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小云：清风听歌入空去
尚小云：清风听歌入空去
晨曦，北京城里一片寂静，一声清音划过天际，惹了半晌红霞。清风间，花弄影墙，弱柳拂袖，曼妙身姿随风摆动，宛若垂帘。不知哪个科班用功的戏子。
春，是一帧浸染希望的画布，上面点点啜啜的全都是绿。不论是柳枝新芽的嫩绿、香椿满树冠的鲜绿，还是草间点点的翠绿，都温柔了人们的视线。
这个时节，惊喜了人们目光的除了春的绿色，便是一位小小少年的出色。又逢一季春来到，一曲《芦花河》，让北京的观众们记住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尚小云。
记得当年初学时
尚小云，原名尚德泉。5周岁，到了启蒙的年纪，父亲将他送进了私塾。德泉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刻板的私塾先生也认为他将来定有出息。
刚进了私塾，老实本分的父亲却又一病不起，撇下了妻子和6个儿女。接下来的两年，家中又频遭变故。先是德泉的大姐、四弟相继染病，因无钱医治而夭亡。接着，大哥莫名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从此再无音讯。大哥走，大姐死，德泉一下子成了家中长子。
看着残缺的家，看着眉眼间尽是哀愁的母亲，德泉自觉长大了，生出离开私塾、入戏园挣钱养家的心思。尽管他此时不过7岁。
母亲含着泪，答应了他的请求。一路上，母亲并没有任何话语，德泉与弟弟德福小哥俩，随着母亲踩下的脚印一步步地跟着，一直跟到了李春福的戏班。
当时，学戏主要有四种途径：科班学艺、拜师做手把徒弟、请师傅到家中传艺、票友学艺。对于初入戏门的孩子来说，票友学艺，自然不可能。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家境比较好的，才有能力出钱请师傅到家中传艺。因此，尚德泉初学戏，只有前两种方式可供选择。
起初，母亲执意要送两个孩子去科班学艺。当时北京城较有名的科班，是“喜连成”（后改名“富连成”）。可是，“喜连成”班主叶春善见了尚氏兄弟，认为兄弟俩骨架过大，不是学艺的材料，拒绝了他们。
之后，经人介绍，尚氏兄弟拜到了唱老生的李春福的门下，做了他的手把徒弟，双方签了“字据”，也就是“卖身契”。客观地说，“喜连成”的叶春善当初拒绝尚氏兄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李春福初见尚氏兄弟，也觉两个孩子的天生条件并不好，也曾萌生拒收的想法。下层人家的妇人遇事大都带着些诚惶诚恐，尚家的妇人也不例外。她眼圈红红地将家中的困苦一五一十地说给李春福听，言辞恳切，几乎是央求着，请李春福收留两个苦命的孩子。听了尚母的一席话，李春福十分同情，答应收他俩为徒，教习老生戏。
世事就是如此难料。有些事看似美丽无比，却无比艰难；有些事看起来困难重重，实际上却轻而易举。总之，有时候，抓住时光中的流彩，便会换来不同的生活。
可是，李春福并没有教太长时间，就发现尚氏兄弟并不适合唱老生。于是，李春福把尚氏兄弟推荐进了“三乐社”。
正如徒弟拜师要与师傅订立“字据”一样，入科班要签“关书”。“关书”的形式是大红纸折子，外写“关书”两字，折内的具体内容与“字据”相仿，也相当于“卖身契”。“关书”立过之后，尚家小哥俩就算是“三乐社”的正式学生了。
春天似乎总伴随着德泉，他入科班也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四月天，满巷都暗涌着香椿的香味儿。这一年，德泉9岁，迎接他的却不是明媚的春光，而是梨园“七年大狱”般的磨砺。
在“三乐社”，德泉有了自己的艺名“三锡”，弟弟德福的艺名则是“三霞”。三锡随着师傅赵春瑞习京剧武生。
学武生重的是基本功。每一个戏曲行当都必须有扎实的基本功，但武生相对来说，基本功的要求更为严格。赵春瑞不仅要求德泉从腰到腿的功夫游刃有余，而且不论是“控腿”还是“涮腰”，举止都要达到完美，不得有半点的牵强与僵硬，不得有力不从心的强迫之感。
刚学了几个月，尚三锡登了台，唱了一出京剧传统剧目《鄣州庙》，饰演主角黄天霸。结果，他的表演并不是很出彩，台上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这孩子身孱体弱。这出戏之后，班主李际良见德泉并不是武生的料，让他改学花脸。
但是，尚三锡只学了一出《空城计》，就又转行了，转习旦角。这次转行，完全依赖于师傅的独具慧眼。在师傅看来，三锡这个孩子相貌英俊，嗓音娇脆，是个难得的旦角人才。
因为已经练了两年腰腿功夫，转习旦角的三锡学身段，吊嗓子，进步飞快。日后上了台无论是舞姿，还是摔屁股座子，都能做到步履矫健、身体轻盈，不觉吃力。更重要的是，在转行旦角后，将武功带到旦行领域，创造性地文戏“武”唱，丰富了旦行的表演。
尚小云改习旦行后，他的老师是唐竹亭。唐竹亭见德泉脸型酷似京剧名旦孙怡云，就将艺名“三锡”改为“小云”。之后，德泉便以尚小云为名，行于世。
进了科班，一天三遍功，是雷打不动的。从天不亮起床到晚上睡觉，几乎没有片刻得闲。尚小云小时候的练功经历，也是十分枯燥，十分艰苦，甚至是常人难以忍受的。
入科的岁月，如独舟泛江，一蓑烟雨，独钓寒江。梨园的日子，如薄履踏冰，层层寒意，随之而来。
传统家长教育孩子的观念是“棒下出孝子”，戏界前辈则认为“不打不出功”。那个时候，学戏还有一个替代词——打戏，即无论是科班的学生，还是手把徒弟，学戏期间免不了挨打，这就是所谓“七年大狱”的来历。由于科班学生常常趴在板凳上挨老师打，所以，他们自嘲是“啃板凳出身”。
尚小云的旦角师傅唐竹亭也是个对徒弟毫不手软的师傅，有“唐扒皮”的绰号，眼之犀利，耳之灵敏，非一般人所及，唱腔儿不准，一词有差，一举不到位，便是一顿狠打。
唐竹亭最常用的“刑具”是戒方。戒方，木质，长尺余，宽寸把，两三分厚，有两个用途：一是用来拍板，指挥唱腔节奏；二是用来责打思想不集中的学生。
柳树娉娉婷婷，风下尽显妖娆，吹过脸，斑斑泪迹凉了脸颊。宁愿辜负了这些良辰美景，小小少年，只望明日天依旧晴好，只望明日能唱好那一出《落花园》。
说起这一出戏，便是尚小云一生难以忘却的痛。说是难以忘却，因为在身体上留下了重重的痕迹。当年，在排练《落花园》时，有句台词“一阵风刮到了老夫人的花园”，因为唱腔婉转多变，尚小云总也唱不准确。再唱，还是不行，唐竹亭怒火难抑，突然间大喝一声：“你干什么呢？”尚小云被吓得不轻，精神恍惚，唱得也就更加生硬了。唐竹亭暴跳如雷，一下子从靠椅上跳了起来，随手用戒方朝尚小云捅去。戒方竟像把尖刀一下子捅进了尚小云的腹部。身体孱弱的尚小云腹部肉皮薄嫩，戒尺一戳，便戳破皮肉，血流不止。
尚小云顿时蒙了，也不知道痛。唐竹亭此时又用力将戒方从尚小云的肚子里抽出。这一抽，尚小云的直肠也随着戒方流出腹腔，鲜血四溅，染红了他身上的小褂。剧痛袭来，尚小云瞬间昏倒在地。其他学生被吓得不知所措，缓过神来后，赶紧七手八脚地将尚小云抬起来，心急火燎地送往附近医院。幸好送医及时，尚小云的命总算保住了。
似乎是命中注定，尚家的孩子必有一人会死在科班的棒打之下，尚小云这次幸免于难，但是三弟尚德福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16年，也就是在尚小云终于熬过了“七年大狱”出科时，尚德福在一次学戏时，被师傅暴打，没能抢救过来，惨死了。
春风过，秋风清，落叶聚，明月散。瘦小的身影在淡淡月色中，显得单薄。动则痛，不动亦痛，旧伤未愈和，新伤遍了身骨，小小年纪，身上的伤痕却布罗成林，结成了痂，却成了永久的伤。
逃离“地狱”就在一刻间
在唱出了些名堂之后，尚小云不敢懒惰，而是更加努力地习艺练功。春去春回，花开花谢，随着一年春来，一季春往，转眼间，又是两年，
如果说《芦花河》是个引子，那么《三娘教子》则让尚小云一鸣惊人，崭露头角，走上了名角儿之途。
只见他身着素衣，静坐，满目愁容，心思惆怅，一句“王春娥独一人自思自叹，想起了薛郎夫心内痛酸。急忙忙进机房织布纺线，人勤俭无难事不怕熬煎”，引了一场的悲情，搅了一水的心酸。
转而，眉目间多了几番似怒非嗔的神情，语气间多了些恨儿不成才的怨怒，一腔快调儿随之呼出，“小奴才说些话我又气又恨，从未见你这样懒惰的书生。儿不想娘受苦为的是甚，皆因是一家人孤苦伶仃。常言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失却寸金犹小可，失却了光阴无处寻。说到此怒难忍打儿一顿”，那神情，一颦一笑间的无奈，那身段，容止端庄中的愤怒，当真将三娘演活了。
这一年，尚小云14岁。
说起《三娘教子》，就不得不提孙菊仙。在京剧老生行，有“前三鼎甲”“后三鼎甲”之称，孙菊仙就是“后三鼎甲”之一，并逐渐在梨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孙派。孙菊仙出生于1841年，比尚小云年长近60岁。45岁时，他被选入宫廷升平署，时常进宫唱戏，长达16年。在宫中，他不但戏唱得好，也很会说笑话，所以很受慈禧宠爱，常被赏赐。
说起来，那一年，得亏了已年入古稀的孙菊仙，提携了当时的尚小云。孙菊仙以唱功闻名，嗓音洪亮，故有“孙大嗓”之美誉。此时尚小云唱功不凡，已显穿云裂石、大气磅礴之象，加上天赋歌喉，在发音用嗓上清亮激越，吐字行腔上洒脱爽朗，棱角分明，又于阳刚中见柔媚。这样的嗓子与唱功，足以与“孙大嗓”匹配。
尚小云在表演上所显示的豪爽大气和英姿旷达，与孙菊仙本身的性格也很相配。难怪孙菊仙在听了尚小云的唱、看了他的表演后，微微颔首认可，并同意他与自己合作《三娘教子》。似乎是机缘巧合，似乎是有意提携，不管如何，当年便是这一老一少，惊了北京城的舞台。
京剧宗师慈爱的眼中掩不住对他的赞赏，台下观众的掌声压不下对他的喜爱，过客的一个转身，便是落了一地的芳华。似是一杯茶，看则淡如平常，待到浓香洋溢，方知是青梅春水煎的春茗，别有一番滋味。
后来，每说到孙菊仙，他都心怀感激和敬仰，曾说：“谈起我与名伶合演的往事，我首先忘不了‘老乡亲’。那时，他老人家已经是80岁（实则为73岁——引者注）的老人了，论辈分，要长我们两辈；论声望，我们是初出茅庐的，差得远，他要我跟他配旦角，完全是认为‘孺子可教’，存心提携的意思。”
《三娘教子》落了幕，尚小云的梨园路途却是刚刚登了场。之后，声名鹊起的尚小云，上演剧目大增，几乎从早晨到晚上，戏约不断，他与孙菊仙的《三娘教子》也成了京城戏园久演不衰的经典剧目，而由他主演的全本戏《义烈奇缘》，“唱念做打俱佳，文武昆乱不挡”，因而被人赞誉为“独步九城，万众倾倒”。
秋天，《国华报》效仿当时京城媒体常见的做法：举办菊选。《国华报》的菊选与以往不同，它侧重于童伶，也就是说是童伶菊选。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将授予被选出的童伶以“博士”“学士”的名义，并赠金菊徽章。菊选结果公布，尚小云与李连贞同获男伶部“博士”，且排名第一，从而赢得“第一童伶”之美誉。
旧时京城，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竞相热捧所钟情的艺人，甚至为此另组专社团队。比如，捧白牡丹（荀慧生）的有“白社”，捧筱翠花的有“翠花堂”，捧杜云红的有“杜社”。尚小云在取得“博士”名号后，也有了自己的“云社”。
尚小云在京城里愈发唱出了名气，但他所在的科班“三乐社”却突然停办。这对于尚小云来说，并不是个坏消息，当年跟“三乐社”签的“生死状”一纸作废，尚小云出科。算来也有趣，当尚小云结束了七年的科班生涯时，随之结束的还有“地狱”。这一年，他16岁。
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算起来，正是七年光阴。从此，昔日老师不在，昔日同门各分，一词一曲也成了孤调独弹。
“青衣第二”
似乎每一个京城的名角儿在唱红了京城的一片天后，总要南下上海再唱一番天地。
作为远东大都市的上海，日渐成为南方京剧艺术中心。吸引京角儿离京赴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上海戏园开给艺人的包银往往是京城戏园的好几倍。况且，艺人应邀赴沪的所有开销，均由园方承担，更有吸引力。当然，能被邀赴沪演出的，大多是角儿。所以，京城一度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北京成名，上海赚钱。”然而，角儿毕竟有限，那些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也就成了被邀对象。对于这些后生而言，到上海就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也是为了成名走红。一旦在上海唱红了，返回京城后，身价也就不一样了。
1919年，杨小楼、谭小培带领初有名声的白牡丹（荀慧生）、尚小云南下江南，来到了肆夜繁华的大上海。在上海，“三小一白”一共演出了七十多场，场场座无虚席，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以杨小楼、尚小云合演的《长坂坡》《湘江会》更为叫好。
底子好，扮相美，唱腔佳，尚小云唱出了些名气。台上的他，有传统的端庄柔媚，更于柔中见刚；在演唱方面，既有传统青衣审美要求的高亮而清脆，也有富于个性的刚劲挺拔。这一切，让台下看戏的惊了艳，叫了绝。
回到北平，《顺天时报》举办“菊选”，设定“剧界大王”（又称“男伶大王”）“坤伶大王”“童伶大王”（又称“童伶第一”）各一人。经戏迷投票后，最终选定“剧界大王”梅兰芳，“坤伶大王”刘喜奎，“童伶大王”尚小云。这是尚小云又一次以“童伶”身份获得荣誉。经历多了，自然生出更多的感悟，在细细品味中，生活也慢慢偏爱了他。
第二年，他再次来到上海。此次邀请尚小云的是上海“天蟾舞台”的老板许少卿。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赴沪，就是应许少卿之邀，演出于“丹桂第一台”。当时，许少卿给梅兰芳的头衔是“南北第一著名青衣兼花旦”。一年以后，许少卿离开“丹桂”，接手“迎仙新新舞台”，随即将其改名为“天蟾舞台”。取“天蟾”之名，是借用神话月精蟾蜍食月中桂树之典故，意即压倒“丹桂”。
第一次赴沪，就能在人气极旺的“天蟾舞台”演出，尚小云是很幸运的。与梅兰芳首赴上海相仿，尚小云此次也是挂二牌。此次，许少卿给尚小云的头衔是“最优等南北欢迎娟秀正工青衣”。
尽管身为商人的许少卿对于被邀艺人的宣传，往往不免夸大，但也非信口开河。从他给梅兰芳和尚小云的两个不同的头衔来看，他对艺人的真实艺术功底心中有数，且评论客观。比如，梅兰芳工青衣，也兼演花旦，正在努力向“花衫”过渡，故其头衔是“著名青衣兼花旦”。尚小云则不然，他不思旁门，只一门心思继续正统青衣的表演程式，严格按照规范行事而不逾越，“娟秀正工青衣”的头衔倒是名副其实。
按照惯例，外聘艺人一般一期唱30天，额外再加3天，算是对戏院和配戏艺人的酬谢。但此次尚小云在上海的演出，从1月31日至6月17日，一口气唱了近5个月，这极为少见。
晚春的天气，带着淡淡的湿意，风也不似那般干燥，拂在脸上，引得心中起了圈圈涟漪。这又是个让人动容的春，柳树的枝桠已经有了艳艳的翠绿，桃花在空中瓣瓣飘落，很是一种惬意伴春风。
这一年，他18岁。单从青衣行当来看，尚小云已步梅兰芳之后，显出“青衣第二”之势。所以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尚小云：“龙门声价，与梅氏畹华并驾齐驱，争一日之短长矣。”
相爱总是简单，相处总是太难
1918年，18岁的他迎娶了大两岁的她。她名叫李淑卿，梨园女儿。艺人之间彼此通婚，是梨园界的习俗。
岳父李寿山，是京城名净，梅兰芳就曾师从他学昆曲。尚小云从岳父李寿山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出戏是《昭君出塞》，这也是他“文戏武唱”的代表作之一。1935年，在剧作家还珠楼主（本名李寿民）的帮助下，尚小云将此戏改编扩充后，取名《汉明妃》。
翁丈对女婿提携有加，女婿对翁丈一腔敬重，堪称梨园佳话。可一对佳人之间却少了卿卿我我的交流，爱情的基础建立在流沙上。
当年，刚刚成婚后，尚小云就丢下新婚的妻子，应上海天蟾舞台之约远赴上海演戏。不知道，刚刚入了尚家门做了新嫁娘的李淑卿是怀着怎样的心思，为夫君打点远行的衣物，想来那份不舍、那份眷恋总让她心酸。
三年后，两人生下了女儿。不知，是否是两人之间并无浓情眷爱，但足以能够说明，尚小云对于这一段婚姻的潦草，或者说尚小云把所有的时光和精力全部交给了舞台，遗忘了他的妻子，遗忘了他的责任。
此后，冬去春来，年年岁岁，李淑卿却再未给尚家添上一个小儿郞。那是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年代，她一介女子承受着怎样的压力，如今想来，却无从知晓。
此时的尚小云很忙，搭班入社，戏约不断，况且，他一唱便是一晚上的戏，从头顶到尾。当时，对于多数演员来讲，尤其是那些名气大的，一晚上的戏，多数只唱一折，有些会唱个“双出”，唱下来也不过一个多钟头。但尚小云演出时，往往一开戏就上场了，一直到剧终才下场。
千好万好，尚小云不该忘了妻子忘了家，忘记了被风吹过的秋光。他或许不是不爱，不是薄情，只是没有多余的时间，没有多余的心思用在这姻缘之中，只是，他当真是活在舞台上的伶人。作为夫君，他终是亏欠了她。
盼了红霞，盼了骄阳，盼了皎月，总算盼到尚小云一朝归家。回到家，他又是倒头大睡，攒足精神应明天的场儿，哪还有闲时间与妻子你情我侬地说说话，谈谈心。第二天，他又睡到上午十点多钟才起床，到十二点钟吃午饭，饭后，便是出去溜达，待到溜达够了，三点钟回来接着又睡，四点半起来，喝点茶，就一声不吭地保养精神，待到该去戏场时便早早出门。
转眼，当春天再次翩然而至的时候，尚小云已经27岁了。在《顺天时报》发起的“五大名伶新剧夺魁评选活动”中，他以《摩登伽女》夺得第一，奠定了他步入“四大名旦”的基础。而这一年，对于李淑卿来说，也是锦年，因为迟迟没有动静的她，终于能够为尚家添丁延续香火，多少有些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感慨。
只是，她的幸福并没有走得太远，在儿子长春两岁时，她离开了这个装满寂寞的家，离开了让她孤独了十二年的姻缘。这是一场宿命的缘，从起点到终点，自始至终，是孤独的。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不过是飞蛾扑火的错，不过是独自舔舐寂落的痛。
十二载的如水年华，十二载的相濡以沫，十二载的风华芬芳，随之，淡然离去。从此，他继续舞台，她流连碧落，只是，他即便等她离开，却也不曾为她谱下一曲，书上一墨。想来，还是那份爱意太浅，浅到了无心无意，浅到了缘散情灭。
她彻底落幕，他情缘已续，镜花水月，弹指间破碎一地。传说有三位女子成为新尚夫人候选。一为梨园女子雪艳琴，一为清朝格格，一为天津名妓美香。
雪艳琴也是梨园女子，兼学梆子和皮黄，8岁登台，16岁唱红京城。如今，她被称为“中国京剧最早的女艺人之一”。为什么传闻会将她与尚小云“撮合”在一起呢？因为她时常出入尚家，请教尚小云。那时候，女伶稍不慎就易遭非议，雪艳琴出入尚家的举止，无意间便授人以话柄，招致流言，不足为奇。更有甚者，添枝加叶地说，尚小云属意雪艳琴时日已久，眼下夫人去世，岂不正好比翼双飞？
尚小云与清室某贝勒有私交，于是，社会上捕风捉影，说这位贝勒欲将原大清贵胄之女（清格格），介绍给尚小云为续弦。
还有名妓美香。据传，时美香之名，津门无人不晓，但她并未真的卖身，只是个“艺妓”而已。有人说，无论天赋歌喉，还是相貌长相，美香均像极了尚小云。更令人惊异的是，她虽为女儿身，却性情如男，带几分侠气，这也与尚小云神似。她善歌舞，爱听戏，只要尚小云演出，她必去观看。更有传言说，尚小云对美香作为续弦备选，并无恶感，反而说：“只要人好，我倒不在乎是哪里出身，只要是守身如玉的姑娘，比烂污小姐强多着呢。”
不过，她们都是尚小云生命中的匆匆过客。最后，真正成为新嫁娘的，是梅兰芳姑母的女儿，也就是梅兰芳的表妹王蕊芳。双人合卺成亲之时，是在隔年的元月，李淑卿去世不到一年。
关于王蕊芳与尚小云，大抵和所有生活在一起的夫妻一样，一生一世就这么过来了。第二年，次子长麟出生，后来又生了长荣。虽然道路满是荆棘，却也携手以沫，共同地踏过乱世，躲过战火，迎来解放，最终在“文革”的浪潮中遭遇了潮汐。好在，当尚小云离世时，王蕊芳一直在身旁陪伴，倒也是平淡中见得真情，真情中寻得幸福。
20世纪30年代中期，尚小云自办“荣春社”科班，学生犯错是要被他打的。他在教学方面非常严厉。本身，尚小云的脾气就很大，不容半点差池，倘若有了错，就一定是责罚。当时，外面尚小云拿着长长的戒尺打孩子，屋里王蕊芳就打鸡蛋，而且是只留蛋清不要蛋黄。挨完打的学生都要到师母那里去，不是哭诉，而是让师母在伤处抹蛋清，消肿去痛。
王蕊芳不是没有遇到李淑卿所遇到的问题，而且尚小云对于京剧的热爱与追求，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加地浓烈。不得不说，王蕊芳当真是前世五百次回眸换得一世姻缘的女子，在艰难中，默默陪伴尚小云。这份爱情，如烟花灿烂时，看到的一抹繁星，不会消逝；如青松绿柏，大雪压枝时，依然墨绿如新。
情系“荣春社”
说起尚小云的“荣春社”，在京剧史上是不可勾画掉的重墨一笔。算来，“荣春社”的历史只有短短的12年，但它的意义却不比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四大徽班”轻几分。
起初，尚小云并没有创办科班的想法，只是想找10名年龄相当的孩子，陪着长子长春一同学艺，互相对对戏、打打把子。
只是，广告刚贴出，一下来了几十个孩子。他只得改变初衷，一下子收了18个孩子。这18个孩子被尚小云戏称为“十八子”。这些孩子算是“荣春社”最早的一批学生。
尚小云没有想到，尽管“招生”工作早已结束，却还是不断有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尚宅。尚小云心软，对夫人说：“不如就凑个‘三十六友’吧。”就这样，又一批18个孩子，加入进来。
上门学艺的孩子还在不断增多，尚小云又从不拒绝，结果超了百。一看这情形，尚小云干脆敞开大门，来多少，收多少，凑成一个科班。
办科班，可是件大事，不是想办就能办的。校舍、教师、练功场地，缺一不可，而这一切都需要钱。
艺人办科班并不是件新鲜事，“富连成”的创始人叶春善就是个全才艺人。但是，少有艺人自己投资，自筹经费办科班。“富连成”的经济后盾，前是吉林财主牛子厚，后是北京财主沈昆。与“富连成”齐名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隶属于中华戏曲音乐院，而该音乐院是由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以其掌控的庚子赔款创立的。
对于局外人的怀疑、担忧，甚或嘲笑，尚小云视若无睹，他正在苦心谋划科班的名字。夜半时分，他躲在书房里，欣赏名人字画，把玩珍藏古玩，期冀从中获得灵感。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全家福”照片上。看着照片中的长子尚长春，他的心头一动。既然这个科班是因长春而设，不如就叫“长春社”？可是，这样又过于直白，毫无创意。他摇了摇头，自我否定了。但是，科班名总得带有“长春”中的一个字，以示纪念嘛。那么，究竟取“长”字，还是“春”字呢？由“春”字尚小云自然联想到了曾经的一个科班，即梅兰芳外祖父杨隆寿创办的“小荣椿班”。这个科班曾培养出了著名武生杨小楼、小生程继先和“富连成”的创始人叶春善等。
于是，新科班的名字从脑海中蹦了出来：“荣春社”。此名既与“小荣椿”相区别，读音上又与“荣椿”相合，表明他对“小荣椿”的尊崇，并暗含欲将“荣春”办成“荣椿”的意思；同时又嵌入一个“长春”的“春”字，也不违背初衷，真可谓，一举三得。妙哉！
1938年3月，尚长春10岁。这年，“荣春社”首次亮相演出，并正式宣布成立。
“荣春社”成立了，尚小云对登门学戏的孩子，仍然豪爽地照单全收。一年后，“荣春社”的孩子已超过两百。算起来，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自打有了“荣春社”，尚小云不再过一日两歇三睡的日子。他早早地起床，去查看学生练习早功，到了晚上，会亲临舞台为学生把场。除了自己唱戏，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这些学生身上。尚小云非常严格，倘若有了错，就一定是责罚。同样的错误，学生挨打只有五下，那么，长春就要挨打十下。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不经历鞭笞戒尺，怎么长得了记性？谁说心里不疼，谁说看着会冷漠，只不过，心中藏一份生硬罢了。盼望有一日，他们登了台方知他心思。经过一年的学习、训练，这两百多个孩子能演出的剧目达一两百出。可以说，“荣春社”已初见成效。
在“荣春社”里，尚小云是东家，又是教师，不仅管理这几百口子的吃喝拉撒，又要教授技艺，其间的辛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倘若只是辛苦点，倒也罢了，问题是，乱世年间，京剧的消遣慢慢地被战争的火炮逼到了死角。“荣春社”赔了钱，只能是自己赚钱来养科班。
“四大名旦”中，有两个人非常热衷于戏曲教育，一是尚小云，一是程砚秋。“荣春社”是尚小云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与程砚秋大有关系。程砚秋于1935年接替焦菊隐，新任戏校校长（由金仲荪代理）。当时，程砚秋刚从欧洲考察归来，雄心勃勃，拟订了八年教育计划。然而，事与愿违，维持了十年的戏校因各种原因被迫关门了。
尚小云得知此情，提出戏校的学生如果有继续学戏意愿的，可以转入“荣春社”。就这样，“荣春社”一下子又多了几十张嘴。
此后，“文林社”“志新诚社”“稽鼓社”也都因无力为继而先后解散，又有不少学生转了进来。“荣春社”，一度成了梨园学生“收容所”。人员的过度膨胀，无疑加剧了科班的困难处境。“那时，我家廊下，经常放着一大堆面粉，可是，二三百张嘴，十来天就吃完了。”许多年以后，尚小云就曾如此回忆。经济负担之重，可见一斑。
“荣春社”筹建于抗战爆发前几个月，成长于抗战时期，其生长环境极度恶劣。抗战刚刚胜利，国共内战又起。时局动荡，人们看戏的少了，听曲儿的少了，尚小云没了戏唱就赚不了钱。
尚小云心里像是被堵上了千斤巨石，憋得慌，透不过气来。他可以选择逃避，关门解散了事。但是，以他那样的个性，却做不出来。更重要的是，在他心底还保有一份乐观。
于是，他只得变卖家产，卖房，卖车，卖家具，卖古玩字画，甚至卖夫人的首饰。1949年，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常随梅剧团自沪北上进京演出，因而有机会常与尚小云叙旧。这时尚小云栖身在友人杨守一的家，许姬传不免好奇：“你位于椿树下二条的私宅呢？芳信斋里那许多古玩字画呢？”“卖掉了！七幢房子，一辆汽车，都填进‘荣春社’里去了。”
大多数科班纷纷关门解散，仅有几所科班照常演戏，“荣春社”是其中之一。与其说是“荣春社”在坚持，不如说是尚小云在坚持。
但，这能坚持几时？
1948年，大地复苏，春天到来的时候，办了11年的“荣春社”终于走完了它的艰难又光荣的历程，在华北戏院辍演了。戏迷们扼腕叹息，因为此时京城科班就只剩下了“荣春社”。在这之前，“富连成”“鸣春社”已经宣告解散。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是尚小云留给“荣春社”的最后一句话，透着无奈，也透着无限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