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远游
32．远游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孔子《论语·里仁》
1
1978年10月3日凌晨5时许，母亲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背重重地敲响了我的房门。那是黄岩中学的一间教师宿舍，坐落在一幢砖瓦砌成的两层楼房里。那时候县城里很少有带厨房和卫生间的公寓，我们住在一组有五个房间的单元里，中间有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公用客厅。确切地说，是公用厨房。没有卫生间，也没有水槽，一扇朝北的木门作为五户人家的共同出口。母亲住在隔壁，就是以前父亲住的那间屋子，我的那间是临时借来的。母亲为了送我上大学，特地从十几里外的江口中学来到县城。
等我洗漱完毕，母亲已做好早餐，泡饭加豆腐乳，还有炒鸡蛋。想必已惊动隔壁的三户人家，好在头一天晚上我已经和他们打过招呼，并相互道别。稍后，父亲也下楼来了，他住在隔壁那幢楼的二楼。由于我的到来，加上他不定期发作的支气管炎和哮喘病，半年以前，学校又分给他一间木地板的屋子，比原先的那间要大几平方米。那时候，离他“右派”平反还有一年，这不能不说是有关领导的一种关怀。在此以前，父亲一直住在楼下那间阴暗的石板地屋子里。
到了起程的时刻，天刚蒙蒙亮，父亲和母亲送我到车站。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他俩第一次走到一起，虽然这段距离只有三百来米，我却感到很长很长，或许这是心里的一种愿望使然。出校门时，我们叫醒了门卫，然后向右走过一座石桥，我最后望了一眼桥下的南官河。这条湍急的河流是我夏天游泳的地方，有些勇敢的男孩就是从那桥上跳下，游进“黄中”校园的。如今，黄岩中学早已搬到西郊，这条河仍然在我的记忆里流淌。
到了车站，候车室里已经人声鼎沸，连大厅两侧也排满了叫卖茶叶蛋和橘子的小贩。墙壁上有两张公告牌，一张写着目的地城镇的名字和里程、票价，另一张写着发车时间和车次。那最上面的一行早已经被我熟记：杭州，三百二十四公里，七元八角。那时去杭州每天已有两辆班车，我坐的是六点钟出发的头班车。
轮到我们排队了，乘客们秩序井然，我提着一个旅行袋和一只没有滑轮的行李箱。电铃响了，音量比江口中学的上课铃还足呢。终于，汽车开动了，母亲没有流泪。在我的记忆里，她只在生气时回忆往事才会流泪。父亲站在稍远的地方向我招手，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我送行，因为一年以后我回到故乡，他已经患上了不治之症。
虽然，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曾教导过“父母在，不远游”，这句话广为流传，以至于我们无法分清，是孔子的语录，还是古老的习俗在先。反正，古时候的交通和通信都很不发达，常年在外的人，捎个信儿回家都困难，不管是经商还是求取功名，一旦做了他乡的孤魂野鬼，痛断心肠的是家乡的二老。而一旦二老有个不测，做儿女的即使得到消息，也未必能及时赶回家中。这样一来，孝敬父母的人就不远游了，慢慢地就墨守成规。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孔子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还有另外四个字，“游必有方”。意思是：如果要出远门，必须要有一定的方向和目的。也就是说，即使父母在，孔子也并不反对一个人在有了明确正当的目标时外出奋斗。事实上，盛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便使得千千万万的读书人离家远行，而那项制度是每个朝代的社稷大纲。对于如今的大学生和年轻人来说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的交通工具比起从前大为改观了，因此远游也变得更为容易和快捷。
2
长大以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远游不仅是为了到达一个目的地，其游历过程本身也极富意味，有时甚至更为重要。这后面一条，孔老夫子可没有教诲过。自古以来，远游无论对于智者还是诗人来说都非常重要，那也是他们捕捉灵感、产生思想火花的源泉。在孔子去世一个半世纪以后，楚国的屈原写下了《远游》，并发出了“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的人生感叹，此处的“勤”意思应该是勤苦。后来，他干脆让自己的身体在汨罗江上流淌。受屈原影响，唐代的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再来看看古希腊的那些智者。大约与孔子同时代的毕达哥拉斯曾在腓尼基、埃及和巴比伦一带漫游数十年，学习东方的智慧并悟出了许多道理。最后，他漂洋过海来到亚平宁半岛，在那里广收弟子，办起了一个秘密社团，这个社团就成为希腊哲学和数学的摇篮。有意思的是，毕达哥拉斯研究数学是“为了探求”，而“计算”一词的原意则是“摆布石子”。此外，毕达哥拉斯学派还发现了音程之间的整数比例关系，奠定了和声学的基础。
到了雅典时期，更是人才济济。柏拉图出身于显赫家庭，但在他的导师苏格拉底死后，即离开了雅典，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漫游，先后游历了小亚细亚、埃及、昔兰尼（今利比亚）、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返回雅典以后，柏拉图创办了一所颇似现代私立大学的学园，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人才，包括大数学家欧几里得，这所学园居然奇迹般地存在了九百多年。柏拉图死后，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也开始了漫游，回到雅典同样办起了一所学府，取名吕园。
反观孔子，他是春秋时期鲁国人，一直忙于仕途和传道授业。三十多岁时因为国难，才逃到邻近的齐国，两年后返回鲁国。等到了五十五岁，孔子又在备受冷落的情况下离开鲁国。他带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为的是能遇见赏识他的君王，却一路碰壁。直到六十八岁，他才在弟子劝说下回到鲁国。可以说，孔子一辈子脑子里所想的并非远游。幸亏他在追求功名的同时，做了不少学问，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加上战国初期那部辑录孔子及弟子言论的《论语》(1)，他在不经意间奠定了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地位。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交通工具的革新，人们的行动更加自由了。以英语诗人为例，庞德和艾略特从美国断然移居到欧洲，而奥登和迪兰·托马斯则频频从英国抵达美洲。在他们之后，休斯和普拉斯这对异国的金童玉女辗转于大西洋两岸，直到一方拧开一只煤气瓶。而伊丽莎白·毕晓普则不满足于这样平凡的线路，一次次地穿越赤道线去往南美，还把自己的诗集起名《北方，南方》。至于没有语言束缚的艺术家，更是自由自在地放逐自己的身体，被誉为20世纪“西班牙三杰”的毕加索、米罗和达利均在青年时代抵达巴黎。
这一切，当然不是懵懂少年的我所能知晓的。那时我既未读过一首现代诗歌，也未看过一幅现代绘画。我对数学的了解也仅限于中小学的教科书和油印的高辅材料，只知道“半圆上的圆周角是直角”（泰勒斯定理）和直角三角形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叫勾股定理(2)）。甚至，题记里的孔子名言也未曾听到完整版。仔细算起来，我踏上远行之路的那一天，离我写作第一首诗尚有五年零八十八天；而离我跨出国门开始真正的漫游，尚需要又一个十五年的光阴。
3
漫游
我在五色的人海里漫游
林间溪流中飘零的一片草叶
一切都是水，一切都是水
时间自身的船体掉过头来
顺着它蜿蜒的航线而下
一座白柱子的宅第耸立在河岸
斑鸠的飞翔划破了天空的宁静
远处已是一片泛紫色的群山
多年以后，我曾乘火车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漫游。当我来到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湾时，写下了这首诗。的确，无目的地远游到了一个地方，就变成了漫游，那是一件无比美好的事情。在这首诗里，我虽然身处有“民族大熔炉”之称的美国（五色的人海），但流浪的线路却是一条河流（蜿蜒的航线），或许它就是故乡的南官河或东官河，而那座白柱子的宅第意味着什么呢？是曾经的一座旧居，还是通向未来的一个路廊？说实话，连我自己也难以分辨，也无须分辨。
太阳渐渐升了起来，露水很快消退了。秋天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浙东大地，这段如今只需开车三个小时的路途那会儿需要足足开上十二个小时。可我一点都不嫌它长，在抵达三门的高枧之前，这条路恰好是我幼年时随母亲去象山南田看望外婆走过的。虽然相隔了十五年，但道路两侧包括村舍和田野在内的景色没有变化。汽车离开天台以后，翻山越岭来到绍兴的新昌，我们在一座叫拔茅的小镇用午餐。几年以后，我忽然发现一个秘密，假如用两座县城的首字命名这段跨越行署（地区）的省道的话，那应该叫“天新公路”。
不到一刻钟，我们便过了越剧的发祥地——嵊县。下一个县是上虞，那是连接浙江两大名城杭州和宁波之间的通道。“瞧，那是铁轨！”“瞧，那是火车！”我生命中两个迷人的瞬间，竟然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一闪而过。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上虞是南朝诗人谢灵运的出生地，也是东山再起的东晋名相谢安晚年的隐居地。正是对这两位前辈的敬仰，李白青年和壮年时代两次来越（浙）东游历，写下了《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名篇。而天姥山恰好在我适才经过的新昌，从天台绵延至嵊县的边界。
我手绘的上大学路线图
前面就是鲁迅的故乡绍兴了，那是教科书里多次出现过的地名，我的脑海里不由浮现出闰土、祥林嫂和阿Q的名字，而大禹陵、兰亭等古迹则不为那时的我所知。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水乡，一座座石板桥架在湖上。司机开足马力，全速前进。写到这里，我想安插最后一段逸闻，那是有关清代绍兴秀才李慈铭首次进京的故事。
1859年，即达尔文发表进化论、狄更斯出版《双城记》的那一年，二十九岁的李慈铭第一次进京。在李氏死后出版的《越缦堂日记》(3)里，描述了次年英军火烧圆明园的行径，并详细记载了他当年进京的具体行程，摘录如下：二月末出发，一日抵杭州，三日至嘉兴，六日到上海。盘桓约二十天后再度出发，第三日抵苏州，再过十日抵无锡，又过十日抵扬州。接下来，经淮安、渡黄河、过德州，抵京时恰好是五月中。一路上优哉游哉，果然李氏也是后来发力，不惑之年中了举人，而考上进士时，他已经年过半百了。
恍惚之间，我已经跨过钱塘江，那座千年古寺六和塔和《语文》书里提到过的蔡永祥纪念馆在左侧闪过。经过虎跑路，两旁高大整齐的树木映入眼帘，多年以后，我经常驱车路过这里，几乎每次都会忆起当年。再往前，美丽的西子湖近在咫尺。我将在省城停留两天，然后乘坐梦寐以求的火车，经过一连串遐迩闻名的城市——上海、苏州、无锡、南京……跨过长江……那会儿，我对自己的前途漠不关心，压根儿没有考虑过将来，甚至不知道自动控制专业是做什么的。与此同时，过去的岁月也被搁置脑后，我仍然是一名不谙世事的少年，需要磨砺、机缘和奇遇，才能找寻到通向未来的道路。
(1) 159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论语》译成拉丁文，随即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文字，在欧洲广泛传播，孔子也成为在西方最为驰名的中国文化名人。
(2) “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的陈述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1世纪周公与大夫商高的对话中，故称“商高定理”，后来周公后人荣方和学者陈子给出了完整的定理，但毕达哥拉斯独立发现并率先给出了证明。
(3) 李慈铭（1830—1894），晚清学者、作家。他的《越缦堂日记》记载了从咸丰到光绪四十年间朝野见闻和游历等，1920年由其忘年交的同乡蔡元培等助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