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楼：化作春泥更护花
杨小楼：化作春泥更护花
傍晚，夜幕渐渐落下，大地悄悄地融入夜色之中。微风徐徐，满天繁星下，四周安静得只有风滑过的痕迹。行走在街路里的小小少年，不经意地抬头，夜空中闪烁的星星，是他一路上唯一的伙伴。
涩涩泪水，打湿了少年悲戚的脸。母亲白日里所说的话，他听得一个字儿不落。他知道，父亲病重，迟早有一天会离开他们母子俩。这一年来，母亲的眉眼间尽是哀愁。读不懂“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悲，却也看得出母亲眼中“寒灯照孤影”的痛。
绕过一条街，便是家。只是，此时的家中，灯火昏暗，透出浓重而不可压抑的悲哀。病床的父亲，原本俊朗的脸庞不再俊朗，惨白而无血色；魁梧的身材不再魁梧，消瘦而又虚弱。
母亲坐在病床一侧，捂着一方帛巾在低声抽泣。病床旁，肃坐着一位中年男人，低头垂眉，轻声叹气。
少年跪倒床前，哭着呼叫：“爹——”病床上的父亲费力睁开了眼睛，看着少年，又费力抬起手指着床边的中年男人，用虚弱的声音对少年说：“小楼，叫义父！”说完这句话，又闭上了眼睛，眼角沁出了一滴混浊的泪。
生命因着曾经的热烈，在终要消失时是这样的无可奈何；生命因着承载的渴望，问苍天可不可以再多点怜悯奢华。
少年名叫杨小楼，这一年12岁。他的父亲名叫杨月楼，这一年47岁。从此，父子阴阳相隔，唯在梦中才相见。
我决不当“象牙饭桶”
杨小楼，原名杨三元，出生于1878年，梨园世家。咸丰初年，祖父杨二喜手推独轮车进京，成为一名武旦艺人，擅长耍大刀片。父亲杨月楼，习老生、武生。他的扮相很佳，面阔耳大，仪表堂堂，有“天官”之称；拿手戏很多，尤其以演《安天会》的孙悟空有独到之处，人送绰号“杨猴子”。后来杨月楼当上了“三庆班”的管事，又担任了精忠庙（即后来的梨园公会）的庙首。1888年，杨月楼进入清宫升平署，成为专门为慈禧太后演出的内廷供奉。
杨月楼与谭鑫培，是换过帖的结义兄弟。杨月楼临终之际，将杨小楼托付给谭鑫培。从此，杨小楼拜在谭氏膝下为义子。谭鑫培按谭氏宗谱排序，为杨小楼取了新名叫“嘉训”。
出生于这样的梨园世家，杨小楼注定是要走上戏台，以戏为生。9岁那年，杨小楼进入了小荣椿科班学戏，为二科“春”字辈学生，排名春甫。
在科班学习期间，发育期的杨小楼不断长身子，身高臂长，无合适配演之角色。接着又到了变嗓的时候，进入“倒仓”期。这时，就有人说杨小楼的闲话了，讥讽他是“象牙饭桶”，意思是说徒具外表，但其实肚里没货，是个饭桶。
1897年，出科后的杨小楼只能离开京城，来到天津投靠奎派老生周春奎，搭入聚兴茶园“义顺合班”，充当“打英雄”（即武行班底）。
总有人是角儿，为什么不是我？我决不能当“象牙饭桶”。
虽然每天在台上只是跟着翻跟头，打下手，但生性温顺又执拗的杨小楼并不自暴自弃，私下里坚持练功，冬夏不辍。每天演两场戏，又没有地方练功，他就在深夜或黎明，独自到聚兴茶园后院，戴月披星地苦练。
慢慢地，杨小楼悟到了扬长避短的窍门。根据张二奎一派的唱腔，找到了适合自身的发声方法，并领悟出“一抬二连三趋四颤”的方法，解决了身高臂长、舞台动作不雅的毛病。这样，不久杨小楼提升为“二路武生”，再后一些时候，又开始演一些小型武戏的主角。
之后，杨小楼去见义父谭鑫培。谭鑫培观看了他的表演后，很兴奋，介绍他拜著名武生俞菊笙为师。
俞菊笙，最初学武旦，后来改习武生。他的身躯魁梧，扮出戏来雄猛威武，气宇轩昂，有古代大将的风度。又由于他的面庞宽阔，高额巨目，勾出脸谱来特别显得威严开朗，神采奕奕。就长相而论，杨小楼与俞菊笙倒也有几分相似。于是，坊间有了这样一个传说——
小楼之父杨月楼与俞菊笙为至交。两位夫人先后有孕。杨、俞二人约定：若一男一女，则指腹为婚；若二男，则换子。1877年冬，俞菊笙之子俞振庭诞下，过两年杨小楼来到人间，按照当初约定，二人换子。杨小楼拜师学艺，因其为俞菊笙亲子，所以俞菊笙倾囊传艺，这就是外界所谓的“杨小楼得其八九，俞振庭得其二三”。
此时的杨小楼22岁，得到了俞菊笙的真传之后，技艺自然大进。后来，杨小楼以“小杨猴子”艺名演于津门，一炮而红。
当时，就连饭馆跑堂的端着菜，也学杨小楼的声调高喊“闪开了”！这是杨小楼在《艳阳楼》中的一句台词，可见他在津门影响之深。
1901年，杨小楼从天津回到北京，搭入“宝胜和班”。
第二年，杨小楼又搭入谭鑫培的“同庆班”。谭鑫培重情重义，视杨小楼为己出，悉心教导。
“象牙饭桶”的帽子，终于被杨小楼甩掉了。
成了内廷供奉
1906年，29岁之时，杨小楼被清宫升平署以“民籍教习”挑选入宫，成为了内廷供奉。
清初，乾隆皇帝南巡，广选江南伶人携来北京，供奉内廷，名为民籍学生。道光年间的1827年，改南府为升平署，将民籍学生遣散，除少数愿意留在北京谋生者外，其余均遣回原籍。到了咸丰十年（1860），又重新在北京挑选民籍伶人进内演戏。同治初年又被全部裁撤。直至光绪九年（1883），为准备慈禧太后五旬寿辰，再挑民间伶人。与以前不同的是，自此以后所挑进的伶工全部称为教习，除进宫演戏而外，还要传授内宫太监们技艺。
父亲杨月楼在光绪十四年（1888）被挑入宫，至此，杨家父子两代，先后均为内廷供奉。
从这一刻起，不再是失去父亲的孤儿郎，又已经是众人所慕的杨家儿。“父亲啊，人生不留一丝怨恨和遗憾，这也是您对我的嘱托啊！当年您临去黄泉之时，浊泪滴，目未瞑；如今流年过，您的期望不遗忘，不相负。”
杨小楼在宫里头一天当差，唱的是双出：一出是《水帘洞》，一出是《长坂坡》。一亮相，就引得慈禧太后的喜爱。
早年，杨月楼入宫之时，慈禧太后就十分欣赏这两出戏。慈禧太后喜欢戏，而且真懂戏，说：“这个小杨猴子真不赖！”
杨小楼高大魁梧，虎形猿臂，站在台上气宇轩昂，一派英挺飘逸的大丈夫气概，加之嗓音嘹亮、声腔激越，出演赵云、姜维、高宠等英雄人物，充满了威武雄豪之感。
业界有行话说：挑上升平署的钱粮，这在戏界，等于一步登天。但同为内廷供奉，受宠程度却大不相同。杨小楼作为内廷供奉，是四品顶戴，前无古人。王长林、李永泉二人则不受慈禧待见。两人常说：“人家杨小楼，在宫里演戏，如同小儿往姥姥家一个样；我们两个人演戏，仿佛是刑部犯官司的犯人！”
有传说，一次杨小楼在宫里演戏时耍珠子，不小心将戏台角上放置的檀香木架子损坏了。众人悄悄地替他捏了一把汗，因为慈禧太后的脾气的确是不好摸。谁知“老佛爷”不见责怪，反而和颜悦色地询问为什么会出此差错。杨小楼说是连演四出戏，体力实在难以支撑。慈禧面上显露出痛惜之色，额外多赏赐了银两。
更有传说，杨小楼与义父谭鑫培同时被召进宫演出。慈禧赏给每人一包银子，而在叩谢的时候，谭鑫培转身把自己的一包顺手递给杨小楼代拿。几位王爷看见杨小楼手里拿着两包银子，误以为慈禧破格加倍恩赐杨小楼。
于是，“绯闻”开始流传开去。人们猜测杨小楼为什么能够得到加倍的恩赐，这中间有什么隐情？最后越传越奇，节外生枝，添油加醋，更与风流韵事沾了边。
如此热议，传到慈禧耳中，后果如何？杨小楼有口难辩，心情极其苦恼，终日闭户不出。后来更是弃艺从道，去北平西便门外的白云观出家当了老道，自号“超范子”，隐名避祸。
1908年，慈禧去世。1910年，32岁的杨小楼，正是好年华。他二次出山，再返戏曲舞台。
化作春泥更护花
杨小楼秉性厚道，素讲戏德，对后进、晚辈多有提携。梅兰芳、荀慧生、马连良以及票友张伯驹都受过他的提携与教益。
1900年，梅家搬到百顺胡同居住。隔壁住的正是杨小楼、徐宝芳两家。徐宝芳之子徐兰沅，正是梅兰芳的姨父。后来梅家又搬入徐、杨两家的前院，跟他们同住了好几年。
梅兰芳回忆：
附近有一个私塾，我就在那里读书。后来这个私塾搬到万佛寺湾，我也跟着去继续攻读。
杨老板那时已经很有名气了，但是他每天总是黎明即起，不间断地要到一个会馆里的戏台上，练武功，吊嗓子。
杨老板出门的时间跟我上学的时间差不多，常常抱着我到书馆。我有时挎在他的肩上，他口里还讲民间故事给我听，买糖葫芦给我吃，逗我笑乐。
隔了十多年，我居然能够和杨大叔同台唱戏，在后台扮戏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起旧事，相视而笑。
两人的首度合作是在1917年。梅兰芳排出了全本《春秋配》，杨小楼在这出戏里担任一个活儿不重的角色。参演这出戏，杨小楼显然有意识地捧梅兰芳。
到了1921年，杨小楼与梅兰芳合组了“崇林社”戏班。这是因为两人的姓都有个“木”字偏旁。期间，两人合演了一出经典剧目，那就是《霸王别姬》。
《霸王别姬》的前身，正是杨小楼在1918年排出的新戏《楚汉争》，原分为上下两部，剧本较为冗长，分两天演出。这次，杨、梅合作，把《楚汉争》删繁就简，变为一夜演全，并改名《霸王别姬》。
《霸王别姬》取材于大家熟知的楚汉相争的历史。剧情大致如下：韩信会合各路诸侯，兴兵灭楚，布下十面埋伏大阵，欲擒项羽。韩信用计激怒项羽，项羽急欲出战。项羽入宫，虞姬苦劝不从。临行，大旗被风吹折。项羽仍率部急向沛郡进发。行至沛郡不远，项羽被韩信大军围困。项羽闯出重围，屯兵垓下。张良用悲歌谱入箫管，动摇楚军军心。虞姬报知项羽，项羽疑刘邦已尽得楚地，感而赋诗。虞姬歌舞侑酒，泣不成声。虞姬请项羽逃往江东，以图再举。项羽依依难舍，虞姬乃拔剑自刎。项羽率部误走乌江，只余一人一骑。项羽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于是拔剑自刎。
1922年春节的正月十九，杨小楼与梅兰芳在北京第一舞台首次演出了这出《霸王别姬》。
最后“别姬”一场，是全剧的高潮，霸王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舞剑，两人诀别，把剧情推向最高潮。开始演出时，霸王只是坐在桌子后面慷慨唱词，虞姬也只能坐在一旁听唱，动作呆板，情感低沉。杨小楼意识到，要想营造高潮，霸王唱这段悲歌必须离开座位，与虞姬一起边唱边舞，才能取得火炽的效果。但无缘无故离开座位太过生硬，必须找个适当的“契机”。
杨小楼日夜苦思，手比指划。有一次，他手执茶杯，又在冥思苦索。茶喝完了，还剩一点茶底，他下意识地顺手一泼。就在这一泼的瞬间，他突然大叫一声：“有啦！对，就这么办！”当晚，他就把梅兰芳找来，研究了这一场的表演方法。虞姬举杯，念完“大王请”后，两人饮酒。霸王喝完酒后，心情焦躁苦闷，把酒杯往桌上一顿，随即站起，把酒一泼，然后用力把酒杯往后一掷。随着掷杯，霸王顺势就离开座位。虞姬一惊，也立即随着站起。随后两个开始悲壮地边唱边舞。
“万人空巷瞻颜色，半为英雄半美人。”杨小楼饰演项羽，威猛雄壮；兰芳饰演虞姬，千娇百媚。两人的合演，可谓珠联璧合。
想霸王一生的大业，顷刻之间烟消；与自己心爱的女人，也要生离死别。双重苍凉，化作了声声长啸，也令人永远记住了霸王，记住了杨小楼……
这出《霸王别姬》，后来又经过反复锤炼，已经成为不可多得的经典，日后必将仍然成为经典，直至永远。
说完梅兰芳，再说说荀慧生。
1919年，上海天蟾大舞台老板许少卿约请杨小楼南下演出。梨园行中人纷纷向杨小楼推荐角色人选，最终杨小楼选定了谭小培、尚小云、白牡丹（荀慧生艺名）组成了“三小一白”的阵容。北平京剧界舆论大哗，有人指责杨小楼选错了荀慧生，说什么“唱梆子的白牡丹不够分儿，他不是正宗的京朝派”。
杨小楼不为所动，说：“荀慧生的京剧艺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扮相俏丽，色艺俱佳，尤其跷功技艺可谓登峰造极，是年轻旦角中的佼佼者。”
有人不服：“杨老板，荀慧生跟您有什么交情？”杨小楼正色说：“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又有人说：“不沾亲不带故，您何必这么抬举他？”
杨小楼正色说：“因为荀慧生是人才。我杨小楼视艺术高于一切。”
杨小楼的话，引起了同行对荀慧生的嫉妒，心怀叵测者还蓄谋制造了一起事端。临行之前，荀慧生演出《铁弓缘》时，起哄的人突然抄起茶壶茶碗向舞台砸去！说时迟那时快，荀慧生的妻子吴春生迅速扑上台护住了荀慧生。吴春生被砸伤了，荀慧生却毫发未损。
杨小楼闻讯赶去安慰荀慧生，表明此次上海之行非荀莫属，荀慧生感激涕零。正是在上海，荀慧生一炮而红。戏班结束演出，打道回京。当地剧院热情挽留荀慧生继续演出。荀慧生怕这样做会坏了梨园规矩，左右为难。杨小楼对他说：“留下来闯一闯，这是机会，不要放弃。”后来，葛慧生在上海一唱就是六年。
当然，还要说一说马连良。1930年冬天，马连良受邀约了一班名角去上海演出，杨小楼同行。
在马连良的拿手杰作《群英会·借东风》中，剧里的赵云是个配角，只有接军师上船的任务，只有一箭射篷索那么一小段。一向爱提携后进的杨小楼，主动向马连良提出由他来演赵云。马连良和杨小楼还合作演出了《八大锤·断臂说书》。马连良演王佐，杨小楼扮陆文龙。演《摘缨会》，马连良演楚庄王，杨小楼演唐蛟。这两部戏也带有捧马连良的意思。
还有一件事，更出乎马连良的预料。演出后期，马连良贴出新戏《要离刺庆忌》。这里当然没有杨小楼的活儿。可没想到杨小楼把马连良找了去，对他说：“你把庆忌的单头本子抄一份给我瞧瞧，我想来这个角。”杨小楼扮演庆忌，真心拉拔晚辈之意，显而易见。
现在提起张伯驹，当今的人们大多知道他一生喜好收藏鉴定书画文物。其实他还是有名的票友，刚过而立之年向余叔岩学戏，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
张伯驹40岁那一年，有帮闲者撺掇道：“到您生日那一天，邀上余叔岩、杨小楼搞个义演，该多有意义。”
余叔岩听了此言，可犯了难。出于本心，他是不愿的，但碍于与张伯驹的关系，又不好直接拒绝，就用了一小计：他明知杨小楼没演过马谡，却说：“如果小楼演马谡，我就来王平。”
不出所料，杨小楼婉拒说：“我没有这活儿。”这话确实顺了余叔岩的意愿。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钱宝森。当时他也在场，就说：“这有什么，我给你说戏。”
杨小楼听到此言，自是欢喜，满口答应出演马谡！到此，余叔岩也只有答应的份儿了。
后来，以余叔岩的班底演了一出《空城计》。张伯驹饰孔明、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继仙饰马岱、陈香雪饰司马懿……此情此景，在内外行都算是登峰造极了，成就了京剧界的一段佳话。
看过演出，章士钊作打油诗：“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张伯驹也以诗纪念：“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五尺峰。”
杨小楼为张伯驹配演马谡，张伯驹认为是平生殊荣，没齿难忘。每逢张伯驹与朋友见面聊天，谈起梨园，必讲杨小楼。
天下得一知己，足矣；最懂杨小楼者，伯驹也。
在杨小楼一生的演艺生涯中，发生过一件不愉快的事，那就是“杨许失和”。这件事，当时轰动了京剧界。杨小楼从中所表现出的大度，让圈内人士不由大加赞赏。
那是在1928年11月21日夜，戏班上演《状元印》。
这出戏，有个元将角色赤福寿，本来由武生钱金福饰演。可是他临时有事告假，担任后台管事的是杨小楼女婿刘砚芳。他急将赤福寿一角，派给了他的哥哥刘砚亭。还有一位艺人叫许德义，在武净行当里的地位仅次于钱金福。此日他来到后台，得知钱金福告假的消息后，认为赤福寿一角理应由他出演。他勾了赤福寿的红脸，到上场门旁边候场了。
这出戏描写元顺帝计设武科场，诱各路义军将领至都城，拟使互相残杀，再设伏一网打尽。常遇春连败数将，夺得武状元，识破毒酒，保护朱元璋反出科场，杀退元兵追击。这是杨小楼的代表作。剧中赤福寿同常遇春交手开打的一段武打戏，很具观赏性，最能激发观众的热情。那日《状元印》演至这段开打时，许德义与杨小楼起先配合得比较利落。后来，许德义趁着杨小楼有一个退步在自己的腋下躜过时，不但不高抬手中的大枪，反而尽量压低，同时用左手将杨小楼的扎巾抓住。杨小楼以为挂住了扎巾上的绒球，自恃盔头勒得很紧，不虞脱落，所以仍在用力向后缩颈，哪知许不放手，两人往返挣扎三数次。在旁人看起来，也好像杨头顶扎巾的绒球挂住了许的靠膀，许在好意帮助摘脱，实则是许在暗下毒手。等到他放手的时候，扎巾已经被拉脱，无法接着起打，只好草草下场。到了后台，两人都在火头上，一言不合，大打出手，顿时乱作一团。
当晚，许德义在家里越想越气，第二天一大早手提两只冲满开水的热水瓶，到杨宅门外叫骂，口口声声要让杨小楼“吃炸弹”。与杨小楼同住一个院子的刘砚芳闻讯，赶紧出来劝慰，说好话，赔不是，但全然无济于事。许德义大骂杨小楼“负义”“欺负人”“有种别躲在家里！”说着就要朝门里闯。
后来，虽然余叔岩从中极力斡旋，但两人的裂痕终究难以弥合，许德义辞演，余叔岩也脱离了杨小楼的戏班，并且决计退出舞台，一直未再演过营业戏。
许德义是杨小楼最重要的武戏伙伴。离开了他的辅佐，杨小楼的许多戏难臻完美境界。从这天起，这出《状元印》被杨小楼挂了起来。
不过，许德义出走后，在外无常班可搭，颇为潦倒。1937年，距离“杨许失和”八年后，经人说合，许德义重回杨小楼戏班。杨小楼为人天性厚道，不念旧恶，仍旧录用。
“杨小楼主义”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接连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1934年7月14日，杨小楼在北平首演了新排剧目《甘宁百骑劫魏营》。这出戏改编自《三国演义》，讲的是东吴孙权率军攻打合肥，曹操率部驰援。吴将甘宁趁曹操不备，请命领百骑夜间前往劫营。甘宁回营，召集其所选兵士畅饮，说明任务。众有难色，甘宁晓以大义，众军士深为感动，愿与曹兵死战。甘宁率众冲入曹营放火，营中大乱，曹操唯闻喊杀连天，不知敌兵多少。吴将程普、徐盛杀来，曹操慌忙逃走。甘宁查点士卒，果未损伤一人。回营缴令，孙权叹为奇人。
在剧中，甘宁对军士有一段慷慨激昂的台词：
想人生天地之间，须要做一番惊天动地之事，方不愧为奇男子。须知一入营伍当兵，乃是一件至尊至贵之事，肩负责任不小。国家兴亡，均在当兵的身上。身为武夫，理当马革裹尸，须以战死沙场为荣。休学那勇于私斗、怯于公战之辈。况且畏刀避箭，临阵退缩，非我辈之所为也。如今曹操挟天子，压群僚，带领雄师，扫灭张鲁，已得东川，欲吞西蜀，虎视江南。汝等俱是江南人民，家眷均在东吴。自古国家一体，国在家也在，国破家也亡。岂不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前者主公逍遥津之败，损兵折将，元气已亏。此时我等若不振作精神，发奋图强，恢复国威，倘若一旦再败于曹贼之手，不但东吴九郡八十一州，俱归外人所有；我等家小，亦均作了他人的牛马奴隶。我今所讲之言，不知列公以为然否？
这段动员令的台词，影射当时现实，确实犹如石破天惊。杨小楼念这段台词时，情直义烈，一气呵成，字字铿锵，如敲金击石，震撼心肺，感人泪下。每逢他念完这一大段台词，观众必然报以热烈掌声和喝彩。
时人将杨小楼的爱国情怀和爱国思想，赞誉为“杨小楼主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人到暮年的杨小楼，再次披挂登台，出演《战宛城》中的张绣。演到拜谒曹操归来，与贾诩定计杀害曹操时，原词是：“可恼啊，可恼！今有不法军兵，将我婶娘并使女春梅抢去，我想这城内之兵，俱是曹操所遣。是我到曹营用言语打动于他，他竟命使女春梅前来献茶，哎呀先生哪！”杨小楼念这段台词时，故意加重语气，融进了内心对日寇、汉奸的愤怒感情。而张绣的最后一句：“那曹操欺人忒甚！”杨小楼竟临时大胆地改为：“这奴隶二字，令人可惨！”借题发挥，即景生情，讽喻现实，台下角落处一时掌声雷动。
他还在第一舞台与人合作出演《九伐中原》。这出戏，同样改编自《三国演义》。剧中，蜀将姜维到了生命的穷途，念白道：四十五万铁甲雄兵，只剩下七人五骑……
姜维此时是英雄末路，他眼见蜀汉江山易主，唱念之中口吐鲜血，涕泪交流。
殊途同归，此时抱病登台的杨小楼，也咳出鲜血……
1938年2月14日，杨小楼逝世于北平，享年61岁。
父亲杨月楼的“风流案”
杨小楼的父亲杨月楼，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京剧形成以后，很快向南方扩展。杨月楼看准时机，到了上海。那时的上海，正是十里洋场的肇兴时期，软红十丈，纸醉金迷，歌楼舞榭，灯红酒绿，娱乐场所是最兴旺的行业之一。上自官僚买办、富贾豪绅，下至手艺工人、贩夫走卒，无不涉足娱乐场所。
1873年，杨月楼在金桂园演唱，可谓盛极一时。那时上海和北京不同，北京的戏院，还不许妇女到公开的戏院里去看戏，上海的风气则比较开通，一般妇女甚至富宅大家内眷，都可以随便到戏院购票看戏。杨月楼的身材魁伟，扮相英俊，嗓音高亢嘹亮，武功精湛娴熟，戏路宽广，文武全能，引得女性观众趋之若鹜。当时上海有一位文人袁翔甫，撰有一首竹枝词：“金桂何如丹桂优，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可谓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盛况。
可是没有想到，杨月楼竟由此招致一场飞来横祸、牢狱之灾，几乎把性命送掉。
杨月楼在金桂园连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宫》，一对广东香山籍茶商韦姓母女连看了三天。韦姓茶商经常往来于广东与上海之间，常年不居沪上。韦女名阿宝，年方十七，情窦初开，竟然对杨月楼心生爱慕。回家后就写了封信，诉说自己的思念爱慕之情，又找了张红纸，写了自己的年庚八字，一并封在信内，托乳母当面交付杨月楼，约其相见。杨月楼读后，且疑且惧，不敢赴约。阿宝是个至性至情之人，见求婚被拒，竟然茶饭无心，精神萎靡，从此病倒，卧床不起。韦母连忙盘问底细，乳母这才把前后经过和盘托出。韦母如梦方醒，思量心病还须心药医，于是亲自去找杨月楼，当面许婚。杨月楼感念韦氏母女至诚，终于答应，改日托媒前去说亲。
不料，此事被韦阿宝的叔父得悉。他以良贱不婚之礼法，坚予阻拦。韦母爱女心切，于是与杨月楼密商，仿照上海民间旧俗实行“抢亲”。阿宝叔父就与在沪香山籍乡绅，以拐盗罪向官府告发杨月楼。正当杨月楼与阿宝在新居行婚礼之时，官差及巡捕到来，把两人拘捕，连同阿宝的陪嫁衣物，这里面还有韦母送给女儿的四千元银洋，也一并抄走。
审案的上海知县恰也为广东香山籍人，心怀痛恶，当堂对杨月楼施以严刑。阿宝在堂上声称“嫁鸡随鸡，决无异志”，也被批掌嘴。二人均被收监，待韦父归后再行判决。
此案一出，立刻传遍街衢，舆论轰动。舆论分为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以地方绅士为代表，认为伶人一向被视为贱民，而韦姓茶商是有一定身份家资的商人，且捐有官衔，杨月楼以贱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违反了良贱不婚的通行礼法。他们言辞激烈，要求严惩当事人，并进一步主张“正本清源，谢禁妇女看戏”。上海知县果然颁布《严禁妇女入馆看戏告示》，发布在《申报》之上。另一派则是呼吸了海上新风气的市井文客，他们同情杨、韦的遭遇，也流露出对禁令的不以为然。其中有人化名“与众乐乐老人”致信报馆，批评禁止妇女看戏：“夫看戏一举，原属赏心乐事，本当男女同乐，良贱共观。今妇女仍无厉禁，惟良家独自向隅，故愚谓此论未昭平允。试思男子处世，有交游之乐，有纵马田猎之乐，甚至有秦楼楚馆之乐，博钱踢球之乐；而在妇女皆无之。至于看戏一事，可以消愁解闷，可以博古通今，可以劝善惩淫，似宜任其观阅无禁，不宜复分男女，复论贫贱也……故吾深不愿有此一禁也！他日者，余将携家属同赴戏馆，不徒愿吾一须眉男子独乐其乐，可并将使吾众巾帼妇人共乐其乐；不徒携我家妇女与少乐乐，欲邀同人妇女与众乐乐，断不因贵馆之论禁止，遂使之大煞风景也……”
不久，韦氏茶商由广州返回上海，听说妻子做主把阿宝嫁给一个戏子，也认为辱没了自己的门楣，不禁火冒三丈。他一方面不同意其弟的诬告，认为此案并非诱拐卷逃，但一方面也同意上海知县的判决，表示良贱不能通婚，绝不能让女儿嫁一个戏子。韦母气苦交加，病势日重，受不住这样重大的刺激，竟然一命呜呼。
最后，上海知县判决将阿宝发给善堂，交官媒择配；杨月楼杖责五百，依“诱拐律”拟罪为充军发遣，由上海递解南京收监。全案办结的时候，已经是1874年2月。
第二年，光绪登基，传旨大赦天下。杨月楼案属诱拐，罪情轻微，也在大赦之列。
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杨月楼风流案”，也是清末“四大冤案”之一。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入狱期间，杨月楼竟收获了另一场爱情。
有一位名叫沈月春的评书女艺人，非常同情杨月楼的遭遇。虽然素昧平生，但经常到监狱探望。当杨月楼被递解南京之时，沈月春执意伴送。后来，杨月楼被释回到上海，沈月春便向他吐露了自己的爱意。杨月楼深感于她相助之德、伴送之情，自然同意。两人于1876年9月举行婚礼。当时有一位署名“聆音顾曲生”的文人，在《申报》上写了一篇《春楼双月记》，大意是说：杨月楼串戏，清客也，不得谓之伶；沈月春虽为说书女儿，但有古侠士风。月楼被冤下狱，月春共其困乏，情挚意切。今两人行合卺礼，得唱随之乐，可谓春楼双月，艺坛佳话矣。
不过，对沈月春的出身与结局，另有一个不同的传说。说沈月春是上海名妓，因厌恶风月生涯，早已有心从良。杨月楼每次到上海演出，她都要去看他的戏，并深深爱上了他。杨月楼入狱之后，沈月春前去监房探望，哭着诉说爱慕之情，祈望杨氏早早出狱。杨月楼感动不已，但自己早已与阿宝有过婚约，不可能再娶眼前这位多情妓女，又何必误了人家从良的大事呢？想到这里，杨月楼板起面孔，双目怒视，高声责问。可怜沈月春哪知杨月楼的用意，顿时心灰意冷，痛哭而返，从此厌绝尘事，自削其发，跑到杭州当了尼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