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事革命的发展演变及动因
新军事革命，亦称“新军事变革”，是从英文“Revolution in the Military Affairs”翻译而来。它是以人类社会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型为根本动因，以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直接动力，以信息为“基因”，以“系统集成”和网络化为主要手段，把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改造成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队，最终建成信息化军事形态的过程。其核心内容是信息化建设和联合作战能力铸造，即以信息网络技术为基础，提高军队信息获取、传递、处理和利用能力，使之成为各种作战要素、各类作战行动高度融合的一体化联合军队，构建适应信息时代要求的信息化战争体系。
(一)新军事革命的发展演变
新军事革命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感性认知到理性认识、由缓慢推进到加速发展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军队指挥手段不断向自动化方向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是新军事革命的酝酿阶段。受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美苏争霸和局部战争等因素的促动，美苏等国开始自发地探讨新的军事理论和进行军事改革。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军吸取越南战争和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经验教训，在杜普伊和斯塔利等人的主持下，开始进行全面的军事改革，重点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进行“第一次训练革命”，并提出了“体系战争”“第三次浪潮战争”“空地一体战”“信息战”等新的军事理论。1979年，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敏锐地看到军事领域悄然发生的变化，提出了“军事技术革命”的概念，他认为：新兴技术将使军事学说、作战概念、训练、兵力结构、国防工业和研制重点发生革命性变化，即出现新的军事技术革命。20世纪80年代初，美军领导人提出，目前工业时代正在产生第三次浪潮。这种由信息革命引发的第三次工业浪潮，必将在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引发根本性变革，从而给军事领域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1982年，美军针对苏军在欧洲战场提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结合自身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现状，提出了“空地一体战”理论，同时开始着手重点发展精确制导武器，调整军队体制编制，以适应第三次浪潮战争形态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是新军事革命的启动和探索阶段。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正式拉开了这场世界性军事革命的序幕。海湾战争初步展示了美军在20世纪80年代军事改革的成果，坚定了美国继续变革的信念和决心。1993年8月，时任美国国防部基本评估办公室主任的资深分析家马歇尔以更深远的目光对“新军事技术革命”概念提出异议，他认为：“对军事革命的含义常有误解，我们打算不用早些时候的军事技术革命这一术语，因为它把重点放在了技术上。技术使得革命有可能出现，但只有制定了新的作战概念，在许多情况下，建立了新的军事组织的时候才会发生革命。”为此，他建议改称“新军事革命”。1994年1月，美国国防部接受了这一提法，并正式组建“军事革命高级指导委员会”进行官方研究。1995年年底，美军在深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采取实际步骤进行军事变革的一系列实验。1996年5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公布《2010年联合作战构想》。其中提出“机动制敌、精确打击、全维防护和聚焦保障”，勾画了此后15年美国武装力量建设和作战蓝图。同年12月，美国防部又正式颁布《信息作战》纲要。至此，美军开始全面推动军事变革。
进入21世纪，新军事革命进入稳步发展阶段。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美军在这场战争中全面检验了这几年新军事革命的重大成果。从战争结局上看，美军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如果说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介于机械化和信息化之间的战争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则标志着人类战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场战争中，美军只用了海湾战争一半的兵力、时间和物资消耗，就达到了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略目的。这除了美伊两国巨大的经济差距以及其他政治因素外，主要是因为美国在军事上占据着绝对优势。具体来讲，美军通过不断推进新军事革命，建立起了一套高度机械化和半信息化的军事体系，而与之相对抗的伊拉克军队，则仍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阶段，从而使双方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形成了巨大的“时代差”。透过这场战争，人们不仅看到军事变革给当代世界军事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同时，也看到了军事变革所塑造出的信息化军队的作战威力。
通过大力推进新军事革命，美军获得了超强的作战能力，这使世界各主要大国在震惊的同时，更增强了紧迫感和危机感，围绕如何缩小与美国的“时代差”和“技术差”而纷纷制定措施，竞相加快了军事变革的步伐。一些国家结合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做法及前期军事变革的经验教训，出台了一系列新军事革命的新举措，推动军事变革在更高的层次、更广的领域、更大的范围加速发展，从而使世界新军事革命逐步从自发到自觉、从局部到全局、从边缘到核心进行演变，进入一个整体质变的发展阶段。
(二)新军事革命的主要动因
新军事革命的主要动因，是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军事需求的强力拉动以及军事理论的有力牵引等等。其中，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是新军事革命产生的重要因素。
1.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是新军事革命的强大动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军事变革的强大动力。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是新军事革命最直接的推动力。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以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海洋开发技术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高新技术和高技术产业蓬勃兴起，在被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后，催生了新军事革命，并不断推动世界新军事革命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成为推动世界新军事革命最有力的杠杆。同时，新军事革命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又必然要求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从而牵引和推动军事高技术的深入发展。
在当代高技术领域，信息技术是基础，是核心。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引发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它物化出新一代的信息化武器装备，并使军事理论和体制编制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中，武器装备及其体系的变化是直接的、基础的和革命性的。
一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武器装备信息化。现代武器装备广泛采用侦察监视、网络通信、导航定位等信息技术，大量装备传感器、计算机、显示器、控制器等先进的电子设备；除此之外，武器装备的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信息传输和信息对抗等能力不断增强，使得战场感知、横向组网、远程精确打击和对抗等作战能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是信息领域的激烈对抗导致信息系统武器化。信息优势的争夺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内容。信息装备及其组成的信息系统作为武器装备体系新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大提高了信息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处理和信息控制等能力，使传统意义的作战能力得到了飞速增强。信息系统作为现代作战的重要手段，具有攻防兼备的功能，从而使武器化的信息系统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三是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导致指挥系统自动化，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倍增器。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综合应用，推进了指挥系统的自动化，使得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地位作用日益突出。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表明，指挥自动化系统不仅已经成为装备体系的“黏合剂”，成为指挥决策的“智囊”，而且已经成为战斗力的“倍增器”。
2.军事需求的强力拉动是新军事革命产生的内在动因
军事变革不是自然发生的客观物质运动，而是对抗主体之间的主观能动行为，是军事需求驱动和军事主体选择的必然结果。因此，在一定物质技术基础上，战略需求和战略主体的选择便成为决定军事变革进程和结局的重要因素。就当前这场新军事革命而言，它源于冷战时期敌对国家、政治集团对抗的需要，是美国与苏联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信息化战争成为新的战争形态，国际恐怖主义、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威胁。这种新的军事需求使得军事斗争的形式和手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使冷战时期那种建立在机械化战争基础上，准备打大规模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军事斗争方式和军队建设模式，难以适应新的安全需求。因此，必须对建立在机械化战争基础上的军队进行彻底改革，以满足新的需要。
3.军事理论的创新是新军事革命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和先导
军事理论的创新，对新军事革命的产生与发展起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军事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引导着新军事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进行，从而使新军事革命的进程缩短、速度加快。军事理论的创新促进了军事战略的调整。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军事大国和强国的军事战略已经由机械化战争形态的军事战略向信息化战争形态的军事战略转变。军队建设理论的创新引导了军队的改革与发展，军队建设的质量特别是高科技含量在不断提高。作战理论的创新推动了作战方式的变革。“空地一体战”理论、信息作战理论、空间作战理论和联合作战理论等相继提出与运用，催生了超视距打击、精确打击等新的作战方式，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战争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