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迁移

蔡国存在了六百多年，于公元前447年被楚国所灭，其公民四处逃散，多以国名为姓氏。

——题记

1

1970年初夏，刚过十七岁生日的未名离开了委羽山，次日一早，他在黄岩县城坐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专车去杭州，从那里再搭乘火车和汽车辗转到达松花江畔黑龙江省方正县朝阳公社（现德善村）富裕生产大队插队落户。这不是未名第一次去省城，“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那个冬天，只读了一年中学的他就和同学“串联”到了西子湖畔。

可是，就在未名准备继续北上，去首都觐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时，却遭到一位同学父亲的老战友的质疑和训斥，因为他的学生证上写着家庭成分——地主。显而易见，那位老革命不能容忍未名和他战友的儿子享受同等的待遇。虽然此前未名被迫与“右派”父亲划清界限，但家庭出身如同肤色一样是不能改变的。性格刚烈的未名为此郁闷不已，掉头回到了故乡。

其实，那位老革命并非杭州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未名也只是陪同学去看他。况且，那时大串联的学生除了进京朝拜以外，还有许多可以选择的目的地，邻近的就有江西的南昌、瑞金和井冈山，浙江的嘉兴南湖，上海的中共一大旧址，南京的雨花台、中山陵和即将落成的长江大桥，等等。如果少年未名冷静和理智一些，就不会错过这一难得的免费旅行机会。

这方面我们哥儿俩性格有别。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我初次出访归来，上海虹桥机场的海关工作人员要求我去旁边的医务室进行HIV检测（这类侵犯人权的做法后来取消了），而前后几位高鼻梁或持绿卡的旅客却一并放行。愤慨之余，我观察到旁边还有一支（总共两支）通过海关的队伍，便悄悄绕到后面重新排了一次队，结果这回没有被要求检测。

未名和我虽说是同胞兄弟，却从小不在一起生活，因为我一生下来，他就到了父亲那里，这就像扳机和子弹的关系一样。他倔强的个性无疑是在长期的父子对峙中形成的。不过，那时候我们兄弟之间也不乏亲情。有一件事在我的记忆深处保留了下来。一次，我们从县城步行回委羽山，那是一条石板铺成的小路。每当我说走不动了，未名便用右手拉着我的左手，将我拽到前方，等到他赶上并超过以后，再拽。

成年以后我才明白，这类周而复始的运动方式是每个儿童所喜爱的，当我把它用在自己的女儿们身上时，效果同样显著。而聪敏的母亲也自有妙招，她把石板比喻成黄岩的特产——馍士（一种糯米做的年糕），谁先踩上就相当于吃掉一块，结果就有了母子间的虚拟吃馍士竞赛。这样既加快了速度，又练习了数数。

未名留给我的记忆还有他在澄中操场打篮球时汗流浃背的形象，以及他出发远行去支边那天早晨我醒来时的空虚，那时候谁都不知道他是否有归期。头天晚上，不懂事的我还嚷嚷着说巴不得他早走，声称以后再也没人和我争抢好吃的东西了。

正因为串联遇阻，未名终生不喜欢旅行。虽然他后来进了中文系并熟读西方文学经典和现代派作品，能把许多外国电影对白倒背如流（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保持写作的欲望和实践），并拥有一笔相当可观的固定收入，却不愿迈出国门一步。对此他自己有一种轻描淡写的解释，因为不会任何外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未名最后定居的城市竟然是他少年时的伤心之地—杭州，并在那里饶有滋味地生活着。

2

未名去东北插队的第二年，我和母亲也永远离开了委羽山。母亲被调往黄岩城东北方向十公里处的王林乡（公社），在一个叫王林施的小村庄（生产大队）做了一名小学教员。关于那次工作调动的原因非常简单，它甚至与父亲的政治遭遇无关，只因为母亲不小心，把我“折子弹”留下的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纸当成了卫生纸。有关此事的详情细节，我将在后面的《广场》一文里描述。

王林施村在那条一百多米宽的永宁江边，从那里坐船往下游走上二十多公里便可以到达东海。对于年仅八岁的我来说，这样的迁移即便不包括从出生地黄岩县城到婴儿时代居留的院桥镇，也已经是第三次了，而且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新岙（山头舟）让我呼吸到田野和牧场的气息，委羽山让我得以亲近树木和山林，而王林施则让我听见大海的呼吸和跳动。

古往今来，民族的迁移推进了历史的发展。古代巴尔干半岛南端的人民往地中海四周的扩散成就了古典希腊的辉煌，伊比利亚人、不列颠人和其他西欧国家的一部分人则渡过大西洋到达了美洲，揭开了我们这颗星球上最后一层神秘的面纱。而美国之所以在20世纪超越欧洲诸强并长期充当世界的霸主，主要是因为它的公民大多是喜好迁移的人的后裔。

虽说美国的人口仅有中国的五分之一，其姓氏却比我们多得多，中国号称有百家姓，但美国人的祖先所在的国度就逾百个。只要每个国家贡献十个姓氏，那就不得了。相比之下，他们的名字非常简单，常用的男性和女性名字分别只有五百和八百来个。

我查阅过祖先的文献，知道蔡姓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出自姞姓，居住在燕地（今河北北部）。其二出自姬姓，为商朝末年诸侯之长周文王的后裔，居住在陕西岐山。姬姓和姞姓均属于黄帝的十二个支裔。文王姓姬，名昌，其子武王叫姬发。武王灭商后，建立了周朝，封其五弟叔度于蔡，即今天的河南上蔡⁽¹⁾，京广铁路线东侧。

2015年夏天，在河南诗人森子和本家冬喜的陪同下，我驾车探访了隶属驻马店市的上蔡县。祭拜了三千多年前的两位始祖——叔度和他的长子蔡仲之墓和石像，后者是蔡国的第二任国君。我了解到，曾为五百多年蔡国国都的上蔡如今仅有三千余人姓蔡。春秋时，因受楚国的逼迫，蔡姓的祖先们多次迁移。先南迁新蔡，后东迁州来（今安徽凤台，也称“下蔡”）。

据《史记》记载，州来是孔子周游列国抵达的最远的地方。蔡国（历二十三代、二十四君）存在了六百多年后，于公元前447年被楚国所灭，其公民四处逃散，主要流落于楚、秦、晋、齐等地，多以国名为姓氏。君主及部分贵族被迁至湖南常德，史称“高蔡”，直到公元前223年，同楚国一起灭于秦国。如今，上新下高四蔡均有蔡侯墓地发现，大多没有开发。而姬姓到了唐朝也改为周姓，为避讳唐玄宗李隆基名字的发音。后来虽有人恢复祖姓，但属少数，名流中有前副总理兼外长姬鹏飞。

迁移或迁徙本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中国已经加入）第十三条第一款写道：“人人在各国境内自由迁徙和居住。”可是在中国，严格管理的户籍制度由来已久，那本是封建体制下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其创始人是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秦国的政治家商鞅，他变法的内容还有：统一度量衡制、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奖励耕作、承认土地私有并准许买卖。

可惜好景不长，在任用他的秦孝公死后，商鞅即遭厄运，竟然戏剧性地成为一名“盲流”，在逃亡过程中落入自己发明的圈套。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全国无人敢收留这位老大臣，他在惊慌失措中被杀，死后遭“车裂之刑”。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自己的发明害死的人。

多年以后，我造访了温岭老家的蔡家祠堂，从远房堂兄那里获赠一份家谱，才了解到南迁浙江的先祖叫蔡谟⁽²⁾。他本是东晋名臣，五朝元老，能征善战，是对抗北方军事入侵的主要人物，又以雅儒著称，留下许多逸事。蔡谟学识渊博，且精通医术，有文集十七卷（一说十卷），成语“寄颜无所”⁽³⁾即由他而来。同朝大臣、皇后乃至后辈书法家王献之、唐朝名相房玄龄等均对他有很高评价，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名著《夜航船》多处记叙了蔡谟的逸事。

蔡谟是东晋第四任皇帝司马岳（晋康帝）的老师，因而成为辅政大臣。穆帝司马聃继位时年仅两岁，蔡谟等上奏请求褚太后临朝摄政，他也被留任辅政并领司徒。后被正式拜为侍中、司徒时，蔡谟以年事已高为由，在三年内执意推辞不就任，结果被贬为庶民，差点丢了性命。

在《二十四史·晋书》里，《蔡谟传》位于七十七卷列传第四十七（谢安第四十九、王羲之第五十）。史书记载蔡谟被贬后，便闭门不出，以教授弟子度过余生。但近年有人在黄岩西部平田乡与茅畲乡交界处的鸟山水库附近发现了蔡谟墓，我的家谱里也记载了他后来投奔（用堂兄的话讲是怕皇帝加罪）时任永嘉（今温州）太守的长子蔡邵之事。

一日，风和日丽，蔡谟在家人陪同下，从永嘉北上游览雁荡，进而到达平田乡。他们被那里的自然风光吸引，遂盖房种田住下来。至于子孙迁居温岭和泉州，那是后来的事。为何他们不走今日的通衢大路？这是因为那时黄岩尚未设县，黄岩和永嘉同属临海郡，且今天的乐清温岭等沿海一带仍是海涂，又有灵江和永宁江等河流阻隔（愈往下游河道愈宽），自然没有大路可走。

相比之下，黄岩西部的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即使到了民国时期，仍有所谓的黄永（嘉）捷径，需穿越今天的宁溪街。直到20世纪60年代，北洋镇潮济村仍是东海潮水抵达之处，也是永宁江水路客运的起点，那里离我第一次上学的新岙村仅有三四公里之遥。潮济老街系民国初年大火后重建，迄今已有百年历史，2012年成为浙江省首批四十座历史文化名村之一，位居台州五村之首。

如今，与平田乡邻接的上垟乡象岙村和茅畲乡鸟山村仍有许多蔡姓人家。值得一提的是，上垟乡前岸村的山下周是民国著名法学家、教育家周炳琳的出生地。“五四运动”时期他就读于北大，是从北平去南京面见孙中山的四位学生领袖之一，后留学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前面（《出生》）提及的经济学家张友仁教授，便是周先生的外甥。

3

相比之下，我们母子俩的那次迁移既不属于有组织的集体行为，也非商鞅或先祖蔡谟那样的逃（避）难，毕竟生命安全未受到威胁。实际上，我们的迁移更像是一次搬家。说起搬家，如今居住在城里的人乔迁一般会找专业的搬家公司，各种木质家具和电器、日用品、书籍往往要塞满好几辆卡车，以至于耗费的纸板箱和绳索就达几十公斤重。

可是，在我的印象里，我们的第一次搬家却轻松自如，全部工具只有一辆两轮手推车。母亲雇了委羽山村的一位农民伯伯。后来我在印度看到过一种四轮手推车，相比之下，我们的祖先更为节俭。那时候澄江中学已经开学，本应该有一些老师和学生来相送，但既然发生了“肖像事件”，我的记忆也变得模糊不清。

同样，那次搬家的准确时间我也记不起来了，有可能是在阳春三月。在我的记忆里，那天早晨有着淡淡的雾气，农民伯伯在前面拉着车，母亲在后面帮着推。我呢，有时坐在车上，有时跳下来助推一把，尤其是在过河上桥的时候。路旁的麦田绿油油的，间或可见锄地的农民和金黄的油菜花，倘若表现在油画或电影里一定很美。

车上的行李少得可怜，一只笨拙的樟木箱是外婆给母亲的嫁妆，球形的小锁至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回忆起来。还有两只不大不小的行李包，一只陶瓷的脸盆套在尼龙网里，里面盛放着牙具、饭盒和碗筷。这样的设想是有根据的，因为许多年以后，母亲的全部家当也仅此而已。我们在澄江中学的时候，一切木头的家当，包括床和桌椅都是公家的。

那次迁移需要穿越黄岩县城，我们走向县城，又离开了县城，从乡村来，去到更远的乡村。说起黄岩县城，那时候的主要街道只有两条，也就是南北向的劳动路和东西向的青年路，它们就像一个十字架，顶上是那条弯弯曲曲的永宁江。从青年路一直向东，就是故乡唯一堪称公园的地方——九峰，因为它坐落在一座拥有九座山峰的方山脚下，确切地说那是个山岙。只是相比山的高度来说，那座公园的面积实在太狭小了，我每次走近它都有阴森森的感觉。

事实上，公园附近的居民每天早上十点以前是看不见太阳的。记忆里母亲从未带我去过那个公园，这一次更不会了。顺便提一句，九峰与前文提及的括苍山、委羽山和翠屏山是黄岩的四大名山，公园里还有一座七层八面的瑞隆感应塔⁽⁴⁾。过了城关以后，我们走上一条较为宽阔的石子马路。这条马路通向县城以外最主要的城镇——海门，如今已被扩建成为省道。可是，走不了五六里地，我们就离开了大马路，向北进入到一条宽度不足两米的泥路。这条泥路笔直地向前延伸，几乎见不到一个行人。

我长大之后，才从一幅比例尺较小的地图上发现，那条路通向一个叫王林洋的村庄。这个村庄三面被永宁江水包围，整个村子的形状犹如一只牛轭，也就是“∩”形。这一点并不稀罕，从同一幅地图上我还发现，永宁江在黄岩县城附近居然拐了八个“∩”弯或“U”弯。走啊走，我们来到了一个渡口，但不是在牛轭的顶端，而是到了右侧那条线段的某一个地方，一条湍急的混浊不堪的水流拦住了去路，那可能是永宁江最宽的地方。

“对岸那个村子就是我们的新家。”和我一样从未去过那里的母亲打听了一位渔民以后告诉我说。那会儿正值中午时分，暖暖的阳光从天空笔直照射下来。走了那么多路，我不仅已经出汗，肚子也早就饿了。我用右手搭起一个凉棚，眺望江的对岸，没有任何小山或高地，只有一片低矮的橘树林。

看到我的眼神里有些迷惘，母亲安慰说：“等到了秋天，那里有吃不完的橘子。”这句话果然被她说中了，童年时期我吃过的橘子几乎就是我享用过的全部水果。但我也记得委羽山的一幕，自己曾贪婪地盯着小伙伴程功一口气咬完一个清脆的红苹果。很快，我们发现江边有一个小码头，一艘手摇渡轮正从下游悄悄靠近。那会儿我刚满七岁，一段新的人生经历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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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蔡县和新蔡县现均隶属河南驻马店市，凤台隶属安徽淮南市。

(2) 蔡谟（281—356），字道明，陈留考城（开封民权）人，其曾祖蔡睦是东汉文学家蔡邕之孙、蔡文姬之侄。蔡谟曾任征北将军、扬州刺史、光禄大夫等职，为晋康帝和晋穆帝的辅政大臣。

(3) 寄颜无所，出自《晋书·蔡谟传》。东晋司徒大多由皇族司马氏担任，可朝廷却破例让蔡谟做了四年司徒，晚年他多次称病力辞，并在给皇帝信中说自己才德有限，有愧朝廷厚爱，故“惶惧战灼，寄颜无所”。意思是说脸面没有地方放，无地自容。

(4) 瑞隆感应塔，建于五代吴越国的963年，比同属砖塔的杭州雷峰塔略早，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