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叔岩：繁华落尽子规啼

余叔岩：繁华落尽子规啼

1943年5月，北平法源寺，一场公祭余叔岩的活动在这里举行。厅堂里挂满了挽联。梅兰芳的挽联是：“缔交三世，远武同绳，灯火华堂，赞乐独怀黄蟠绰；阔别七年，赴书骤报，风烟旧阙，新声竟失李龟年。”孟小冬的挽联是：“清方承世业，上苑知名，自从艺术寝衰，耳食孰能传曲韵；弱质感飘零，程门执辔，独惜薪传未了，心丧无以报师恩。”

公祭开始，吊唁人群纷纷向余氏遗像鞠躬、磕头，内外亲戚于灵前焚香、烧纸。此时，姚氏夫人搀着6岁的女儿，来到灵柩之前，放声大哭。向遗像跪拜之后，吩咐佣人和保姆送来两大捆用旧被面包裹着的东西，打开，然后一一扔向香火烧得正旺的铜鼎大炉里。周围的人见了，都十分惊讶！原来姚氏夫人烧的不是纸钱、锡箔之类的祭品，竟是余门祖传的“余派秘笈”，有余叔岩生前的笔记、演出的场记和心得、所收藏的剧本，以及亲笔校订过的剧本和工尺谱、身段谱！

“小小余三胜”

1903年，天津南市，下天仙茶园打出了新的广告牌，赫然登着“小小余三胜”的名号，戏码是《击鼓骂曹》。

说起余三胜，那可是享誉京津一带的徽班老生演员。他是湖北罗田人氏，梨园科班出身，擅长西皮调也即“襄阳调”。学成之后巡演于湖北、安徽各地，于道光初年辗转北上，先在天津驻扎。余三胜唱红后进入京城，又很快走红起来。后来，余三胜在老生行与程长庚、张二奎争奇斗艳，鼎足而立，后人称之为“前三鼎甲”或“老三鼎甲”。老生行当后来的发展，都可以溯源到“前三鼎甲”。

那么，“小小余三胜”又是谁呢？正是余三胜的孙子余第祺。余三胜之子余紫云，是同治、光绪年间的皮黄名旦。他是“同光十三绝”之一，是旦行中“花衫”（在表演中兼容青衣和花旦）行当的主要创始人。余紫云生有四男一女，第祺是他的第三个儿子。

余第祺生于1890年，是个天生唱戏的料。到他乳牙脱落、准备换牙的那个时期，已经俨然“小老生”了。天津，是余三胜的发祥地，他故世后也归葬于此。这一年，余第祺14岁，就随着他的大哥余伯清来到天津闯荡江湖了。

余第祺的首唱舞台名叫下天仙茶园。“茶园”与“戏馆”所不同者，唯看客在座上可以喝茶而已。清朝时有一次国殇，各剧场均停业，但一直不见开禁。剧场主急得无法，只能另择地开“茶园”，改了名称，照样演戏，清廷果然没干涉。天津下天仙茶园是一个砖木结构的建筑，占地面积很大，整个剧场很宽阔，共可容纳一千三百多名观众。

在天津观众的瞩目之下，“小小余三胜”第二天登场了。《击鼓骂曹》是明代徐渭的著名传奇之一，原名《狂鼓吏渔阳三弄》。昆曲先有这出戏，演出时场面比较温，后改成皮黄，演起来就热闹了。当年余三胜就擅长这出戏，今天第祺出演此戏，很能令人联想到他的祖父。果然，开场念引子时，人们见到台上是个英俊少年，叫好之声立刻四起。

“平生志气运未通，似蛟龙困在浅水中，有朝一日春雷动，得会风云上九重——”

好几处都翻唱高腔，如同天际响雷，穿云破雾，又如长空滚雷，惊世骇俗。观众激动地喊叫起来了：“好嗓子！”

首战告捷，当天许多人看完戏出场，转身就去买第二天的票。“小小余三胜”的名字逐渐传开了。

恰在同时，京城另一个汪（桂芬）派的童伶“小桂芬”，也在天津的东天仙茶园挂牌演戏。谭鑫培、汪桂芬与另一位老生孙菊仙，合称老生“后三杰”。这样一来，两位童伶对上了戏。得知小桂芬在“东天仙”茶园贴《文昭关》，伯清和第祺兄弟早就成竹在胸，第二天在“下天仙”门口也贴出了《文昭关》。

结果，一场《文昭关》下关，天津轰动了。这个说：“到底是家传的余三胜唱法，与众不同啊！”那个说：“与小桂芬异曲同工啊！”还有的说：“别看小小余三胜比小桂芬小两岁，可更有灵性啊！”

落了下风的小桂芬拼命“铆上”，企图以汪派的高亢有劲、实大声洪来抗衡，可是他慢慢进入“倒仓”期，越是这么唱，嗓子就越糟糕。所以，他越唱越吃力，越唱嗓子越哑，观众越听越难受。最后，几年下来，小桂芬不得不偃旗息鼓，退下舞台。就这样，余第祺同小桂芬自“童伶”到“少伶”的几年“争霸战”，终以第祺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后来张伯驹有诗描写此事：“童伶两派各争强，丹桂天仙每出场。唱法桂芬难记忆，十三一是小余腔。”又有民谣曰：“真难得，俩童伶，小桂芬，小紫云。唱也好，做也好，能叫座，真迷人。”

小桂芬刚退场，艺名“麒麟童”的周信芳又来到了天津。周信芳比余第祺小5岁，台上也十分有灵气。几场演下来，声名大振，人们惊呼：“又来了一个神童！”

不久，“对台戏”在“下天仙”和“东天仙”两个茶园之间开锣了。周贴《落马湖》，余也贴《落马湖》；周演《战长沙》，余也演《战长沙》；周唱《黄金台》，余也唱《黄金台》。好在第祺多吃了几年戏饭，凡是周信芳会的，余第祺几乎都会。几个回合下来，观众觉得还是“小小余三胜”更好些，就纷纷转到下天仙茶园里来了。一些捧“小小余三胜”的好事者，还常常聚在“东天仙”的门口，起哄、指摘周信芳。“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少年周信芳心里暗暗叫苦，只得撤离天津，到北京去求发展。

在北京，周信芳与梅兰芳、林树森等一同带艺搭班“喜连成”，边学习，边演出。与梅兰芳合作演出了《九更天》《战蒲关》，照样被誉为“神童”，大红大紫。1909年，周信芳二度赴津，与“小小余三胜”再争高下。

周信芳此番到天津，到下天仙茶园演出，恰与第祺同台。剧场里，“麒麟童”的彩声总不如“小小余三胜”多。如此演了几场，周信芳显得有点丢面子，于是撤离下天仙，另搭戏班，开始唱新编的本戏。可是演新戏排戏很烦琐，很消耗嗓子，不如学过的骨子老戏、基础戏那么驾轻就熟，因此演得很累，往往一出大戏唱到后来，就把嗓子唱“横”了。连续演出本戏，嗓子一直得不到休整，就这样，周信芳真的把嗓子累垮了，唱哑了，提前进入“倒仓”期，无法登台了，只好卷铺盖回上海。

短短两三年光景，第祺左手击败小桂芬，右手按倒麒麟童，自鸣得意：当今天津老生，舍我其谁？天津卫这块地盘，是俺余第祺的！

荒唐少年时

然而这位“神童”高兴得太早了，一些令他不堪回首的事情，加速毁了他的嗓子。所不同的是，“小小余三胜”不是因别人挑战而倒台的，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天津是我国最早开埠的港口城市之一，风气也比北京开化得多。在捧“小小余三胜”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女性。很快，懵懂少年成了“宜春院”的常客，与当红的阿香姑娘好上了。不久，更是发生了一段同坤伶王克琴的艳史。两相夹攻，让他伤了身体，败了嗓子。

王克琴年龄与余第祺相仿，天津人，初学梆子，兼擅皮黄，以花旦、玩笑旦享誉。下天仙茶园老板几度把王克琴请来，与余第祺同台。这样一来，津沽顶尖的青年乾生、坤旦一收眼底，观众大过了一把戏瘾。

王克琴，对余第祺佩服得五体投地。每当她演毕回到后台，总要先到第祺处，问他的观感，刚才台上哪点不恰当，请他指出来。“小小余三胜”的戏码排在后面，此时往往在对镜化妆。王克琴在他身后向镜中人投去爱慕的眼光。

王克琴幼时父母双亡，为姨母收养。她少年走红，很早就独立生活，随着戏班子走江湖，难免沾染一些率性习气。她演的又是些谈情说爱的花旦角色，因此对于风月场上的事情无师自通，并已经历过。她在天津唱红后，包银挣得多，就搬出姨母家，赁屋独住。

很快，余第祺就搬到王克琴处同居一起。由于第祺不懂得节制，逐渐体力不支，嗓子很快就沉了下去。

王克琴有一个不良的嗜好：抽鸦片。王克琴见第祺的嗓子越来越哑，就把他推到炕上，拿自己的烟枪交给他，帮他点上。就这样，第祺也染上了阿芙蓉癖。本来是想用热河土来“疗救”嗓子，谁知，用鸦片临时强打起来的那么点精力，也被第祺发泄到当时难以控制的儿女私情上去了。事后，他的嗓子愈发嘶哑。

有一次，余第祺找到替他管账的大哥余伯清讨要银子。结果兄弟俩有了争吵，最后又急又气地动了手。弟弟一拳恰好打在大哥的右眼上，鲜血直流。第祺见到哥哥满脸是血，心里一惊，急忙夺路而出，一路奔回了北京。

在北京老家，母亲为他请了医生，固本强肾，补气消炎。过了一段时间，气色略有恢复，但嗓子未见好转。

唱不了戏，如何生计？第祺心里苦闷，通过义父王锦章的帮忙，被引进袁府，见了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

袁克定倒也爽快。从此，余第祺换上了北洋军阀的戎装，头戴大盖帽，足蹬大马靴，挎着腰刀和手枪，在袁府里当了一名内卫。

袁世凯也有皮黄嗜好。有一次，总统府演出堂会戏，余第祺等一群内卫人人手持红缨枪，列队肃立于剧场门口。袁世凯进场时，站在余第祺面前停了下来。袁世凯注视着说：“这不是余三么？”袁克定忙上前介绍，说他就是余三胜的孙子。“我何尝不知他就是余三胜的孙子。”袁世凯回头对第祺说：“你是梨园世家，家里都是好角儿，干嘛到这里来当差？……你不该站在台下。”接着，他用手指了一下场内的舞台，说：“应该站到台上，演戏去！”

听了大总统的话，第祺有些心动。袁克定看出他的心思，建议他去找其父好友陈德霖讨教经验。当年，陈德霖倒仓后有六七年不能上台唱戏，后来通过自己摸索的诀窍找回了嗓子，就跟没有哑过一样，而且更好听了。临行之时，袁克定还为第祺取了艺名“余叔巌”。“巌”与“岩”通，“巌”字笔画太多，所以常用“岩”代替。

陈德霖对余叔岩这位世侄早年的学艺十分欣赏，又听说了他在天津的荒唐事。他没有蔑视余叔岩，接纳了他。每天一早，陈德霖亲自带他遛弯，使周身发热，让步履和呼吸均匀，到达目的地后，再喊嗓子。余叔岩在陈德霖的指导下，练习丹田气功：从丹田运出一缕气息，通过胸部、喉部冲向头顶，形成一条通过声带的气柱，从咽壁反射出去，这样既能发出密集而有威力并带共鸣的声音，又不损伤声带。

如此过了两三个月，总统府又要请戏班唱戏了，这回是谭鑫培主演的《四郎探母》。袁世凯传下话来，请内卫余叔岩上台，为谭鑫培配演杨六郎。

余叔岩重新粉墨登场了。谭鑫培演戏的节奏特别流畅，余叔岩亦步亦趋，都按照原节奏跟上了，双方的念白也咬得很紧。毕竟嗓子经过了休息，又苦练了一个时期，加之杨六郎的戏不是很重，因此没在台上出洋相。后来又为谭鑫培配演了几次，把余叔岩的戏瘾吊起来了。

见余叔岩日益把心收回于艺术，陈德霖老夫子感到很欣慰。一段时间后，陈德霖主动差人到余府去为女儿陈淑铭说媒。

1913年初，余叔岩与陈淑铭结婚，时年24岁。

观谭、追谭、学谭

当时，在京剧老生行，谭鑫培无疑是执牛耳的领军人物，有着“无谭不成戏、无调不学谭”的说法。

谭鑫培早年入陈长庚之门学戏，后又拜余三胜为师，与余家有着很深的渊源。对于余叔岩来说，学谭就是学余，学余必须学谭。于是，余叔岩转托岳父陈德霖提出了拜师谭鑫培的心愿，但谭鑫培却婉言谢绝了。

虽然拜师不成，余叔岩并不气馁，开始了观谭、追谭、学谭的生涯。这个阶段是谭鑫培舞台生涯的高峰期，不停在丹桂园、庆乐园、庆升园、中和园、广和楼等园子巡演，余叔岩是每戏必看。他在茶桌上铺着纸笔，对表演、唱腔、站位、身段等一一做记录。陈德霖与谭鑫培多有合作，余叔岩经常向岳父询问谭鑫培表演上的细节。

不久，陈德霖为余叔岩物色了一名教谭派戏的教师，他就是为谭鑫培操琴的陈彦衡。陈彦衡，四川宜宾人，随父游宦到了北方。他的胡琴，得到过谭鑫培琴师梅雨田（梅兰芳的伯父）的传授。后来，陈彦衡又为谭鑫培吊嗓，在梅雨田去世后，他就正式“下海”，成为谭鑫培的舞台琴师。

从此，余叔岩每天早晨八点到川店儿胡同陈家，学习谭派唱腔。余叔岩先学《托兆碰碑》，接着学《琼林宴》，第三出戏是《失空斩》。余叔岩天分极高，不但唱腔一学就会，而且出字收音、运腔劲头都恰到好处。经过陈彦衡集中调教一段时间后，余叔岩的嗓音、唱法又有明显进步。

不久，余叔岩又跟随钱金福学习身段技术。初学走台步时，钱金福发现他有边走边甩胯骨的毛病，怎么走也不好看，于是先给他“治病”。钱金福让余叔岩两手拿一根木棍，横靠腰间，走台步时若再甩胯骨，就会遇到障碍。余叔岩每天去钱金福家一遍一遍地走台步，就像是戴着镣铐跳舞，绑起来脚走路，起先非常别扭，但他不厌其烦，直到走得像样，终于把台步毛病“治”好了。

到了1912年4月，谭鑫培终于同意接收余叔岩为弟子。那一天，陈德霖设下盛宴，为爱婿余叔岩举行拜师大礼。由陈德霖举香，余叔岩先向梨园祖师爷唐明皇的牌位三拜九叩，再向祖父余三胜的牌位三拜九叩，最后当面向谭鑫培三拜九叩。

拜师之后，谭鑫培手把手教授了余叔岩两出戏：《太平桥》《失空斩》。接着，余叔岩又通过讨教经验这种“掳叶子”的方法，学会了谭派《天雷报》。

后来，谭鑫培却很少主动提教戏之事。原来对于余叔岩拜师后的突飞猛进，反应最强烈的是谭门的下一代。照余叔岩的势头发展下去，在谭鑫培的身后，谭派大旗不是要离开谭门了吗？

这种局面持续到了1916年，谭鑫培居家休养。这时他年届古稀，许多事情想开了，对余叔岩从“防备”转向爱护和扶植。许多戏，不等余叔岩开口问，就主动开教。

1917年元旦后，余叔岩的嗓子已大体恢复，应邀赴天津演出。他用的还是“小小余三胜”的艺名，打的则是“谭派老生”的旗号。观众对“小小余三胜”睽隔数年，纷纷前来购票观看。这是余叔岩从败嗓的低谷中走出后，首次集中做营业演出，因此格外小心翼翼。首场戏，以压轴与岳父陈德霖合演《南天门》，果然一炮打响。他整整演了三个月，刚回到北京就听到了有关谭鑫培的不幸消息。

原来，广西督军陆荣廷来到北京，京城卫戍统领江朝宗专门办一场堂会戏为之接风，事先约请谭鑫培出场。然而临近演期，谭鑫培身体有恙，卧床不起，只能请求回戏。谁知江朝宗坚决不肯，快到演出时辰了，见谭鑫培还不到，就派出一帮警察，荷枪实弹到谭宅，硬是把谭鑫培拽到了剧场。无奈，重病之中的谭鑫培只好上台，提出改演深沉的二黄戏《洪羊洞》。这出戏描写杨延昭临死染病的情状，恰与谭鑫培当时的身体状况相似，演来特别有感情。“自那日朝罢归身染重病——”演至向八贤王叙述病中遭遇的一段唱时，谭鑫培感同身受，声泪俱下，眼前模糊一片。堂会戏的观众蒙在鼓里，分不清是剧中杨六郎的泪水，还是演员谭鑫培的泪水。

演出结束后回到家里，谭鑫培病情加重，沉绵病榻。不久，即在5月10日，一代伶王与世长辞，享年71岁。

在张勋与王克琴之间

1917年6月30日晚，又有一场堂会在江西会馆开场。到场的观众皆是当时权倾一时的人物，有大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李经羲、陆军大臣王士珍、京城卫戍统领江朝宗，还有保皇派人士康有为等。

袁世凯死后，接替的大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间爆发“府院之争”，段祺瑞被迫下台。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张勋率领他的“辫子部队”来京调停时局。这场堂会正是为张勋接风而举办的。一时间，京城里的京剧名角纷纷受邀到场，余叔岩也在应邀之列。

这帮要人纷纷坐定，场面上响锣了。那一晚，一身戎装，但脑后拖着一根大辫子的张勋自然是主角。坐在他一旁的是一位贵妇人，穿着紧身旗袍，外罩一件镶连丝绒对襟小褂，烫起了头发，窈窕之余，多了一份洋气。余叔岩定睛一看，正是他的旧情人王克琴。余叔岩颇觉尴尬，心里甜酸苦辣交织，说不出是什么味道。

余叔岩的《空城计》开始了。他在城楼上瞟了几眼张勋和王克琴，发现他俩看得很认真，心安定了许多。《空城计》还没演完，已是7月1日的凌晨。忽然，张勋一行匆匆起身，离席而去。

回到家中，余叔岩喘息大半天。还没休息，忽听敲门声，开门一看，来人竟是从未登过门的女伶刘喜奎。

刘喜奎是著名的坤旦。几年前在天津的茶园里，张勋看中了刘喜奎，欲纳为妾。刘喜奎不允，逃离魔爪。这次张勋来京，派人寻找并游说刘喜奎。幸亏王克琴与刘喜奎关系好，暗中相助，得以幸免。

这次刘喜奎登门，是应王克琴之请前来送信的。原来，王克琴在余叔岩离开天津的后一年，被张勋弄去做了姨太太。王克琴跟着张勋去了徐州，还生了一个儿子。此次，王克琴在信中如此写道：

……别后无时不在念中。前者多次去鸿，迄未获复，何其怅然，顿生人心无常之叹也。克琴自入张府，喜忧参半。当年三哥嗓败，实因情不自禁。克琴虽然不贤，念在一片爱汝之痴心，还望大人不计小人之过耳。今既有妻妾五人，又欲纳喜奎为新宠，克琴焉能无愁？

前日观三哥之空城，又发津门之遥忆。相濡以沫之情，似胶如漆之景，历历若在昨日。眼下又是独掌孤灯，难遣悲怀，能慰克琴者，惟君一人耳。望三哥珍惜当年之情分，赐见一面，重续旧欢。地点宜在喜奎所在之六国饭店，时间可由君定。

对于王克琴的邀请，是去还是不去？余叔岩心里颇为矛盾。他回想起少年时云雨初试之后，一发而不可收，随之而来的则是嗓败。王克琴、阿香她们，给自己带来的是须臾之欢，却留给自己长久的病嗓之苦、精神之痛。

于是，余叔岩提笔写下回函。内中写道：“经数年苦养苦练，病嗓初愈，甚不易也，断不可重蹈覆辙。君为吾昔日之艺友，往事既可追，亦不可追，岂未闻覆水难收之故耳？”“你我仍是艺友，艺术乃吾辈终生之事业。”

送走刘喜奎，余叔岩出门，却发现街头原本悬挂的北洋五色旗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消失多年的大清黄龙旗。

原来，就在7月1日这一天，张勋复辟，驱逐黎元洪，拥溥仪复出。不过，在段祺瑞的“讨逆军”的攻击下，张勋复辟仅仅持续了12天，就宣布彻底失败。张勋携王克琴仓皇逃进荷兰使馆，惶惶不可终日。此时王克琴向他提出离婚，闹了一段时间，张勋最后只得将其下堂。王克琴后来去上海唱戏，于1925年罹时疫逝世，时年34岁。张勋另一小妾“小毛子”遭遇更悲惨，抑郁而终。后人做了一副“嵌名联”嘲弄张勋：“往事溯心头，深入不毛，子夜凄凉常独宿；大功成复辟，我战则克，琴心挑动又私奔。”

在此后的岁月间，张勋与余叔岩仍然有过交集。一年后，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批准特赦张勋。后来，张勋在天津英租界耀华里置产建宅，当起了寓公，还特地在宅内建了一个剧场，人称“张勋戏楼”。张勋家的堂会戏，成了这个时期天津的一道梨园风景。

1920年9月，张勋连办两天大规模的堂会戏，每日从白天演至深夜，把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都请来了。张勋指定每天都由余叔岩演大轴。

在余叔岩的一生中，接触过不计其数的忠实戏迷，张勋是其中颇具特色者。其宠妾王克琴迷恋余叔岩，因此余叔岩实际上是他的“情敌”，如此一个“三角恋”的局面，却并不影响他照样迷余、捧余。这也算是民国梨园的一大奇闻。

“甘愿为兰弟挎刀”

谭鑫培逝世以后，菊坛一时“群龙无首”，许多谭派名家都想填补这个真空，出现了群雄竞演、打擂台的局面。显而易见，谁能当谭派的首领，谁就有望执生行的牛耳。

1918年，梅兰芳邀请余叔岩加入由他挑梁的“翊群社”。可是，余叔岩的一些好友却对此表示了反对。在他们看来，余叔岩的资历比梅兰芳高，况且在“翊群社”里已有当家老生王凤卿，余要去了，位置不好摆。对此，余叔岩内心很是坦荡，说：“我甘愿为兰弟挎刀。”

同样，对于余叔岩入社这件事，在“翊群社”内部也发生了争议。原来该社的老生演员，除了王凤卿外，还有高庆奎和麒麟童，若再加上余叔岩就有四位。其中麒麟童比较好办，因为他年龄最小，资历浅些，然而另外三人的戏码，要排得大家都没意见，就不怎么容易了。加之余叔岩入社还要自带两个配角：钱金福和王长林，“翊群社”一下子要增加三个人的戏份开支。

不过，梅兰芳对余叔岩加入“翊群社”，很是积极。这样一来，持反对意见者终于同意接纳余叔岩，但提出了很苛刻的条件：一、戏码排在倒数第三之前，二、戏份是王凤卿的半数。当时“翊群社”的戏份，梅兰芳为八十元，王凤卿为四十元，余叔岩既是王凤卿的半数，就只有二十元。谁知，余叔岩竟一口答应，既不计较戏码，也不计较报酬，让梅兰芳大为感动。

加入“翊群社”的首场戏，余叔岩提出演《游龙戏凤》。这出戏，又名《梅龙镇》，故事情节很简单：明朝正德皇帝假扮军官，出游到山西大同府梅龙镇，在酒店里偶遇酒家女子李凤姐，为她的美貌和娇憨姿态所吸引，用言语挑逗。当正德赖在凤姐房中不肯走出时，凤姐就要喊叫。正德怕惊动当地官府，只得吐露皇帝身份，并封她为妃子。

1918年10月19日，余、梅合演的《游龙戏凤》，在观众的热盼中以大轴戏的规格登场了。这是余叔岩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从“倒仓”到败嗓，从“息影”到复出，整整养了、练了七八年时间，如今开始以专业演员名义正式重返舞台了。

余叔岩出场了，梅兰芳等人都来到门帘边听戏，为他捏一把汗。他的正德皇帝扮相，头上的网子勒得比较高，显得长相大鬓，带点武生气。开头几段唱词，他唱得有点拘谨，似乎紧张的劲儿还没有完全松下来。及至梅兰芳出场，李凤姐和正德皇帝之间有一段“哑剧”，两个人对眼神、打背躬，余叔岩渐渐入了戏，神经就慢慢松弛下来，嗓子也逐步唱开了。

第二年年初，“翊群社”改组为“喜群社”，仍由梅兰芳挂头牌，并自任班主。在喜群社，余叔岩和梅兰芳重排了《打渔杀家》。这出戏，描写梁山英雄萧恩与女儿萧桂英以打鱼为生，还不起丁员外的渔税，殴打了气势汹汹的讨税人——相府的大教师。萧恩恐官府问罪，到县衙门首告，被县令吕子秋责打四十大板。萧恩忍无可忍，与女儿以献“庆顶珠”为名，径入丁府，杀丁员外和大教师后弃家逃走。

同《游龙戏凤》一样，《打渔杀家》也经过了一个边排练、边演出、边修改的“磨戏”过程，终于成为余、梅的代表作，也成为后世楷模。

就在这一时期，汉口政界名流和士绅出面遍邀京城名角，举行一轮饶有特色的名伶大会演。余叔岩跟随梅兰芳的“喜群社”去了汉口。

梅兰芳结束在汉口的演出之后，去往南通演出，余叔岩则留在汉口。此时，正值杨小楼如期来到汉口。余、杨合作演出，直至1920年春节前夕。

余叔岩和杨小楼既有天津之旧谊，此番汉口合作，双方更感到艺术上十分投机，杨小楼希望余叔岩能加入他的“中兴社”。回到北京后，趁着旧历年互相走动拜年的机会，余叔岩向梅兰芳打招呼了。

余叔岩离开了“喜群社”。对于余叔岩和梅兰芳二人来说，这都是一段重要的粉墨历史的终结。从此以后他俩只是在堂会戏和义务戏里，才有机会合作。《游龙戏凤》这出戏，梅兰芳同王凤卿演过一次，不演了；余叔岩同小翠花、朱琴心、王灵珠各演过一次，也不再演了。梅、余的合作戏，排得精细，内行称为“一棵菜”，换了其中任何一个人，均不能臻此境界。这是由于事先不大可能下大功夫、死功夫去排练，也因为茫茫人海之中，两心能互通灵犀者太少。于是，梅、余二人同生“曾经沧海难为水”之叹。

为梅兰芳“挎刀”的时期，余叔岩凭借高起点、高标准的合作，实现了艺术理想，在观众中确立了威信。他单独演的谭派戏，也在谭派传人的争奇斗艳中，力挫群雄。

上海之行

1920年下半年，余叔岩应上海“丹桂第一台”经理尤鸿卿之邀，赴上海演出。

“京戏”或“京剧”之名，正是起源于上海。早先，皮黄在北京形成，在京津站稳脚跟后，迅速向四方蔓延。同治、光绪年间，上海出现了许多仿京式的茶园。当时沪剧的前身——申曲、滩簧以及越剧的前身“的笃班”等江南地方戏尚不成气候，昆曲又在急剧滑坡，于是皮黄独占鳌头，成为上海滩最大的剧种。由于皮黄是从京城来的，上海人对它的称呼，由“京班大戏”而逐渐简称为“京戏”，久而久之，这一称呼被各地所接受，后来连皮黄的界内人士也以此自称。由上海人叫出来的“京戏”或“京剧”之名，被沿用至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京改名为北平，京剧随之被改称平剧），而其本名“乱弹”或“一簧”“皮黄”反而被冷落了。

沉沦十年之久的余叔岩，至此终于重新崛起。余叔岩对于此次上海之行，也是踌躇满志。

谁知开场锣鼓响起后，不正常的情况发生了：只见台上小花脸在小锣声中出来念白，台下前座有三排观众却一个个离座退席，鱼贯撤离，场内一阵骚乱。此刻余叔岩刚刚调整好情绪和嗓音，准备登台，闻讯大吃一惊，压到丹田里的气又浮了上来。

一连三天，天天如此，场面颇为尴尬。当地报纸更是推波助澜，渲染起他当年与王克琴的艳事，还给他取了一个不善意的绰号“余三排”。

余叔岩心中着急，细细探究，退场的原因是由于他没有拜山头，被人认为过于狂妄。其间还有陈彦衡的因素。余叔岩在早年学谭过程中，曾经受到陈彦衡的指点和教导。但在学习的后期，他对陈彦衡所授《桑园寄子》，糅进一些自己的理解和创造。陈彦衡得知后心里很不高兴，问他为什么要“胡改”。余叔岩回话说：“教得都对，但我得把它化用到台上去啊。”

陈彦衡岂能听不出潜台词，当下大怒，把余叔岩狠狠骂了一通。另外，由于陈彦衡的胡琴“控制”太严，余叔岩恐怕自己一些独到的唱法，到了舞台上会难以发挥，所以未再同意陈彦衡任琴师。于是，陈彦衡去了上海。

得知了内中详情，余叔岩听从好友建议，为上海的地方大佬加演了几场指定的戏目，情形得到了扭转，剧场开始满座。

此番来沪之前，余叔岩就有一个愿望：见一见周信芳，消除昔日的隔阂。毕竟，以前在天津对周信芳的排挤，是自己的过错。这个时期，周信芳恰是“丹桂第一台”的基本演员，每天为余叔岩垫戏。余叔岩的演出过程中本应该经常见到他，可是周信芳总是回避。演出的第六天，周信芳完成《捣霜仙子》后，就到杭州去休息了。余叔岩只能亲自写信给周信芳，说明当年行为鲁莽，主动和解。周信芳也为他的真挚所感动，赶回上海，与余叔岩合演《战太平》。余、麒同台，戏码扎硬，又是一个满堂红。

余叔岩的《战太平》虽不全是谭派的演法，但是他独特的技术组合，使观众感到新意盎然，而且能够接受，甚至还有人觉得不比谭鑫培差。“余派”这个叫法，最早就是从这场《战太平》开始的。

1922年12月中下旬，余叔岩再次整装南下，来到上海。这次余叔岩又会遇到什么怪事呢？

余叔岩一行人到了上海，下榻在好友杨梧山家中。这一天，有人向杨家信筒扔进一封信，打开一看，里面竟有一颗子弹！信函的内容只有一句话：“小余，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刚刚尝了“子弹”，“炸弹”又来了。第二天又来了一封匿名信，信上画着一颗炸弹，写道：“莫道杨府能护身，硫黄偏炸狂妄人！”派人打探，写匿名信者姓李，是袁克文的弟子。再打听，原来袁克文是个谭迷，他认为余叔岩狂妄自大，擅自改动谭派的唱腔，想给个“下马威”。

当晚，余叔岩把袁克文安排在包厢，并在原定戏码《失印救火》之外，特地加演了那出《战太平》。袁克文毕竟懂戏，说：“叔岩改得合情合理，更好听了，但仍未出谭派的圈儿。看来，外界纯属误传，我也错怪叔岩了。”

一场危机就这样消弭于无形。余叔岩在上海大红大紫。1923年1月10日的《大公报》有文称余叔岩为“谭派唯一传人”。作者写道：“奉谭为师，亲承指教，历时八年之久，得之三胜者一一还之叔岩，自是叔岩遂能绳其祖武。老谭每谓人曰：‘吾子碌碌，他日传吾衣钵者，惟余子耳。’”

1923年10月间，余叔岩第三次到上海。先演了三天堂会，又应共舞台之邀，与程艳秋合作一期。程艳秋当时不过20岁。程艳秋后来娶妻果素瑛，是余叔岩姐夫果湘林之女。

这次共舞台演事中有一段插曲。原来共舞台是上海滩大亨黄金荣的产业，邀余叔岩演出是余氏到了上海后才定的。余叔岩原想演完堂会后就返京，转念一想共舞台背后有黄金荣，不好惹，就勉强答应下来。起先只答应演三天，可是观者热烈，一再加演，演了八天。

余叔岩身体不好，加上心情不佳，到了最后一场时，已是强弩之末，自感体力不支，就想唱一出歇工戏。谁知共舞台非要他演叫座力最强的重头戏《珠帘寨》，余叔岩坚决予以拒绝。黄金荣亲自来到余叔岩下榻的旅馆，劝说余叔岩卖个面子，让他过一次瘾。然而余叔岩并不买账，反复申明自己有恙，还请谅解为盼。这就把黄金荣惹火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你余叔岩的确是个角儿，但请你不要忘记，这里是上海滩。告诉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说完，拂袖而去。

周围的人，着实为余叔岩捏一把汗，齐来相劝。大家都说没必要得罪黄金荣，好汉不吃眼前亏，胳膊拧不过大腿，忍耐了吧。余叔岩呆想了半天，只得摇头叹气，提起精神演了《珠帘寨》。

夕阳惆怅

1925年6月，自幼体弱的余叔岩，由于劳累，血病发作，住进了德国医院，被诊断为肺病初期，兼有膀胱瘤。此后，他的血病时好时犯。1929年到1930年间，他居家静养了两年。

1931年夏季，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建成杜家祠堂，拟举办三天大规模的堂会戏，点名南北大名角悉数参加。包括梅兰芳、杨小楼在内全部同意出席，可是，余叔岩大病初愈，体能尚未恢复，自感心有余而力不足，犹豫了半天，决定不去为妙。

他向杜月笙发去电报：“因余有病，未克来沪，对杜公极表抱歉。将来如有机会，必特别效劳。”事后，杜月笙倒也气量颇大，对余叔岩的这次“冒犯”却未置一词。

张伯驹在《红毹纪诗注选》中如此记载此事：“笑他势力岂能移，直节干霄竹是师。纵使沪滨再难到，不来出演杜家祠。”

后来，杜月笙客观上成全余叔岩收了一个好徒弟孟小冬。

“孟家班”里的女老生孟小冬，最早在上海大世界唱“髦儿戏”，到了青年时期更加走红，爱看老生戏的杜月笙很器重她。孟小冬北上京城后，大有夺取坤角老生王座之势。好事者屡屡安排她与梅兰芳合作《坐宫》一类的对儿戏，日久自然生了感情。于是“梅党”为之张罗，梅、孟赁屋同居。然而，梅兰芳却没能与孟小冬携手终老，与孟小冬解除了关系。

在天津隐居了三年余，孟小冬的情绪逐渐走出低谷，拜余叔岩为师。余叔岩对孟小冬也颇为中意，悉心传授技艺。

1941年，余叔岩的尿血症又大发，转到协和医院救治。在动手术前，他从床上坐了起来，唱了一段《鱼肠剑》：“一事无成两鬓斑，叹光阴一去不回返——”

他身困力乏，嗓子很哑，可是神态极其认真，几处高音，唱不上去，勉力而为，摇头晃脑，令旁观者一时唏嘘。

手术后，余叔岩回家休养，第一年还算太平，第二年开始恶化，尿血的老毛病又不时发作。到1943年开春，余叔岩发病的频率越来越高，再也不能起床了。到5月19日晚，余叔岩病逝于椿树头条寓所。

一曲老生，唱尽尘世沧桑；一次绝响，盈满红袖暗香。携一缕清风，摘一束淡香，多少情未了，多少意踌躇，惘然回顾中，只当是做了半生的黄粱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