珍，又名李慧敏。
这个李景春小时候在县城一家铺子里做学徒，迷上了落子戏，一有空就跑出去看戏。后来看得多了，渐渐琢磨出了门道，索性辞了学徒工，跑到戏班子里正式下海，当起了莲花落艺人，还取了个艺名儿，叫粉莲花。粉莲花名字虽好，但因其是半路出家，且天赋有限，扮相、技艺均是一般。他先在老家搭班，后跟随孙凤鸣、孙凤岗两兄弟的孙家班进了天津。作为落子戏班，刚进班时，李景春唱的是对口莲花落，到天津后，对口落子借鉴了其他剧种表演模式，发展成为蹦蹦戏，李景春也就此改唱彩旦。
李景春的妻子卞氏，虽然模样一般，但头脑精明，嘴也灵巧，既拿得起家里的活儿，又应酬得了场面上的事儿。卞氏为了多些进项，自己打门路，到桂花书寓当“跟妈”。虽然叫桂花书寓，其实是所妓院，而“跟妈”负责帮助老鸨调教姑娘。
卞氏嫁给李景春之后，一直没有身孕，因此买了李桂珍回来，原打算当亲闺女养着，不想几年后李大奶奶生了一个男孩儿，从此把所有的母爱都放在了儿子身上，打起了用养女赚钱的主意。
为了能让这棵摇钱树更值钱，卞氏让李桂珍读了几年书。长到十来岁，李桂珍弃了学，跟着养父李景春和孙家班跑江湖。跟着养父的班子混得时间长了，李桂珍逐渐喜欢上了落子戏，台上演出，她在后台看，竟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马寡妇开店》。
一天，她正在后台哼哼《马寡妇开店》中的唱腔，被班主孙凤鸣发现，觉得她唱得很有味道，鼓动她上台“票”一出。桂珍小小年纪，并不胆怯，但她没正式学过戏，怯怯地说：“我只会半出呀！”“半出也行，后边我接着。”孙凤鸣当即拍板，就这样，桂珍第一次粉墨登场，出人意料的是半出《马寡妇开店》唱得有板有眼、做得有模有样，还让台下叫了好。
小小年纪居然能表现出主人公马寡妇的寂寞心情和满腹辛酸，孙凤鸣觉得她是个天生的唱戏料，于是正式收她为徒，并给她起了个响亮的艺名“白玉霜”。这一年，她14岁。
当时孙家班挑大梁的旦角只有一个花莲舫，除了白玉霜以外，孙凤鸣还先后收了筱桂花、筱菊花等几个小姑娘，教她们学传统老戏。
初学艺时，白玉霜给台柱子花莲舫打下手。一次事故的发生，让她顶替花莲舫成为孙家班里的台柱子。
花莲舫是天津人，早年间学的是河北梆子，后改梅花大鼓，民国初年拜师孙凤岗学艺。花莲舫在同庆馆挑班演出十余年，白玉霜出道时她已经大红大紫。这时她家里有一个丫头寻了短见，有人说是因为她虐待养女，逼死人命。这事不仅传得街知巷闻，还上了报纸，一时间整个天津都沸沸扬扬。花莲舫在天津无法立足，于是跑到关外去演出，其实就是远走他乡去避祸。
事出突然，花莲舫也走得匆忙，结果孙凤鸣一时措手不及，只能出下策，让白玉霜顶唱大轴。当时白玉霜出道不久，会的戏并不多，即使唱了大轴还是压不住场。当时有句话：“会唱戏的进园子，不会唱戏的进堂子。”卞氏不是善男信女，白玉霜清醒地看到，一旦选择登台，如果不能唱出名头，“进堂子”将注定成为她的宿命。
恰在这时，孙家班来了一位小生艺人。他的出现，为白玉霜点燃了指路明灯。
小生艺人名叫安冠英，出生于黑龙江。他嗓音宽厚、粗犷，演唱韵味浓郁且带有天津口音。他会的戏多，而且嗓子又好，演唱时潇洒风趣、形象生动。他进班后主要给白玉霜配戏，不仅能配还能教。经他一“拾掇”，同样一出戏，演出来就别有风味。也正是因为有了他，白玉霜技艺大进，戏班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好。
白玉霜的成功让卞氏看到买女孩养“闺女”带来的收益，于是她决心再买一批。养几年，有天赋的送去学戏，不够材料的转手再卖出去。为了图吉利，卞氏为新买进门的丫头起名福子、金子、银子、喜子、顺子……一大批女孩子被相继买进李家，小的不懂事则罢了，大一些的就当粗使丫头。其中山东丫头福子有灵气，专跟着白玉霜去戏园子，脚前脚后地伺候着，也从旁学会了白玉霜的本事。白玉霜过世后，她成为其嫡系传人，艺名小白玉霜。
当时，白玉霜的戏班叫玉顺剧社。白玉霜挑班，卞氏做班主，又从家里调来兄弟卞老舅管事。卞氏与李景春育有一子李国璋，一开始在卞氏娘家读私塾，后来父亲去世，书读不下去了，就到戏班子里拉二胡。玉顺剧社成立后，剧社一切对外的场面事，卞氏都让儿子李国璋出头。因为玉顺剧社由里到外都是由李家人主事儿，因此又被称为李家班。
此时的白玉霜舞台经验越来越丰富，根据自己的嗓音琢磨出适合自己的声腔，一开口宽厚亮堂，坐在最后一排的观众都听得清清楚楚。白玉霜一改评剧老腔老调粗犷、激越，代之以委婉、柔媚，新颖动听。尤其是她采用的低弦低腔唱法，韵味醇厚、低回婉转，稍稍一用劲，就挑了上去。这样高低相间，增强了评剧声腔的抒情色彩。而且她本是个美人坯子，身材高挑，面貌清秀，扮出戏来妩媚艳丽，非常好看。大眼睛，双眼皮，脉脉含情，善与台下看客交流感情，引得许多观众专门前来捧场。
李家班在天津、北平轮着唱，只要贴出白玉霜登台，唱什么戏都是满堂彩，白玉霜由此成为京津两地走红的落子戏名伶。
“评剧皇后”
1934年，李家班时了北平城，结果因为演出有伤风化被市长袁良逐出了城。
不过，坊间对此事添油加醋，又有了多个新版本。一种说法是袁良请白玉霜吃饭，白玉霜婉言谢绝，市长大人觉得丢了面子，借口白玉霜的戏内容不健康而把她驱逐出境。还有一个说法，袁良手下一个科长想打她的主意，没有如愿，便向袁良说了坏话。无论是哪一种原因导致了被驱逐的命运，其结果都是白玉霜被荷枪实弹的警察押解到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
白玉霜被市长袁良逐出北平以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天津。然而，这里虽然是她的家乡，但没人哪个戏园子愿意与“淫伶”合作。经过几次奔走，终于有一家小戏园子愿意让白玉霜登台。要在以往，这种小戏园子是根本容不下白玉霜这种角儿的，可事到如今，白玉霜的身价已经跌到无戏可演的地步，自然也不会挑剔这些了。
被逐出北平是因为演了“粉戏”，这一次再战津门，白玉霜决定攒一出新戏。当年，只有尽快上演新戏，抢在别的戏班前头，才能引起观众尝鲜的兴趣，也就能卖座。所以有些戏班排演新戏，只有一份剧目提纲（幕表），简单写写上场顺序、人物角色，然后再简单介绍一下剧情，再由懂戏的人分派角色，指挥上下场，串串戏词儿……艺人在舞台上具体的对白和唱词，则需要由艺人自己视剧情发展临场发挥。这样排戏，慢则两三天，快则小半天就可以拿出一出戏来。
《秦香莲》就是白玉霜落拓津门时的急就章。演出场所搞定了，新戏也拿出来了，整个班底都在摩拳擦掌，希望能借此机会东山再起。但《秦香莲》的上演并不成功，只卖出去两成座。
正当白玉霜一筹莫展的时候，上海恩派亚大戏院向她伸出了橄榄枝。转机就这样来了。
当时的蹦蹦戏属于正在兴起的地方剧种，很多京剧可以演出的地方，小剧种根本进不去。不仅如此，蹦蹦戏剧团规模一般都很小，而且行头、布景也都很简陋，有的剧团角色行当都不是很齐全，想要搬演大型剧目根本是天方夜谭。
此前，天津蹦蹦戏名伶爱莲君、钰灵芝已在上海“跑码头”，但演出并不景气。恩派亚大戏院经理徐培根北上去请白玉霜南下，希望她可以与爱莲君和钰灵芝的班底搞一个三班合演，丰富角色，精良装配，以迎合海派精致的审美情趣。
可以南下演出，这个消息对白玉霜来说既喜又惊。她遭到了平津两地的封杀，现在可以转战他处，这让她万分欣喜。但南北不仅有文化差异，更有语言障碍，以北方方言演唱的蹦蹦戏，在大上海会有人看吗？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她大胆决定改用北平音演唱。
1935年7月，李家班改名华北评剧社到了上海。在恩派亚大戏院，白玉霜与爱莲君、钰灵芝合作演出，三大主演同台献艺，一个比一个卖力气，纷纷亮出自己的绝活儿。
三班合演合作起初上座率尚好，红火了一阵子，但是仅仅几个月，就宣告破产了。因为在三人当中，白玉霜较为年长，在表演功力与舞台经验上都占了上风。最开始的时候，上海的报纸在宣传时将三人名字并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白玉霜的名字逐渐变大，另外两人俨然成为宣传配角。这样的变化首先让爱莲君颇为气愤，她当时不足20岁，少年有成，对名气看得很重，再加上养父从旁挑拨，因此她假称有病，不再与白玉霜搭档。不久之后，钰灵芝也借故退出了三班合演，白玉霜在上海再一次陷入单打独斗的境地。
其实，让白玉霜为难的不仅仅是同行的背离，还有来自当地各方的刁难。上海滩十里洋场，从来都是龙蛇混杂的所在，在这里唱戏，哪个码头没拜，都会让你在上海无立锥之地。当时，来上海闯荡的地方剧团，艺人年龄小，大多出身穷苦，有的甚至无亲无故，由养父母或师傅、亲戚打理日常生活。为了怕女伶结婚影响了财路，他们都会对角儿管得很严，打理一切对外事务，断绝角儿与外界的接触，尤其是与异性的接触。但白玉霜的养母卞氏恰恰反其道而行，她并不把白玉霜关在家里，反而教导她去应酬各色人等，见识各种场合。与那些被关在笼中的同行相比，白玉霜的幸运在于她可以了解社会，尝试融入社会。她的不幸也往往因为其“抛头露面”，屈辱直接加身，令其避无可避。
对于卞氏与白玉霜这娘俩，时人有个评价：小的古怪，老的难斗，一对不好伺候的主儿。
当白玉霜在上海落脚后，恩派亚大戏院经理徐培根多次建议白玉霜上演在北平遭禁的《拿苍蝇》。他认为，人总有猎奇心理，越是禁戏越想看，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就一定能大卖特卖。但是白玉霜却不想再演这出戏，一来往事不堪回首，二来她意识到蹦蹦戏发展到当时，那些老桥段已经拢不住观众。所以她到上海以后，演出了《夜审周子琴》《双蝴蝶》《苏小小》等戏。虽然这些戏唱得都很红，但出于商业目的的考虑，徐培根担心新戏唱成老戏，留不住观众，又竭力劝导白玉霜出演新戏《潘金莲》。
《潘金莲》的剧本，由欧阳予倩撰写。这一剧本并非单纯地讲述《水浒》故事，更不是刻意借写“淫妇”招揽观众，而是为潘金莲翻案之作。在他的笔下，潘金莲被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一个被富豪压迫、被生活折磨、被命运捉弄的女人。她有作为女人的诉求，有迫于生活的委屈，有追求幸福的勇气。
对于出演潘金莲，白玉霜起初有些犹豫，经不住徐培根一再撺掇，就应允了。然而，《潘金莲》中武松是个重要角色，白玉霜的班底单薄，没有好的武生材料，这个角色请谁演呢？徐培根是生意人，脑子灵光、记忆力也好，他猛地想起京剧武生赵如泉正在上海，何不来个“两下锅”，用全新的方式上演全新的剧目？
就这样，赵如泉演武松唱京剧，白玉霜演潘金莲唱蹦蹦。这一别开生面“两下锅”的演出形式，立即在上海滩引起了轰动。两位名角儿的表演功力深厚，对人物拿捏准确，两班人马在台上配合也十分默契。白玉霜凭借自己的表演才华，把潘金莲饱受富户欺辱、身心受到压抑、为爱而献身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戏中潘金莲面对杀气腾腾的武松，叙述自己被迫无奈嫁给武大郎和对武松爱慕之情的大段念白，朗朗上口、声情并茂、真挚动人，开蹦蹦念白规范化与情感化之先河，成为经典。
《潘金莲》连演一个多月，场场座满。此戏受欢迎程度由票价可见一斑——当时标价两角钱的池座可以卖到一元，价值一元两角的包厢票已经被炒到了四元，每一场演出连站票都能卖二百余张……
白玉霜红了。她成为茶余饭后街谈巷议的人物，连当年极力探讨“淫伶秘事”的报纸也纷纷转向，极力吹捧白玉霜。
在上海，白玉霜还巧遇了当年的“仇人”袁良。袁良卸职后在上海做寓公，观看白玉霜的戏后宴请她。白玉霜提起往事，袁良答：“当日你在台下，我在台上，不得不那样；今日你在台上，我却在台下，不必再那样，应该这样了。”
一天，在白玉霜下榻的临江公寓，来了一位稀客，上海明星影业公司的名编导洪深。白玉霜满脸堆笑：“洪先生，难得您光临寒舍，一定是又给我送剧本来了吧！”洪深回答：“不是剧本，是给你送一部电影。”“电影？”白玉霜一脸茫然。洪深笑了笑说：“我请人给你写了一部电影剧本《海棠红》，内容是写一个评剧艺人的凄惨遭遇，故事曲折，打算让你去演。”同时还告诉白玉霜，京剧名家欧阳予倩还专门为她写了几段唱词，用上了白玉霜最拿手的“反调”唱腔，非常感人。
《海棠红》摄于1936年7月，由明星影业公司制作完成，是中国第一部评剧影片。剧中的海棠红是身怀绝艺的评剧艺人，她走红时名震三江，红透了半边天。因到大帅家唱堂会，得大帅垂涎，大帅霸占未成，将其下狱。海棠红的丈夫嗜赌如命，把小儿子卖给了人贩子，海棠红出狱后已是家破人亡，最后流落到街头行乞……
明星电影公司对《海棠红》这部电影非常重视，安排了最佳的演出阵容，除白玉霜之外，配角全由当时享誉影坛的演员王献斋、沈骏、舒绣文上担任，特请经验丰富的电影圈名家张石川担任导演。
为了不影响戏班的生计，白玉霜白天照样在戏院演戏，散了夜戏就去电影厂拍戏，虽然整天累得疲惫不堪，但难以抑制的亢奋心情，支撑她在短时间里完成了拍摄任务。
电影一经放映，立即轰动全城。白玉霜一夜之间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她的名字出现在每天的大报小报上，不少公司和商店都争着用“白玉霜”给商品命名。全国各地跑来邀请她去唱戏的戏院数不胜数，甚至北平的戏园子也来找她签合同。据说当时白玉霜挣的钱都要用麻袋来装，而她手下主要艺人每天的分红也有20元。要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民政府部长月薪也不过几百元。
早在1935年蹦蹦戏在上海演出时，因为上演剧目多有“惩恶扬善”“评古论今”之意，名宿吕海寰建议将其改称“评剧”。《海棠红》上映，新闻界首次把“评剧”之名刊载于《大公报》，从此评剧取代蹦蹦、落子，成为这一剧种的正式称谓，传遍全国。
白玉霜成为上海滩影剧双栖的大明星，自然引起了各界关注，舆论上形成了褒贬不一的态势。褒的一派，如欧阳予倩、洪深、田汉等，赞誉白玉霜为“评剧皇后”，更有报纸尊她为“评剧坤角泰斗”，将白玉霜与刘翠霞、爱莲君、喜彩莲并列为评剧“四大名旦”。而贬的一派则认为“蹦蹦戏风魔了整个上海”，甚至公然进行人格侮辱，开始制造一些白玉霜的绯闻，揭她曾委身娼门的老底。有人公开向她敲诈勒索，有人要纳她为妾，更有人传出话来要把她拐卖到香港、澳门！
阿英先后在《大公报》上撰文，并在其著作《小说闲谈》中明确指出：蹦蹦戏最大的特点，就是“词句全用俗语，说白应戏，完全和平常口气一样，而能一字一句都听得明白”。同时，他还指出“蹦蹦到了白玉霜在上海演《潘金莲》《玉堂春》，已经不是蹦蹦原来的形式，而是有了不少改革，这是实情。白玉霜的大部分新戏，是更加京剧化，且有了若干文明戏的成分”。
为爱私奔
1937年大年初一晚，恩派亚大戏院上演《马寡妇开店》，这可是白玉霜的拿手好戏。开演之后，细心的观众便发现台上这位角儿有点儿不对劲儿。虽然她唱念、做派都很像白玉霜，但总是差了那么一点儿味道。再仔细观察，才发现台上的角儿根本不是白玉霜，而是她的养女小白玉霜。于是，观众们都急了，有的喊着倒好，有的嚷嚷着要退票。
而此刻后台早已乱作一团，剧院经理和戏班的艺人都在找白玉霜。多方查找，仍然没有下落。人们不禁产生了同一个念头：白玉霜失踪了！可是，年初一到初五的票都已经卖光，剧院经理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卞氏忙着到警察局报案，又跑到报社去刊登寻人启事，一时间“评剧皇后”、电影明星白玉霜的突然失踪，又成了上海滩的一大新闻。
白玉霜失踪了，最着急的莫过于养母卞氏了，因为白玉霜一失踪，她的摇钱树也就倒了。直到年初二的早上，卞氏稳住各方后，才想起查看白玉霜房里的东西，仔细清点，才发现首饰和存折都不见了。打电话询问银行，才知道三天前已经有人取走了钱。眼前的现实告诉她：白玉霜跑了！可她怎么也想不明白：白玉霜为什么要跑呢？又跟谁跑了呢？
对于白玉霜的失踪，似乎只有小白玉霜一人隐隐有些预感。她一直随身伺候白玉霜，细心的她，已经感觉到白玉霜对戏班里的铙钹手李长生有意思。有的时候两人遇在一起，常会打发小白玉霜去做些别的事，有些根本是无足轻重的琐事，就此支开她。在白玉霜失踪之前的腊月廿八晚上，小白玉霜陪着白玉霜去拜客，路上“碰”上了这个铙钹手，两人站在一个小弄堂里说了好一阵子话。第二天，白玉霜在自己房间里待了一上午，关着门谁也不让进。午后，她说出去买东西，也不让小白玉霜跟着，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
李长生，河北杨村人，幼时读过几年私塾。虽为乡下人，但其眉目清秀，很有几分书生气。父亲早亡，11岁时即离家闯荡江湖。
初时，李长生在一个梆子戏班里跑龙套。他是个有心人，在空闲的时候，跟着学打铙钹。一次，班子里的铙钹手因故没能到场，他毛遂自荐上了场，不但圆了场，还得到角儿的夸奖。自此，他成了班子里的一名铙钹手。
1932年春，白玉霜在天津南市演出，因上座率不高，就想排演新戏。她到春和大戏院来偷戏，看了一会儿，台上的戏演得平平，倒是武场的铙钹手让她着实心动了，尤其是铙钹手那怀中抱月的优美姿态，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也是天遂人愿，不久，唱戏的那个班子垮了。李长生正在为生计发愁的时候，白玉霜的人找上门来，说明来意。于是，李长生就进了白玉霜的玉顺剧社。
几场戏下来，白玉霜对李长生非常满意，除按月给他包银外，还经常对他特殊优待，给点“茶钱”“烟钱”之类的。李长生也隐约觉察到白玉霜对他的格外“关照”，但他深知自己在戏班里的地位，从未敢对白玉霜有非分之想。
白玉霜大红大紫之后，把她当作摇钱树的养母卞氏害怕她结婚嫁人，一直劝导说：“你可别结婚，一个唱戏的嫁了人，就没有人来捧场了。”但白玉霜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也渴望一份真情，也需要爱情的滋润。那么找谁呢？李长生的影子一下子浮现在她的脑海里。
初闻白玉霜的想法，一下子把老实憨厚的李长生吓坏了。可是她的主意已定，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一向唯命是从的李长生只得点头了。白玉霜让他订下大年初一的火车票，二人一起直奔长生的老家——河北杨村。
白玉霜突然失踪以后，李家班的演出也彻底停了下来。七十多人耗在一起，每天的开销费用就让卞氏心头滴血。戏班里的几个骨干跟卞氏商量了几天，准备让小白玉霜临时出演。戏班里的小生安冠英原本就教过白玉霜戏，值此危难关头，又挑起教导小白玉霜的任务。几场戏唱下来，小白玉霜还真有几分白玉霜的神韵，这也让卞氏抓住了救命稻草，决定改打小白玉霜这张牌，在上海滩继续唱下去。
但才几天的工夫，人们就看厌了稚嫩的小白玉霜，上座率逐渐下滑。卞氏根本不管小白玉霜年纪还小，主张上演北平时的禁戏《拿苍蝇》。小白玉霜也是亲历过北平驱逐事件的，对当时的种种心有余悸，不同意上演。安冠英出主意，可以攒一出新戏，于是就有了《蝙蝠尘缘记》。其实《蝙蝠尘缘记》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拿苍蝇》，一样的袒胸露背，一样的西装短裙，一样的西洋舞蹈，一样的神怪香艳戏。此戏一上演，不几日上海滩便传开了，小白玉霜的新戏有“花头”。这个“花头”不仅保证了上座率，还让李家班与戏院续签了三个月的合同。眼前虽然安稳了，卞氏却心中有数，靠着小白玉霜撑不了多久，长久之计还是要把白玉霜找回来。
卞氏之所以并没有立即动身去找白玉霜，因为她对养女的心态了如指掌。虽然白玉霜此刻向往乡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不出多久，戏瘾犯了自然就忍不住，总是要露头的；而且小白玉霜在大家的帮衬下，已经得到了一些观众的认可，这一招又可以让白玉霜吃足了戏醋。事实上，卞氏还真想对了。只不过半年的时间，白玉霜厌烦了北方乡下农妇的生活，对舞台越发向往。小白玉霜崭露头角的消息也逐渐传到白玉霜的耳朵里，养女的成长让她陡增压力。她担心自己老去，被舞台抛弃，被观众遗忘。日子越长，这样的想法越迫切，她回归戏班的愿望也就越强烈。
当李家班结束上海的演出回到天津之后不久，白玉霜终于回到了戏班。那“失踪”的6个月时光，大概是白玉霜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了。
白玉霜回津重返舞台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天津卫，人们都想一睹“电影明星”“评剧皇后”的风采，一个月的戏票三天就卖光了。白玉霜在天津卫红了，“白派”评剧得到了观众和同行的广泛认可。
然而，就在她沉醉于凤冠独占的欢乐之中的时候，死神却一步步地向她逼近！1941年12月3日，在北平，一出《暗室青天》还没演完，白玉霜就一头栽倒在地，下身奔涌而出的脓血染红了戏衣和舞台。在协和医院，她被确诊为子宫癌。
1942年8月10日清晨，白玉霜在天津病逝，结束了她悲剧的一生，年仅36岁。白玉霜临死前，床前已无多少故人。早年间她曾为之私奔的李长生已经远离她的生活，养女小白玉霜也已嫁作他人妇。白玉霜生病以后，一直有一位邝姓男子守护在她的病榻前。临死前，白玉霜提出了自己的心愿：“我有最后一个请求，我想成家，我想结婚！”面对垂危的白玉霜，养母终于同意了，邝某也表示愿意娶白玉霜为妻。但一切不过是对垂死之人的安慰，一代名伶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她亦恨亦爱的世界。
从此人间碧落，未有归程，一缕暗香。好一个悲戚女子，在变幻的春秋中，看穿了十丈红尘。
停灵三天，发丧下葬，白玉霜安葬于天津公墓，低矮的墓碑上只写了“李桂珍之墓”五个小字。
鲜有人知，这座荒丘里，埋葬着昔日的评剧皇后。天尽头，何处有香丘，一抔净土掩风流。
养女小白玉霜
白玉霜“失踪”后，小白玉霜“顶包”演出，那一年她15岁。
后来，白玉霜又回来了。母女二人渐渐有了同台的机会，先后合作了《盗金砖》《天河配》等剧目。《369画报》封面刊登过母女俩的一张合影，小白玉霜站在白玉霜身后，带着怯生生的神情。
19岁那一年，小白玉霜遇到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包头商人赵清才，是一个鸦片贩子。尽管身上带着浓厚的江湖气，但是他却是一个挺讲情义的人。
赵清才花了50两鸦片烟土的高额身价，为小白玉霜赎了身。1941年5月，小白玉霜在北平嫁给了赵清才。
嫁作商人妇的日子是幸福的，但是这种幸福对于小白玉霜却是短暂的。小白玉霜一心想要为赵清才生个儿子，特地到一个法国人的医院做了一次检查，结果令人失望，由于很小就吃过一种特制的避孕药，卵巢发育不全，已经无法生育了。
白玉霜死后，迷恋评剧的小白玉霜重新出山，先搭上了喜彩莲的“莲剧团”，后来又组建了自己的“阳秋社”。但是小白玉霜因此与赵清才发生感情危机。早期的落子戏女艺人，一般都是卖艺卖身“两业”兼操。民国年间的评剧演出虽说有了不断地进步，但是毕竟出卖色相的艳情表演仍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赵清才之所以斥巨资为小白玉霜赎身，也是不愿意看到自己钟情的女人从事这样的职业。
可是，小白玉霜是戏班里生、戏班里长的人，戏是她的命，戏是她的业。她抛弃不下这些。二人的矛盾终于激发了。
与他，在千万人中擦肩停留，那一瞬间的停留带着浓浓的笑意，初识于锦瑟年华；与他，在阳光明媚、小溪潺潺、翠柳摇曳之中嬉耍，于垂柳之间倾诉爱意；与他，在夏日傍晚，齐坐树下，斟一杯清茶，并肩赏星，于温柔夏风中相爱。不承想，风雨的日子里，却各自天涯。
一气之下，二人分手。与赵清才分手后，小白玉霜做了一件最不应该的事——她结识了当时天津的日本汉奸头目佟海山。经不住佟海山的花言巧语，小白玉霜不久就与之同居。一心以为佟五可以帮她自立门户，不想，佟五正想利用小白玉霜的名气发财！1946年，小白玉霜终于不堪忍受，秘密出走了。1947年，佟海山因盗卖枪支被国民党政府枪决。这之后，小白玉霜又与一个清室破落王孙有过一段不了情，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虽然偶尔也出来唱戏，但是连年战乱，收入也不景气，到了靠典当度日的地步。
新中国成立后，小白玉霜又结交了一些男友，但都因轻信草率无果而终，反落下一个轻浮放浪的名声。1963年，排演《李双双》，小白玉霜与剧团领导发生激烈冲突，被临时换了下来，自此，再无上台的机会。1967年年底，她自杀身亡，时年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