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广场

14.广场

我站在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后面,茫然不知所措,周围的人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着我。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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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门前的晒谷场大约有两千平方米,是王林施村最开阔的地方,除了农事需要、放映露天电影以外,也是村民们夏季纳凉的好去处。但是,这片晒谷场恐怕不能被称为广场。在我的头脑里,广场除了是一片开阔地以外,四周还需有一些或现代或古老的建筑,其本身的质地也应该是水泥的或砖头的,而不能是泥土的。

一般来说,广场是公共集会的场所,是政治、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也正因为如此,广场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平时游人如织,人们来此观光或约会。很显然,广场和都市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与乡村无缘。这即便在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因为乡村土地相对充裕,不需要让房子相互毗邻。

需要指出的是,在那些宗教普遍存在的国度,教堂在乡村起到了广场的作用,例如公众集会、婚礼或哀悼仪式。说到哀悼仪式,在未实行火葬的中国乡村,尚没有开辟公共墓地,一个人去世以后,一般与自己已故的亲人毗邻下葬。也就是说,死后他们仍然以家庭为单位,乡邻之间甚至比生前更为疏离。

无论如何,王林施村既没有广场,也没有教堂,这对我的童年来说无疑是一个遗憾。广场是观察人类社会的最佳地点,我甚至认为,这种观察是一个人成长必读的教科书,以至于长大以后我每次出游,总要被广场上的风景和人物所吸引,那里还有自由自在的风。我喜欢要一杯本地产的冰啤酒,连续几个小时坐在广场上无动于衷,有时也会带上一本书、一支笔和一张纸。当然了,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成了广场的一个分子、一处景色。

2009年秋天,即我离开王林施村三十四年后,甬台温高铁建成通车了。铁路线恰好穿过我童年生活的地方,在王林村和王林施村之间设有一个车站,站名就叫台州,大概因为那儿离黄岩和海门都不算远,而那两处地方人口密度大,不易拆迁。虽然我一度怀疑,在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土地资源稀缺的东南沿海,是否有必要建造铁路线(美国的铁路线几乎被废弃便是个教训),但我仍乐意看到,迟来的火车文明如何给故乡人民带来些许精神上的变化。

通车之前我曾想象过,王林将会拥有一个广场,即车站广场。那是我童年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因为那时候村里只有手扶拖拉机,连汽车都不通。可是,这个广场将如何建造呢?这却是一个让我担心的问题,很可能是高楼林立,除了铁道线一侧,另外三面全是商厦和饭店。那样的话,就失去了广场的意义,而变成一个商业点。同样让我无法想象的是,从那一片橘树林里传来汽笛的鸣响是一种什么感觉。

高铁穿越王林乡。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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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最早出现在希腊,称为agora。在古希腊,广场是城市公民从事各种活动的露天聚会场所,通常是在市中心,至少在主要街道经过的地方。广场中央一般耸立着某座纪念碑,四周则围绕着一些庄严的建筑物。据说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广场就分成两类了,一类为古典式,一类为爱奥尼亚式。前者柱廊和其他部分不协调,给人散乱的印象。后者则较为对称,常将柱廊建在长方形的三条边上或围成正方形空间。

广场的用途随着时代而变迁。即使在古典时期,广场已有商业广场和仪式广场之分。在雅典,每个行业各有其特定的区域。贵妇人很少出现在广场上,被控有杀人或其他罪行的男人在未受审以前也不准进入。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作为给某一公民的最高荣誉,可允许他在广场上建墓。喜剧诗人常提到的一种习惯是:自由民不仅到广场上处理事务、进行陪审,而且也去那里闲谈游逛。

20世纪末我游历雅典时,曾到访过两个古老的广场——辛达格玛和奥摩尼亚,前者的意思是“宪法”,后者的意思是“五道口”。此外,我还游历过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罗马的纳沃那广场、巴黎的协和广场、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马德里的大广场、伊斯法罕的皇家大广场等等,当然还有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除了圣彼得广场依然保存肃穆的宗教气氛以外,其余的广场都平民化了,可以说终日被游人占据。在有些国家里,广场甚至失去了个性而成为市中心的一个代名词,例如西班牙每座城市都有哥伦布广场,而哥伦比亚的玻利瓦尔广场也遍布每座城镇。

在我游历过的欧洲广场中,印象最深刻的要数罗马的圆形广场。这个知名度不算特别高的小广场其实并不圆,它得名于一侧万神殿后部的大圆顶。万神殿是罗马最古老的建筑之一,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殿内有意大利第一个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1)和王后的陵墓。虽然这位国王率先统一了亚平宁半岛,但游客最感兴趣的却是画家拉斐尔的墓碑,他于1520年去世时年仅三十七岁。

拉斐尔开创了一种“秀美”的风格,成为后来古典主义者不可企及的典范。他与比他多活几十年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并列,成为文艺复兴的“三杰”之一。在我看来,即便最伟大的政治人物也不适宜于在广场建墓,因为人们更愿意与艺术家或科学家相处,而大人物的墓应该远离市井,就像他们活着时那样。多年以后,我游历巴黎时发现,那里以数学家命名的广场和街道数不胜数。

20世纪以来,由于城市地价的迅速攀升,不会再建设奢侈的大广场了。更有甚者,有些广场其实只是一个十字路口,例如伦敦的莱斯特广场、纽约的时报广场。这类广场虽然知名度很高,却局促得可怜,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它才成为举世瞩目的地方。例如时报广场,每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一个闪闪发光的巨型球体从摩天大楼顶上坠落,簇拥在附近街道上的百万民众齐声呐喊,人们才明白它为什么那么有名。

除了庆典和观光以外,广场还被用作惩罚警示。在欧洲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审判和行刑都是在广场上举行的。1431年,法国的民族英雄少女贞德在鲁昂广场被处以火刑,罪名居然是女扮男装、蛊惑人心。而实际上,正是不到二十岁的贞德率兵把英国军队赶出了法国领土,她是结束英法“百年战争”的首席功臣。

1600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因为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被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三十三年以后,他的同胞物理学家伽利略也因为支持“日心说”,受到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幸好他还比较灵活,避免了灭顶之灾。四年以后,法国人笛卡尔出版革命性的著作《几何学》时,也以此为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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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中国,广场曾陷入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天安门广场,“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那里八次接见红卫兵。当然,广场也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或曰痛楚的记忆。之所以要说“痛楚的记忆”,是因为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并没有亲身遭受苦难,而只是目睹自己的亲人遭受苦难,且因为年代久远,记忆变得模糊不清,多年以后,通过当时在场长辈的提醒,我才慢慢地忆起往事。

如此看来,我就是那种踩在悬崖边不知危险的人,那可能是单亲家庭抚养大的孩子的特性。现在,我就来说说我在广场上的遭遇。那时候我还在委羽山,每逢暑假,教师们都要集中到黄岩县城开会,不是提高业务,而是所谓的政治学习,无非是毛主席语录、中央和各级政府的红头文件。教师们不会被安排住旅馆,而是住在县城某所中学的大教室里,自带蚊帐、被褥和碗筷,几张高低不平的课桌拼成床铺。

因为无人可以托管,母亲每次只好带着我去城里开会,我经常是女教师宿舍里唯一的男性。不过,那时候的蚊帐大多不怎么透明,加上我年纪小情窦未开,因此没觉得有什么难为情。要是同样年纪的女孩,和父亲一起住男教师宿舍的话,那就可能比较尴尬了。

1970年夏天,也是未名去东北插队落户后的第一个夏天,我跟着母亲到黄岩县城参加政治学习。一天中午,母亲突然流泪把我托付给另一位老师。原来,当天上午,教育局召开了全体教师参加的紧急会议,有人在厕所里发现了印有毛主席像的学习资料。一位领导厉声问:“哪位老师把毛主席像当擦手纸了?请自觉交代!”

母亲听到后,下意识地感觉到这件事可能是她干的,因为被我用来折叠“纸子弹”遗留下来的一张学习资料里有毛主席像。说到“纸子弹”,它是用橡皮筋或弹弓来发射的,可谓是纸枪。这是男孩子们玩的一种游戏,被射中了会非常疼,可我从来没用它射过人。想到尽人皆知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母亲连忙站起来承认了。

折叠“纸子弹”的步骤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政策是特殊时期的产物。1998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个基本的法治理念是: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也就是说,是否主动认罪(自首除外)应与量刑无关。这项政策也与著名的“米兰达告诫”(3)(Miranda Warning)相对立,巧合的是,后者的缘起恰逢我的出生。

从那天起,那年暑假的政治学习便掉转了方向,改为专门批斗我母亲。教育局领导或许为此感到庆幸,他们终于从教师队伍里揪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4),这也算是他们取得的一项革命成果吧。针对我母亲的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共有二十余次。有一天下午,批斗会在黄岩县城主要的十字路口举行,也就是青年路和劳动路的交界处,论面积不小于纽约的时报广场。记得路口西南角有一座八层楼的塔楼,是当年全城的最高建筑物,也是消防队的观察哨,值班的警卫可以居高俯瞰。

因为这次批斗大会,县城的交通几乎陷于瘫痪,全县教师都聚集在那里,包括被母亲托付照顾我的那位老师,我因此也不得不来到现场站在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后面,茫然不知所措,周围的人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着我。他们有的是我的老师,而更多的老师和市民与我素不相识。

幸运的是,母亲平日里别无所求,没有一个冤家。更主要的是,她不是一个善于思考或反对毛主席的人。她低着头,平静地站在主席台上,接受大家的轮流批判,那都是领导事先安排好的。没有人殴打或辱骂母亲,整个批斗大会井然有序,只有大会结束时有人领头喊起“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大家才跟着吆喝了几声。

已被拆毁的黄岩老钟楼,曾是县城的地标

写到这里,我想插一段故事。记得王林施村有一家四兄弟,从大到小分别叫定中、定华、泽民、爱国,老三泽民是我的同班同学。有一天,一位老师发现,他们四兄弟最后一个字连在一起就是“中华民国”。这还了得,一查,起名的是爷爷,于是,这个“妄图复辟”的“反动”地主被游行批斗,他的孙子们也被勒令改名。

说起黄岩街头十字路口的那场批斗会,后来教我初中数学的陈老师当时也在场。多年以后,当她主动和我谈起这件往事时,我问及自己的表现,她回答说并没有看见我流泪,但大家都觉得我非常可怜。现在回想起来,我母亲不简单,她是一个十分坚强的女性。也是在“文革”期间,“黄中”一位师母的前夫,因为误将一滴红墨水滴在报纸上毛主席像的脸部,吓得上吊自尽了。仿佛古代宫廷里的嫔妃,因施展厌胜之术(5)败露而不寒而栗。


(1) 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1820—1878),意大利统一后的第一任国王(1861—1878),绰号“祖国之父”。生于撒丁岛,原为撒丁国王。

(2) 伽利略在表白书里表示“诅咒并痛恨自己的过错”,因而只被判监禁,实施时又改为软禁。笛卡尔将《几何学》以其哲学著作《方法论》附录的形式发表,避免了引人瞩目而招来不测。

(3) 指美国警察抓捕时需告诫犯罪嫌疑人说的话,首句即“你有权保持沉默”。1963年3月3日,亚利桑那青年米兰达涉嫌强奸少女,被捕获刑后上诉最高法院称被迫招供,高院由此颁布了“米兰达告诫”。

(4) “现行反革命”与“历史反革命”相对应,其差别在于从事反革命行动或言论的时间是在1949年之后与之前。

(5) 厌胜,音同压胜,指古代方士的一种巫术,谓能以诅咒制伏人或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