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外婆

外婆见过我和表弟之后，对母亲和四姨说的第一句话是：生这两个小孩有什么用场呢？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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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汉字在英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词汇，外婆或外祖母就是其中一例，grandma的含义比较宽泛，既是祖母，又是外祖母。同样，外孙和孙子在英文里也合用一个词grandson。这是否说明，西方人比起中国人来不那么重男轻女呢？天知道。

现在我要说的是幼年时期的一次“旅行”，这个如今在报纸广告栏里随处可见的字眼在那个年代却十分罕见。准确地说，那次“旅行”是我在哺乳期对外祖母的一次拜访。同时，那也是我头一回搭乘长途汽车，以往我只是在黄岩县城和母亲工作的小镇院桥之间做过几次短促的移动。

1963年夏末的一个清晨，母亲怀抱五个月大的我，从黄岩城关坐上一辆北上的长途汽车。如果车站没有搬迁过，那么它与十五年后我第一次远行——出发去上大学应该是同一个地点。汽车穿过一条叫外东浦的马路，便向右拐上一座百米来长的大桥，桥下那条混浊不堪的河流叫永宁江。

说到永宁，这正是唐代上元二年，即675年，黄岩初置县治时使用的名字。进入新千年以后，这条江由于下游截流，不再受涨潮海水的影响，复又变得清澈了。在那个年代，桥北就算是郊区了，那儿只有一家冷冻厂。城东北还有一家罐头厂，主要制作橘子和枇杷产品。长大以后我才得知，除了声名远播的黄岩蜜橘以外，故乡的枇杷产量也在全国名列前茅。

大约二十分钟以后，汽车便开到高高的黄土岭下，那也是黄岩和临海两县的分界线。自从我记事以来，每次过这座岭我都会晕车，会吐掉早餐时吃下的所有食物。这一天生的弱点直到后来我在美国考取驾照、有了私家车以后才得以克服。那一回我就记不清了，很有可能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假如是这样，接下来的两三个钟头里我还可以伴着车轮的节奏继续酣睡，直到汽车出了临海县界，太阳爬得老高时才睁开眼睛，把小嘴伸向母亲的乳头。

不一会儿，汽车抵达了隶属三门县的三岔路口——高枧。在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今天，高枧这个地名逐渐被人们淡忘了，正如黄土岭上的盘山公路早已长出青草，种上了树木或者蔬菜。可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高枧却是浙东远近闻名的交通枢纽，从这座小镇分出去的三条公路分别通往浙江仅有的三座城市：杭州、宁波和温州。我们在通往宁波的方向走了一刻钟后，便到了另一个更小的分岔点——岭口，从那里笔直向东，就可以到达三门县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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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在十岁那年灵机一动，按比例尺认认真真地画下第一幅旅行图，稍后，又依照母亲和自己的共同回忆，描绘出生命中头一个十年的行踪，我就不可能如此有把握地加以叙述了。话说我们到了三门，这里是两条名字动听的溪流——海游溪和亭旁溪的交汇处兼入海处，外面是盛产青蟹的三门湾。对经常遭遇台风袭击的浙东渔民来说，那也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

说到三门，我的小叔正好在县城海游米厂工作，他和大伯父继承了祖父的老本行，即从事水稻的种植、收割和加工，而排行老三的父亲和二伯则上了大学。虽说小叔从事体力劳动，与我父亲的关系却十分密切，对我母亲也相当敬重。他的个性热情，虽身处基层社会，生活却多姿多彩，不乏悲情故事，晚年儿孙满堂。那次我们抵达时已近中午，以母亲的个性，不大愿意无端给人添麻烦。我可以想象，母亲在海游街头买了几个馒头充饥，然后抱着我换车去海边的健跳港（那时恐怕需要一两个小时的车程）。

遥想1916年，孙中山先生从海路北上，也曾到过健跳港。开阔宁静的水面令他心情舒畅。可是，他不了解港湾的水文地质和陆路交通的关系，妄自断言将来此地会成为“东方大港”，并列入他的建国方略，至今仍时常为地方官员和文人所引用。当然，三门至今仍是浙东经济较为落后的县之一。由此我可以推想，一身正气的中山先生在位时间为何如此短暂，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也因此为后世所景仰。

母亲带我来健跳，是因为那里有轮船开往她的故乡南田岛，这条航线一直存在，直至21世纪初，每天对开一班，据我的堂姐斐介绍，沿途风光极其秀丽。遗憾的是，当我于2014年春节期间驱车携家抵达健跳时，它已经永远地停航了。这些年之所以客源充足，一是因为陆路绕道很远，二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南田岛一度隶属三门县，造成两地之间亲友众多。说到石浦，它每年都吸引众多美术生前来写生，如今也以海鲜馆名闻遐迩。民国初年，南田县曾短暂拓展至象山县东溪岭以南，并迁治石浦。

南田西邻高塘，此两岛与北部的海岸线构成的天然港池即为著名的石浦渔港。那时南田有两万多居民，设鹤浦镇和樊岙乡，后者曾是南田县府所在地，也是我外公外婆的老家。鹤浦因其形如鹤立水边而得名，作为岛上的主要港口，它与石浦之间每日有数班渡船往返。

樊岙地处内陆、靠山，位于南田岛的中央，离鹤浦有十多里路，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外公当年在樊岙开了一爿商店，大舅成年后分了家，跑到鹤浦开了分店。据说外公爷爷的爷爷是皖南卖宣纸的小贩，有一次来浙江做生意，在黄岩城里遇到一个未出嫁的大脚秀姑，入了赘，把他故乡的妻儿置于脑后。

在那个年代里，人们相互交流的机会并不多，以至于外公的小店兼做了乡邮电所。店里卖的大多是南货，其中就有松花蛋（俗称“皮蛋”）。我记得小时候母亲反复讲述的一则故事：由于她和妹妹们从小都很懂事，很节俭，为了鼓励她们吃零食添加营养，外公有时会故意让皮蛋掉碎在地上。

这件事说明了外公的豁达和开明。而他的死亡也悄然无声。有一年夏天，外公喝完老酒，躺在自家院子的竹椅上乘凉，有位乡邻路过时还听到他的招呼。可是，等到这位乡邻从内河码头上取回海鲜，却发现我外公已经停止呼吸。外公享年七十三岁，死时脸上仍是红扑扑的。

我见到外婆的时候，外公已过世多年，她老人家也到了古稀之年。比外公年轻二十多岁的外婆聪明能干。她本是家里的独女，因为到了二十岁还没出嫁，便做了外公的续弦，她只比大舅年长七岁。我对外婆自然是一点记忆都没了，她的画像我也是很久以后才看见的，虽然是缠足的农村妇女，却有着不一般的深邃目光。

据母亲回忆，由于家中开过中药铺，外婆懂得一些医术，能看头痛脑热的小病。邻居有媳妇生孩子，她会送去面和鸡蛋。有一次选举乡长，竟有不少人提名外婆，却被外婆坚决拒绝。因为外婆的开明，我母亲和四姨、小姨都没有缠足。说实在话，她老人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一次我回到黄岩，特意到外婆的娘家——离黄岩县城几十里路的宁溪镇（与仙居、永嘉两县邻接）王家村，发现那里堪称深山老林。

那次我们去外婆家，和母亲关系最好的四姨也相约从长江北岸的小城江都赶来，带着比我小两个月的表弟。曾听母亲说起，那时外婆已经有些糊涂了，她不仅没有见到外孙的喜悦，反而在女儿们面前嘟嘟囔囔。外婆见过我和表弟之后，对母亲和四姨说的第一句话是，生这两个小孩有什么用场呢？

自从小舅去台湾以后，外婆再也没开心过。外公过世，姨母们接连离家，“土改”和其他政治运动更是让她心烦意乱（她自己成了教科书里人人憎恨的地主婆），这无疑加速了她的衰老。不过，那时候我还是个婴孩，自信心没受到任何打击。我对外祖母的第一次拜访也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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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我和母亲在樊岙的有限日子里，去过五里开外的小村枫树脚塘。那是我爷爷奶奶的家，就在从樊岙到鹤浦的路上。我爷爷曾经是乡里首富，该村又称“蔡万仓”，这个俗名今天仍为岛上的人所熟知，虽说蔡家六十多年前便已迁回温岭。不过，枫树脚塘在地图上的名字叫南五村，这或许与它和鹤浦的距离有关。“土改”时爷爷被划为地主，五个儿女作鸟兽散。最远的是小姑，她到了北京，最近的便是三门的小叔。

多年以后，堂兄光宇告诉我，爷爷在温岭的土地并不多，出租部分未超过全村人均土地的一倍，“土改”时成分被定为“小土地”，允许保留土地。没料小姑知道后竟写了检举信，说自己家在南田有很多农田（已充公，原本也是响应政府号召上岛拓荒），结果祖父被划为地主。这一改变对小姑（在中央政府机关工作的进步青年）和她的家人，对我的父亲母亲，对光宇、未名等人后来的人生轨迹，对于我的童年和少年，其影响力均是难以估量的。

说起爷爷奶奶，他们的年纪和外公相仿，我出生时均已过世。多年以后，我奉台湾舅舅的指令，陪江苏来的四姨去南田给外祖父母扫墓，也到过蔡万仓。两行枫树加上一座两层楼房，对我来说却是一块圣地，因为我的双亲就是在那里成婚的。在乡邻的指点下，我们还找到爷爷当年开设的米厂遗址。可惜那一泓池水被一条溪流代替了。

那次旅行，母亲似乎了解我的心愿，归途没有走回头路，而是选择了不同的路线。我们先从鹤浦坐渡船到对岸的石浦镇，在那里和四姨告别。她和表弟换乘汽车北上，我和母亲则继续坐客轮去海门，即今天的台州市府所在地——椒江，当时它只是隶属黄岩县的一个镇。

算起来，那该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大海，途中还可以眺望隶属海门的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前者因为解放战争的一场海战著称，后者是“知识青年”最早插队落户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多年以后，我有机会进行世界之旅时，也努力遵循这一原则，即刻意走成一个个圆圈。当然，那些圆圈的周长要多出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让我始终难以想象的是外婆到鹤浦码头送别两个女儿的情景，那是母女间的最后一面。四十多年以后，当卧床已久的母亲认不出人时，我迟疑地去做一次短暂却期盼已久的异国之旅，方才切身感受到那种难以名状的离别之痛。那会儿，空守闺房十多年的舅母用箩筐挑着我和表弟，从未见过亲生父亲的表哥紧随其后，他即将随四姨去苏北念中学。显而易见，假如他留在地主婆的奶奶身边必然会辍学，他当然也不知道这是他与奶奶的永别。

我这位表哥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小舅谭守杰，是外婆唯一亲生的儿子，最为外婆疼爱。当年她亲自送小舅到江苏江阴，就读海军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专业⁽¹⁾，民国二十七年（1938）三月毕业后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后来流落到台湾，从此天各一方。无疑，舅母和舅舅是那个年代最值得同情的人，两个相爱的人在青春年华里永别了，而他们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都不知道那是永别。

有关外婆的最感人的故事是舅舅告诉我的。20世纪末的一个冬天，我到台湾中部的彰化参加一个数学会议，在游览过日月潭以后，急切地到台北文昌街看望他老人家，并在他家中逗留了一个星期（其间在台大做了一场学术报告）。这是我们舅甥之间唯一一次相处，舅舅只是偶尔和我谈及往事。他送给我一部《操船学》，那是港台航海界的一部名著，汇集了他毕生的学识和经验。

《操船学》一书系舅舅在香港船长公会讲习班讲授操船学时撰写的讲义，共分九章，包括离靠码头、海上施救、油轮操船、荒天操船、抛锚作业、系靠缆绳等，书中有百余幅他亲手绘制的插图，如纽约港抛锚掉头运转图。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舅舅因为遭遇一次沉船事故时沉着应对，获得过英国交通部的嘉奖，不料却被自小受“晚娘”虐待的柏杨先生⁽²⁾无端指责。

我离开后，小舅写信给两个妹妹说：“天上掉下来一个小外甥。”舅舅到台湾不久，便从军队转业到了招商局的民用船队。两年以后，他思乡之情甚切，便搭船到仍未解放的渔山列岛⁽³⁾，向往着从那里返回故乡与母亲妻儿团聚。但政治的阻隔迅速中断了他的回乡之路，一位出身不好的少年同伴回来后被就地正法了。亏得外婆闻讯后雇一条小机帆船闯来，与舅舅见了最后一面。

那必定是人世间最凄凉的一个夜晚，母子俩在岛上唯一一家小旅店里同床共眠，分享着生命中最后的亲情。那种生离死别是常人难以体会的，那座岛屿也成为我的梦中之岛。直到新千年的一个夏日，我终于乘坐一艘大功率的客船艰难地抵达，一路上呕吐不止，似乎是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由于受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和影响，舅舅对自己母亲的歉疚一直多于对妻儿的。他怨恨舅母在“土改”和“文革”初期没有更好地照顾母亲。这一点作为外甥的我不能完全认同。在我的记忆里，舅母外表秀丽端庄，她从二十五岁开始守活寡，等到外婆去世很久以后、舅舅无望归来，才不得已改嫁一位中学同学，那时她已经年过半百。而对舅舅来说，渔山列岛上的那个夜晚像幽灵一样始终缠绕着他，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他在台北的一间“非典”病房里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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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雷学校，1933年创办于江苏镇江，不久迁至江阴，被称为“海军的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任校长，共招收两期。

(2) 参见台湾作家柏杨（1920—2008）的文章《沉船与印象》，收录在他的杂文集《暗夜慧灯》中（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3) 渔山列岛，浙江外海岛屿，隶属宁波市象山县。因为四周被湛蓝的海水环绕，已成为旅游和垂钓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