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香玉：此生只为豫剧生
常香玉：此生只为豫剧生
花开了，又落了；草青了，又枯了；月圆了，又缺了。站在人生的舞台上，幕，终究是要合上的，总要谢幕！
走过了寒来暑往，那些过往的陈年旧事，那些流逝的日月交辉，像一张张发黄的旧照片纷至沓来。曾经的感动、曾经的爱情、曾经的迷惑、曾经的苦涩、曾经的伤痛……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恣意，弹奏出情意纭纭、思念绵绵，震撼着久违的心田。
有人说她是“豫剧皇后”；有人说她是“巾帼英雄”；有人说她是“人民艺术家”。而，她则说：“我常香玉只是一位普通的豫剧人。”
“百家饭”养大的苦命孩
常香玉并不姓常，姓张，家人为她取的名字很好听，叫妙玲。1923年9月15日，她出生于河南省巩县一个名叫董沟的小村子。
妙玲的父亲叫张茂堂。因家里太穷，就跟着人到军队里当兵去了。年轻时的张茂堂聪明伶俐，虽然没文化，不识字，不认谱，却跟一起当兵的朋友学会了唱戏。从军队回家后，就到处搭班唱戏，养家糊口。
张茂堂学唱的就是旦角，最拿手的是唱花旦。为了唱响出名，他取了个女性化的艺名叫张凤仙。唱戏虽苦，生活总还有个着落。农闲时，张凤仙背着族人和乡亲出去串戏班，农忙时，回家收拾自己家那点地的事。
张妙玲是喝着苦水长大的，可是苦日子并没有影响她长得标致。到了六七岁时，两道浓浓的眉毛，两只水汪汪的大眼，加上又黑又粗的一条独辫，使她谁见谁都喜欢。
当父亲在那里练戏时，妙玲感到很好奇，爹比画的动作蛮好看，娘哼哼的调儿蛮好听。慢慢地在一旁也跟着爹比画。有一次，爹看着她比画得还有点意思，就先做个样儿，然后让她走几下看看。她拉开肩膀一溜儿圆场，停下来一个“亮相”。还有模有样，蛮是那么回事儿。
常言说：“同行是冤家”，张凤仙的好嗓子招人嫉恨，他喝的水里被人偷偷下了哑药，嗓子一夜之间就坏了，迫不得已只好离开能吃一口饱饭的戏台。家里的半亩地显然养活不了一家人，在冬闲春荒接济不上时，妙玲就跟她奶奶时不时去外地“串门子”。那言外之意，有走亲戚、出去办事的意思。说到底，就是出门要饭。
为了让妙玲吃到一点儿稀罕东西，奶奶每次梳头时，都会把梳下的那一绺一绺的花白头发拢起来。等到吹糖人的小贩来了，她就把那些攒起来的头发拿出来，换来一只很小的糖公鸡或小糖鱼。这个时候，小妙玲往往是舍不得立刻“消灭”，直看到它快化了，才和奶奶“咝喽咝喽”地把它吃掉。这对年纪幼小的张妙玲来讲，已是很奢侈的事了。
从小就没饭吃、靠“串门子”讨饭活命的小妙玲，慢慢懂得了生活的艰难，懂得了谁对她亲，谁对她远。
要饭要饭，百家饭养着苦命的小妙玲磕磕绊绊地长到了七八岁……
因为贫穷，张妙玲的四个姑姑都当了童养媳，饱受虐待，其中一个被打死，一个被打残。妙玲8岁那一年，大姑来了，给妙玲介绍了一个人家，说是那家人家有十几亩地，还有牲口，日子过得殷实，让凤仙送妙玲过去给人家当童养媳。
父亲虽然不识字，但两个妹妹的悲惨命运，让他认清了一个道理：穷人家的闺女，自小给人家当童养媳，就等于把孩子送到火坑里了。
怎么办呢？三十六计，走为上。不管怎么说，学戏总比送去当童养媳挨打受气要好。
于是，一天夜里，张凤仙带着妻子，担子一头挑着铺盖卷儿，一头挑着小女儿，摸黑偷偷逃出董沟村，流落江湖。
他们最先到了一个叫站街的地方。站街离老家董沟不远，是巩县一个繁华的镇子。这里有一个开小饭铺的常老大，是张凤仙的拜把子兄弟。
这个常老大对戏很是痴迷，一听说让孩子学唱戏就高兴。他对张凤仙说：“这个闺女，我一看就知道可有灵气儿。如果学唱戏，保不定是个大材料！”一听这话，张凤仙向妙玲递眼色。
妙玲很懂事，立刻跪下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喊了声“干爹”。
妙玲开始学戏，是跟着爹学的。每天一早，头上还顶着星星和月亮，妙玲就被父亲拉着，跑到河边，对着河水喊腔。对水喊腔，腔会水灵。爹喊“咿”，她跟着喊“咿”；爹喊“啊”，她跟着喊“啊”。要先把嗓子喊开，然后再一句一句地学着唱。白天，不管阴天下雨还是烈日当头，都要练基本功，翻跟头，折把式，跑圆场，卧龙绞柱，拿大顶等等。到了晚上，不管是月缺月圆还是三九严寒，既要喊嗓子，又得背戏词。临睡觉前还要练一炷香的眼功。小妙玲盘膝坐在床上，手拿一根香放在两眼正中，香头向左，眼珠就随着向左转；香头向右，眼珠也得跟着向右转；香头转一周，眼珠也得转一周；香头转得快，眼珠也转得快；香头转得慢，眼珠也要转得慢。
张凤仙心劲很大，一心要把女儿培养成个名角。张凤仙没少吃苦，一边在戏班帮忙，一边下窑挖煤，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他对妙玲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到了苛酷的地步，一点儿亲情不讲。他的信条是“戏是打出来的”。他认为，大凡练唱戏，不打就不出功，不打就不出戏……这些事他明白，他经历过。
张凤仙特制了一条鞭子，妙玲稍有懈怠，立刻就劈头盖脸地一顿抽打。有一次，妙玲踢腿没到位，张凤仙二话没说，拿出鞭子举手就打，直到把妙玲打得昏死过去。
在张凤仙的鞭子抽打下，妙玲的武功、唱功进步很快，可以上台唱戏了。张凤仙就带她投奔戏班，走村串乡跑高台，以“常香玉”的艺名，边学边演垫戏、跑龙套。
在乡村跑高台，三天一个台口。这个台口完了，当晚就要启程赶下一个台口，不能耽误第二天上午唱戏。夜晚赶台口，近的一二十里，远的四五十里，也必须天明之前赶到。常香玉困了累了，凤仙就叫她练着功走路。若是碰见路边上四五尺高的田埂，父亲就让她从田埂上向路边“劈双叉”。
一旦常香玉演戏出了差错，张凤仙劈头就是一顿鞭子。观众见此情景，认为常香玉是张凤仙夫妻用钱买来的，一张一常两个姓就是铁证。大家一看常香玉满脸是血，更是恼火，于是拳脚相加，把张凤仙饱打一顿。后经常香玉苦苦哀求，说明自己改名的缘故，才把张凤仙放了。
说起张妙玲改名常香玉，也是一个故事。有一次，常香玉随戏班到巩县站街唱春会。董沟老家有人来赶会，看到妙玲唱戏，感到是丢了脸面，说她再唱戏，就不准姓张。张凤仙与常老大一合计，干脆给张妙玲起个艺名，跟着常老大的姓。从此，常香玉的名就响起来了。
后来，常香玉的名声越来越大，人们渐渐地就把她张妙玲这个名字忘记了。
闯江湖
在豫西跑了数年高台之后，张凤仙决定到城市去闯闯。他选择了郑州，那里有个领班的叫周海水，也是张凤仙的朋友。
周海水，幼年进科班学戏，初演丑角，活跃于豫西舞台。1928年他在郑州创办“太乙班”，后又筹资兴建“长发戏院”。他的唱腔讲究“三分唱、七分白”，念白时抑扬顿挫，唱腔则用豫西调的“下五音”，吐字清，腔调润，喷口准确脆拔，富有力度。说起表演，他还有一手“气死功”绝技，瞬间昏倒，形象逼真。
那时的郑州，由于有陇海、京汉两条铁路在此交会，从一个小县城迅速发展为人口六七万的城市。城市虽然不大，却也是常香玉平生第一次到的大地方了。
在长发戏院，常香玉先是当丫鬟，跑龙套，慢慢地也就演起重要角色。眼看常香玉就要红起来，担任主演的孙兰芳不免有些拈酸吃醋，处处找碴，不断闹别扭。不多久，张凤仙只好带着常香玉离开。
到了1935年冬，周海水策划赴开封演出，四处网络艺人，常香玉在长发戏院的演出水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主动找到张凤仙，商量“豫西调”闯开封的事儿。张凤仙原本志大心大，自然一拍即合。
何谓“豫西调”？这里回溯一下河南梆子的发展历史。清乾隆年间，河南省已流行梆子戏。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各地语音和民间音乐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带有区域性的不同流派，有“祥符调”“沙河调”“豫东调”和“豫西调”，大致以“豫东调”和“豫西调”为两大腔系。“豫西调”以中州音韵和洛阳语音为基础，在传统演唱中多用真嗓，声大腔满，具粗犷、浑厚、悲壮、深沉的特点。这两大腔系“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也“各有各的地盘”。常香玉学的正是“豫西调”，“豫西调”很难打进开封。
1936年1月，正值新春，周海水带着“太乙班”一班人来到开封。
那时的开封，是河南的省会。繁华热闹的大相国寺是市中心，在其四周分布着国民、同乐、永安和豫声四大戏院。周海水一行人来到开封后，选择了大相国寺西北边的醒豫舞台扎下架势，虽然处在开封的中心地域，但因不临大街，比较偏僻。
当时开封戏院的规矩，一般是一天演下午、晚上两场，每场唱三出，前面的一出是垫戏，由小字辈艺人演，边演边等观众进场，后面的中轴戏和大轴戏才由大主角出场。那时常香玉才13岁，名气不大，只能演垫戏。
尽管是垫戏，毕竟是“太乙班”进开封的“开炮戏”，周海水仍十分重视。
这场垫戏名叫《曹庄杀妻》，常香玉主演好吃懒做、对母不孝的妻子焦氏，是个彩旦角色。常香玉把一些生活化的举动做了夸张处理，演得幽默活泼、生动有趣，尤其是她那一连串的“屁股蹲儿”“小翻”“劈叉”等动作，演得干净利索，惟妙惟肖，把她几年苦练的功力显露出来了，赢得了观众阵阵叫好声。
“开炮戏”赢得个满堂彩，班主周海水和几位主演都很高兴，连连夸奖常香玉，就连一向十分严格的张凤仙，也兴奋得直搓手。看常香玉是个可造之才，班主周海水对她加意培养，把身上的绝活妙招都倾囊相授。慢慢地，常香玉就从唱垫戏，到偶尔演大戏，先后主演了《玉虎坠》《桃花庵》《大祭桩》里的小旦、青衣，还能演《荆轲刺秦》里的武生，有时还在一些剧目中扮演老旦、丑角。
在开封这一段时间，张凤仙还给常香玉请来了唱“祥符调”的旦角老师聂良卿。聂良卿一有工夫，就赶到常香玉的家里，教常香玉学习“祥符调”。既学“豫东调”，又学“祥符调”，常香玉的唱腔开始有了自己的唱法。
张凤仙见此情景，喜出望外。为了常香玉早日走红，张凤仙抹开脸跑回老家，好说歹说请来了族弟张丙运，让他为常香玉写自己的戏。
张丙运是个教书先生，爱戏，懂音韵，从小书摊上买个旧唱本，闲着没事就照上面哼哼。来开封不久，他就照这个戏本改编了一出《秦雪梅吊孝》。
不久，《秦雪梅吊孝》上演，常香玉第一次当上了主演。“常香玉”三个字，按照戏班规矩第一次绣在“遮堂”上。
大相国寺里的戏院多。有一天，父亲领着她去看京戏，剧目是武戏《泗洲城》，女旦打出手的精彩表演深深吸引了她，特别是枪在空中不停地飞舞，脚在不停地踢，令人眼花缭乱。她着了迷，决心要把这种本领学到手。开始时，父亲不同意，认为太难了，但顶不住女儿的执着，最后请来一位姓杨的京戏师傅。出手戏的确很折磨人，配合稍有不好就会伤人。就这样，她一天两场戏照演，硬是苦练一个月，把《泗洲城》拿了下来。
中秋节前几天，常香玉的梆子戏《泗洲城》连演三场，顿时轰动了古城。
就这样，周海水的戏班在开封连着唱了几个月，会的戏翻来覆去唱了几遍，眼见观众越来越稀少。周海水想带领班子到陕西演出，问张凤仙是跟去还是留下来。张凤仙见常香玉已经能够担纲主演，毫不犹豫地选择留在开封。
1936年年底，周海水带着大部分艺人离开。就这样，“太乙班”在开封整整唱了一年，打破了“豫西调”艺人难以在开封立脚的局面。
张凤仙说服主演张同庆等留下，请来了“祥符调”名家王金玉，又请来徐双槐、韩小丹、马天德等一批艺人，凑够六十多人的班子，自己当了掌班，继续在醒豫舞台演出。
其中，徐双槐从小学戏，主功武生，曾专程到登封拜武术名师学艺，很快就练就一身真功夫，刀枪剑戟无一不通，腾挪闪跳犹如闪电，翻墙上房一跃而就。尤其是他的“翻高”绝技，常练不辍，身轻如燕，敏捷似狸。常香玉向徐双槐学习《荆轲刺秦》一剧。整出戏里就没有几句唱，主要是表演武打功夫。武打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常香玉在徐双槐的教导下，学会了“双枪”绝艺。在台上，常香玉把双枪耍得白练翻飞，风雨不透，精绝惊人，观众鼓掌叫绝。
女儿成了主演，自己也当上了掌班，但心高气大的张凤仙并没有满足，因为正在豫声剧院演出的陈素真，名气还比常香玉大得多。尤其是她跟前有一个大笔杆子樊粹庭，不断给陈素真编新戏，一连编了七出，唱一出火一出，惹得开封戏迷像发狂一样，每有新戏都蜂拥而去。
张凤仙心里明白，要让女儿赶上陈素真，光靠唱来唱去的几出老戏，那是千难万难。要想成为大唱家，就必须有自己的“独家戏”！
机会突然来了，一位名满省城的才子主动找上门来，提出要为常香玉写戏。
他名叫王镇南，1917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上学期间，王镇南就开始学习京剧，并成为票友中颇有声望的人物，毕业后在河南洛阳、开封任教。
1927年，冯玉祥主政河南期间，在开封创办“游艺训练班”，王镇南应邀前往任教，从事戏曲改良。一次，京剧戏班在开封演出，王镇南登台串演了一个角色。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为人师表，却居然加入如此低贱的职业，报纸上有了“王镇南形同优伶，不堪为人师表”之类的文章。见到报纸后，王镇南反而要求在戏院门口的海报上把他的名字写大点，越醒目越好，公然叫阵：“说我不堪为人师表，你的学生可以不跟我上学，但我王镇南不能不唱戏！”
王镇南对戏的痴迷，由此可见一斑。
1937年，王镇南看到樊粹庭编写的几部新戏，出出成功，在省城引起巨大反响，也觉技痒，跃跃欲试。那时，常香玉已经在醒豫舞台唱红，名头越来越响。王镇南连着看了常香玉几场戏，觉得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天赋好，嗓音亮，脸上有戏，能文能武，是个可塑之材。这天，他约上好友史树明主动登门，提出要为常香玉编写新戏。
正为编写新戏而发愁的张凤仙，见王镇南亲自造访，顿时高兴得手忙脚乱，眉开眼笑。
那天夜场唱的是《桃花庵》。刚结束，张凤仙就把王镇南请到后台，向艺人们点评点评。王镇南随口改了两句戏词，把“九尽春风桃花开”改为“九尽春回杏花开”，把“小猫儿叫得春心动”改成“蝴蝶双双飞墙外”，改得既妥帖又高雅。
张凤仙匆匆搭起的新戏班，到现在一直没有名字，便乘机向王镇南请教。王镇南沉吟片刻，说了个“中州戏曲研究社”的名字。张凤仙也连连附和，干脆让才14岁的常香玉当了“社长”。
“中州戏曲研究社”成立不久，王镇南和史树明一道，为常香玉编写了《六部西厢》。
《六部西厢》系根据元代王实甫的名作《西厢记》改编，扩充了情节，改写了戏词，把文言变成白话，更适合河南梆子的演出特点。整部戏从张生到山西游学开始，到最后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结束，分为六部，每晚演两部，分三晚上演完。王镇南还亲自担任导演，把京剧的一些表演方法、表演技巧和发声、吐字、归韵方法糅合进去，去了几分山沟和煤窑的土气，添了几分适合城市口味的雅韵。
第一、第二部主角是莺莺，后四部主角是红娘，都由常香玉出演。演出前一个星期，海报就贴得满街都是，演出时更是场场客满、掌声不绝。王镇南、史树明和常香玉演一场，进一步，边演边改，边完善边提高。六部《西厢》轰动了省城，盛况空前。
后来，《六部西厢》成为常香玉的主打剧目，也成为豫剧众多旦行演出的主要剧目之一。尤其是根据后面“拷红”一场改编的《红娘》，更是让常香玉辉煌一生的经典剧目。
1938年春天，日寇的铁蹄踏碎了中国大片沃野山川，中华民族再次承受着被侵略被欺侮的苦难。
在此国难当头之时，由王镇南编剧，常香玉又上演了一出《打土地》。尽管这是一出小戏，但在豫剧的历史上是第一出现代戏。那个小戏的内容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一老汉携儿媳从东北逃往关内，在一个土地庙里栖身。儿媳因丈夫和孩子被日寇杀害，精神失常，她指着泥塑的神像问：“这是什么？”老汉答：“那是土地爷，快磕头。”儿媳愤怒地说：“啊，他是土肥原（侵华日军将领，策划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说着，边唱边控诉日本鬼子的侵略罪行，并将泥塑打翻在地，边唱边打，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尽管《打土地》的情节比较简单，但演出效果十分强烈，往往台上台下同呼口号，场面相当感人。
当时，樊粹庭率领“狮吼剧团”回到开封，陈素真在大陆、华光等剧场再度上演“樊戏”，与“豫声剧院”的司凤英、“醒豫舞台”的常香玉三台大戏同时演出，遂成“鼎足而三”之势，各有各的绝招，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观众群。“对台戏”在开封唱了三四个月，实实大饱了开封观众的眼福、耳福。于是，就有好事的热心观众开始打分了，评她们为“豫剧三鼎甲”：陈素真是头名“状元”，司凤英是二名“榜眼”，常香玉是三名“探花”。才14岁的常香玉，能够和两位名满省城的大主演齐名，分庭抗礼，已然显示出她的艺术实力和潜质。
一路上全是坎坷
1938年，常香玉带领“中州戏剧研究社”离开开封，来到尉氏县。
当时，尉氏县城驻扎着一支国民党军队。姓张的参谋长一见色艺俱佳的常香玉，立刻就起了歪念头，派副官给张凤仙送上一对金戒指，一副银镯子，非要纳常香玉为妾不可。张凤仙一看势头不对，吩咐常香玉和母亲跳过院墙，连夜逃回开封。
第二天，张参谋长闻听常香玉已经逃走，恼羞成怒，立即派大兵把庙院团团包围，声言如果常香玉不回来，戏班里所有的人，一个也别想活着出去！
闻听戏班被扣，逃回开封的常香玉焦急万分，束手无策。正当她们万般无奈时，一位好心人把常香玉引见给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张钫。常香玉拜张钫为干爹，在张钫的斡旋下，戏班才安全返回开封。
很快，日军抵近开封。日军飞机不断轰炸，市民纷纷外逃避难，艺人们也走上了四散逃亡之路。
张凤仙带着常香玉去了密县，后又去了巩县，接着又去了洛阳。一路逃亡，一路搭班演出。
在洛阳，常香玉地面不熟，没少受到压榨欺负。尤其是一帮滞留在洛阳的伤兵，军纪涣散，时常在戏院里大呼小叫，甚至到后台对女艺人动手动脚。有一次和艺人们大打出手，连机关枪都抬了出来。
眼看在洛阳越来越难以维持，正好西安来人邀请，张凤仙就带领戏班去了西安，把“中州戏剧研究社”改名为“易俗剧社”，开锣演出。
那时，西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已有四大名角分占；孙盛辅的京剧、赵钰兰的评剧、王天民的秦腔、陈素珍的豫东剧，各显神通。常香玉在城内找不到舞台，只得在东关外火车站附近搭露天戏台演出。由于火车站附近聚集了大批河南难民，加之常香玉的票价定得较低，因此一开锣后，观众人山人海，连城里人也跑来看戏，无疑影响了陈素珍的票房收入。陈素珍当时正红，经常出入省府主席蒋鼎文官邸开堂会，被坊间称为“蒋主席怀里的小白兔”。她在蒋鼎文面前告了状，说是在火车站搭台，有碍交通，扰乱秩序。蒋鼎文听后，派出军警，勒令常香玉拆台停演。常香玉知道得罪了陈素珍，只得去陇海沿线的华县、渭南咸阳、宝鸡等地跑码头巡回演出。
1940年8月，张钫的“千唐志斋”在其老家洛阳市铁门镇落成，邀请常香玉去演出祝贺。
常香玉感念张钫的救命之恩，于是从西安返回河南。
在民国时期，张钫也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出身行伍，颇通文墨，还办过煤矿等实业，曾担任二十路军总指挥等要职。张钫的一大功绩是收集一千八百块墓志碑，在家乡建起了“千唐志斋”，保存了大量历史文物。
在洛阳演出几场戏后，不料常香玉病倒了，昏迷不醒，持续高烧，命悬一线。
女儿这棵摇钱树病倒，张凤仙慌了手脚，连着请了多位中医、西医，诊疗费花了不少，可常香玉的病情一点儿都不见好转。后来，洛阳城南关林伤兵医院的一位医生，诊断出常香玉患的是肋膜炎脓胸，动了两次手术，抽掉两根肋骨，常香玉才得以苟延残喘。
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的张凤仙夫妇竟然染上鸦片烟瘾，眼看常香玉活命的希望不大，买好了棺材和寿衣，干脆躲在洛阳城里撒手不管，任由女儿自生自灭，听天由命。
在那个寒冷而漫长的冬天里，常香玉卧倒在一间冷飕飕的小屋里，奄奄一息。
爹啊娘啊，我还不想死，只因我还太年轻，尚未尝过美味佳肴，还未感受完人间温暖情意；我还不想死，只因我还太幼稚，还未曾用成熟的眼光看过整个世界，还未体会到长大成人的喜悦与烦恼；我还不想死，只因我还没恋爱，没有真正感受过二人世界的甜蜜，没有尝过为人妻为人母的酸甜苦辣。
爹啊娘啊，昨日是热情似火，今天却无情冷漠；昨日是真心在乎，今天却无心陌路。这到底是谁的错？
在常香玉被所有的人抛弃的时候，义妹常香玲重情重义，始终守在常香玉身边，精心照料着常香玉的吃喝拉撒。
那时，常香玉和常香玲身无分文，全靠常香玲“唱门”要饭才能艰难度日。有一段日子，常香玉水米难进，一只脚已经迈进了鬼门关，常香玲万般无奈，想起了讨要人奶的主意，费尽千辛万苦，才生生把常香玉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1941年秋，大病一年的常香玉，听说当年“太乙班”的另一位主演汤兰香在洛阳唱红，就在常香玲的扶持下回到洛阳搭班，勉强支撑着病体演出，为父母还清吸大烟欠下的债。
债刚还完，从巩县来了四个老乡，诉说老家南河渡的黄河年年发大水，希望常香玉捐钱修坝。常香玉没有犹豫就答应了，演出一段时间，共捐出了约合买四百袋面粉的钱。
堤坝修成了，河水不再滚了，由于常香玉捐钱最多，这段堤坝就被家乡人称为“香玉堤”。
常香玉在洛阳越唱越红，一些有权势的人又开始打她的歪主意。有一个姓卢的专员天天纠缠，常香玉实在气不过，从土崖上跳下去，摔伤了脚骨。戏班没有办法，只好再次奔西安而去。
此后，常香玉向西边走边唱，一直唱到宝鸡、汉中、兰州、酒泉。一路上荆棘丛生，一路上沟壑暗堑，尽是险恶。好在常香玉是个坚忍的人，荆棘和沟壑挡不了她前进的步伐。她在磨难中一天天长大。
今生幸好遇见了他
1942年秋，常香玉应邀到宝鸡演募捐戏。这里，是河南难民大量集聚之地，河南同乡会为解决难民子弟上学问题，计划建设一所小学，特地举行了这次募捐义演。
正是这次宝鸡之行，常香玉遇到了一生唯一的爱人。
在演出期间，常香玉认识了河南老乡、宝鸡大新面粉公司董事长黄自芳。黄自芳是个戏迷，能写会画。1943年农历正月十六，常香玉就上演了他写的剧本《灯节缘》。
《灯节缘》的故事大意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灯会，前来观灯的人很多。一位小姐爱上了一位公子，两人到背人处说话，相约来年看灯再次会面。到了第二年，两人私订终身，并且山盟海誓，就是海枯石烂也决不变心。这位公子告诉小姐说：“今年是大比之年，皇上开科，我得去赶考。若得中有了地位，就请人说媒，用八抬大轿把你娶走。若还金榜不能得中，来年仍在此地相会。”那时，黄榜有名也绝非易事。因此，第三年灯节相会时，两人也就相伴着逃跑了。《灯节缘》上演后，上座率很高。就这样，在宝鸡，常香玉又成了妇孺皆知的当红艺人。
黄自芳举办了一个座谈会以示庆祝。会上，宝鸡县三青团书记陈宪章发表了一番妙论。他说：“我提点儿意见，虽是一句唱词，却涉及表演和剧本的两个方面。这句唱词是：‘我观他人忠厚眉清目秀。’常香玉女士在表演时，在灯节上一看到这位公子，就用水袖挡脸，有些欠妥。小姐一见这公子，应当上下打量一下，然后再唱‘我观他……’略带一点背躬就行了，一定要看清之后再唱。”常香玉当时虽没说话，但心里想：一个大闺女，突然看到一位相公，就瞪着眼看人家，恐怕不妥。陈宪章接着说：“常香玉女士的拿手戏是《西厢记》，《西厢记》里有一折叫‘惊艳’，就是写张生和莺莺在普救寺里的初次见面。两人的眼睛彼此一看，各吃一惊。张生认为莺莺小姐堪称绝代佳人，莺莺认为张生儒雅风流，两人相爱就在这个‘惊’字上。所以，彼此见面一定要看个清楚，然后再唱。”
陈宪章，1917年出生在河南郑州，比常香玉大6岁。他7岁前父母先后亡故，初中毕业考入了洛阳师范。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西安参加了战时的艺术班，积累了一些戏剧知识，渐渐地成了一名豫剧编剧。
与常香玉第一次见面后没多久，陈宪章在黄自芳的家中第二次见到了常香玉。为了排演《鸳鸯梦》，陈宪章给常香玉念戏词，说戏文。这一次的见面，彻底地打开了常香玉的心扉。陈宪章的影子，在常香玉眼前始终挥之不去。情窦初开的常香玉心里想的是陈宪章，挂念的是陈宪章，做梦梦见的仍是陈宪章。当时，常香玉已经21岁，爱情之花已经从蓓蕾期到了开放期。
滚滚红尘，就好似一个圈，看不到起点，寻不到终点，让人不知不觉中就入了圈，随着圈子转来转去，总也跳不出去。转得有些疲惫的时候，总有人会出现在你眼前，为你提提神儿，随后，演绎一段或旷世奇恋或平淡姻缘。
没过多久，常香玉被逼唱堂会。为了反抗，常香玉把一个金戒指吞进了肚子。送到医院后，医生用吃韭菜喝蓖麻油的土法为其治疗。可她死活不肯吃。陈宪章听到这个消息后，就马上赶到医院。看到陈宪章，常香玉委屈得没有说话，闭着眼在流泪。经过陈宪章的劝导，常香玉终于同意了医生的建议。
身体恢复以后，清晨的渭河岸边，除了常香玉，又多了陈宪章的身影。每次清晨的见面与交谈，给常香玉带去了无限的快乐和温暖，常香玉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爱情的甜蜜。双鸟栖息，惹人羡慕，心如巧燕，却感丝丝不安。陈宪章已有妻儿，让常香玉很失望。
常香玉向陈宪章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当小老婆，第二不嫁当官的，第三结完婚得让她唱戏。
不久，陈宪章离开宝鸡，回西安办理离婚手续。
临别之时，那番情浓意更怅。再大的相思，也不能遮了其中的忧愁，再大的相守，也抵不过一时的孤独。
等待陈宪章回来的日子，对常香玉来说是如此地漫长。就在这个时候，剧团又去了汉中演出。
到汉中了，连续演出了三个星期后，常香玉又病倒了。因为相思之痛，常香玉的病一直没有起色。远在西安的陈宪章，千里迢迢托人捎来了药。不知是药物的效果，还是爱情的力量，常香玉的病见好了。
病好了，常香玉感觉此生再也离不开陈宪章了，于是她舍弃了剧组，独自一人，千里跋涉，来到了陈宪章的身边。
1944年，两个饱受磨砺和相思之苦的有情人在西安成婚。这一年，常香玉2l岁，陈宪章27岁。从此，两人不离不弃，携手走过几十年。常香玉不仅有了生活中相濡以沫的伴侣，而且事业上有了一个相辅相成的好帮手。陈宪章先后为常香玉创作、整理、改编了《花木兰》《拷红》《白蛇传》《大祭桩》《破洪州》《五世请缨》等戏。可以说，常香玉的每一个重大行动，每一个重大成功，都离不开陈宪章这个甘居幕后、默默奉献的终身伴侣。
1948年，国共内战兴起，河南再次蒙受沉重灾难，大批难民再次向西流动，西安又成为收容河南难民的一个中心。
常香玉萌生创办灾童豫剧学校的想法，得到陈宪章的理解和支持。经过艰苦筹备，“香玉豫剧学校”在西安市马厂子十三号院成立。招牌刚一挂出去，就吸引了大批前来报考的孩童。经过挑选，收录了第一批学员。
1949年年初，常香玉带团到甘肃兰州演出，引起轰动，万人空巷，一票难求。
随着解放军大举进军西北，局势十分混乱。常香玉不得已离开兰州，带着一个小戏班，租了一辆卡车，边走边演戏，途经武威、张掖，来到酒泉。解放军进军神速，9月25日，常香玉和她的剧社在酒泉迎来了解放。
这一年，常香玉已经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