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母亲

母亲也有自得其乐的时候，那便是写信和读信。即使到了晚年，她通信的对象仍有几十位。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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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终于要提笔，单独写写母亲了，虽说前面的每篇文字里，她都是必然出场的人物。母亲给了我们每个人生命，那是谁都无法选择的。对我个人而言，母亲的特殊意义在于，我生命最初的十四年，都是和她老人家一起度过的。而且，只有母子俩在一起生活。那以后，直到她老人家以八十四岁高龄谢世，除了我出国和女儿处于哺乳期以外，我们或者在寒暑假，或者在周末得以相聚。或许是因为太过熟悉了，我在写她时并不觉得特别容易。相反，因为可以选择的素材太多，反而增加了难度。

我母亲姓谭，名玉珍，其中“玉”字是她们五姐妹共有的。我对母亲年轻时的样子一无所知，如果不是留下几张模糊的黑白照片，我甚至无法想象了。因为我一闭上眼睛，出现在脑海里的便是她晚年的形象。那双因为双耳失聪、行动迟缓而多疑的眼睛，在看见小孙女的那一刻突然充满了喜悦。

母亲年轻时穿过花衣裳吗？她是否梳过长辫子留过披肩发？是否喜欢与同事一起逛商店？是否像四姨一样吸引男人的目光？这些我都无法知晓了。我唯一有所耳闻的是她早年和同在院桥中学任教的二伯父显理关系比较亲近，但那是不可信的传闻。不过在江口中学，有一年春节期间，一位革委会成员向母亲献殷勤，却是我亲眼所见，那时她已经年过半百了。

二伯一直在院桥中学教书，直到退休以后，才被聘请到宁波师院（现宁波大学）外语系任教。五年以后他回到象山定塘，在做木工的堂兄凌森家安度晚年，不幸于1985年正月与父亲一样患胃癌去世，享年七十岁。虽说抗战期间在浙大读书的伯父曾被国民党政府借用充当美国军事顾问的翻译，但由于他对政治不感兴趣，相对平稳地度过了一生，仅在60年代被短暂下放至黄岩最西端的大寺基林场。我和二伯父的唯一一次见面是在“文革”后期，他出差黄岩时在他下榻的小旅店里，那次见面我很兴奋却已淡忘。

由于受教育程度和生活年代的限制，母亲对我们的党尤其是毛主席有着绝对的信任，即便发生了“肖像事件”，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以后，也没能有丝毫的改变。母亲一辈子都没交过入党申请书，那是因为她觉得，她离党员的标准距离太远。除了党的干部以外，母亲最相信的便是科学家，尤其像我的导师潘承洞先生那样德高望重、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或报纸上的院士。母亲晚年的卧室墙壁上挂着另一位院士王元先生⁽¹⁾和两个孙女的合影，那是我用激光彩印机打出来的。

由于我小时候没有接触父亲或其他长辈，母亲对我有着压倒一切的影响力。举例来说，母亲一辈子省吃俭用，这一特点我基本上继承下来了；她让我尽量少吃零嘴，我对女儿也有类似的要求。又比如，在待人接物方面，我也像母亲那样，不愿意巴结权贵，不愿意妥协，喜欢打抱不平，甚至疾恶如仇。这样一来，我和母亲都领导不了别人。

另一方面，母亲心胸开阔，心地善良，乐意帮助别人，这方面我做得不如她好。说实话，我比母亲苛刻，且自视甚高，主张每个人应独立自强。这一点与母亲一直以我为傲不无关系，那也是她人生的一大支柱。我的好处也显而易见，知识面宽广，想象力丰富，同时勤奋努力，知错即改。这最后两条，也是母亲遗传给我的优点。

我读研究生期间，看到过这样一段话：“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就是能够确认自己遇到的问题是自己的事，而不归咎于母亲、环境、生态或政府，也了解命运系由自己控制之时。”我将其与大文豪歌德等的名言一起抄写在记事本上，它们几乎成了我的人生格言或座右铭。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母亲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需要在内心里予以抗拒并获得理论上的支持。因此当我看到这段文字，感觉如获至宝。顺便说一下，这段话出自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英国医生埃利斯⁽²⁾之口。

2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的年龄似乎不是逐年增加，而是突然产生了一个小小的飞跃，变成了外婆或奶奶。本来，母亲和我年纪相差整整四十岁，足可以相隔两代了，伴随着女性更年期的到来，更加大了这一差距。但是，母亲自己却不这么认为，相反，她不止一次颇为得意地和人说起，她把比她小五十七岁的孙子，也就是未名的儿子，当成自己的最后一个儿子来抚养。虽然如此，当母亲发怒或哭泣时，我会拍拍她的肩膀，把她当成一个返老还童的小孩哄着。那个时候，任何争执都会烟消云散，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之间的血缘关系，比婚姻关系更为牢靠。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不怎么爱读书，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政治经济。这一方面是因为她小时失学，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多年受“左”倾思想的熏陶。母亲晚年从来没有从我的诗歌、散文里获得快乐，甚至那些装帧美丽封面印有我名字的中国或外国书籍也无法愉悦她。让她骄傲的唯有我的学识，确切地说是博士的学位和教授的头衔。

因为一生大部分时光寂寞孤独、精神虚空，母亲也不爱看电影，想必她无法容忍其中的浪漫镜头。电视剧相对来说好一些，不会过分渲染亲昵的场景，但她主要还是看天气预报和越剧。越剧可以说是悲情的艺术，这与她的诞生地有着充沛的雨水不无关系。母亲爱看报纸，但主要关心卫生保健栏目，这几乎成为一种灾难，她晚年的饮食严格按照报上的医嘱。比如说，因为痛风，母亲绝对不吃海鲜，哪怕一只小虾。嘌呤的概念深深刻在她的脑海里，她甚至对某些蔬菜和水果也有忌讳。

当然，母亲也有自得其乐的时候，那便是写信和读信，即便到了晚年，她通信的对象仍有几十位，且年龄跨度极大。从退休的高级领导干部到年轻的母亲，从与之同龄的侄儿到四姨的小孙女。在我看来，通信这个习惯或爱好多少推迟了她的衰老。母亲的思维清晰，绝不会把孙辈搞混，这一点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四姨所不及的。

母亲没给我留下任何物质遗产，却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便是坚毅。她一生从事过的行业与我们居住过的村庄一样多，而以她小学四年的学历，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她在政治生活尤其是个人情感上所遭遇到的挫折，足以摧毁一个人意志的最后防线，但她依然挺了过来。更值得她欣慰的是，她的坚毅也保护我安然并健康地度过前半生。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坚毅是多么重要。我的堂兄光宇是我母亲晚年的通信对象之一，他只比我母亲小一轮，是个性格文弱的书生，他和我母亲一样经历了“文革”的苦难岁月，一个人把儿子丹青抚养大。高中毕业以后，比我小两岁的丹青（算起来是我的侄辈）考入了浙江（农业）大学。毕业后他返回台州（临海）工作，没想到的是，几年以后他突然精神错乱了，余生需要老父来照顾。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他童年的孤独症（敏文也一样）延后爆发所致。

3

母亲出生在民国十二年（1923），她在国民党统治下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但似乎没有留下那个年代的痕迹或烙印。这一点至少说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宣传和影响力比较薄弱。解放以后，尤其是在“文革”期间，虽然经历了种种不幸和磨难，母亲的政治信仰仍未有任何改变。她的身体一直比较健康，没有任何致命的疾病，甚至高血压等常见的老年病也没有降临到她身上。她的精神状态也不错，没有因为长年的孤独而郁郁寡欢。

可是，当母亲步入晚年尤其是暮年时，仍有一种无形的东西阻碍她获得宁静和幸福。母亲本可以在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安度晚年，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享儿孙的福”，但却没有。相反，由于未名和我的生活安排停当，无须她照料以后，她那颗紧张操劳了几十年的心突然松弛下来，开始回忆青年和中年时代所领受的种种寂寞和苦难，加上新环境带来的不利因素，她有了新的不安和焦虑，此时，她从前的坚毅已经消退。

即便是难得坐在西子湖畔的长椅上，她也没有心情欣赏风景，而只是忙顾着与孙儿们说话。可以这么说，母亲一生都未获得真正的幸福，在她双耳完全失聪之后，更是喜欢大声地质疑、批评和抱怨。只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卧病已久的她才突然沉默了（可是眼睛仍如往常地盯着周围），这反而让我们吃了一惊。以至于最后，我们可以比较冷静地面对她的疾病和死亡。

我一直认为，母亲临终前的突然缄默是她老人家给予我们的最后安慰，她没有把更多的精神负担留给我们。在一首冠名《枯萎》的诗歌里，我用一种平静的语调，描绘了她肉体的衰败：

淡紫色的花朵
开放在她的小腿上
在她敞开的胸口
和背面的股部

这首诗写于2006年秋天我在枫叶王国加拿大的一次短促而难忘的旅途。尽管母亲既不理解也不赞赏我对诗歌和文学的喜爱，毕竟也不曾反对过，我期盼着她能在天堂读懂我的诗句。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获得灵感，把我和母亲的一个共同记忆描绘出来。这个记忆是：在王林施村的那些个漫长的夏日，没有电扇、冰箱、空调或热水器，偶尔从门外的晒谷场上，会有一股凉爽惬意的风吹进，当地的人们把它叫穿堂风……

虽说母亲学识不高，对西方世界的历史和现状了解甚少，但她对那些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国家仍保持敬意。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每次告诉她我要出游了她总是十分开心，要我在小黑板上写下要去的国家名字，那本是她和孙女们交流思想或做数学练习的媒介。而每次我离开中国后，她都会写信告诉她的笔友，那块小黑板上的地名会原封不动地被她抄录在信函里。后来我发现，在我到访过的国家和城市中，法国和巴黎是最让她感兴趣的。但每次我回国去看望她，却从不加以询问。

20世纪末，在母亲的听力尚未完全消失之前，我曾在巴黎街头给她打过电话。可能因为距离的遥远，她在话筒前面使出很大的力气，仿佛只有这样我才能听见。其实，做过广播员的母亲完全不必如此，即便到了暮年，她的吐词依然清晰，嗓音依然洪亮。在写作《枯萎》和母亲走后的第二年夏天，我又一次来到巴黎，这回我无法再给她老人家打电话了。可是，我却在夏尔·戴高乐机场的候机厅里捕捉到了灵感，写了一首悼念母亲的诗，题目只有一个字：门。

门

世界有两扇门
一扇为你敞开
另一扇已经合拢

我只能站在门外
想象你的面容
你的呼吸和嗓音
是否变得匀称了
你的心灵和梦
是否已获得宁静
如果你睁开双眼
你将会看见绿色
看见我来到巴黎
从前我曾在这里
在一座电话亭里
听到你爽朗的笑声

2007，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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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元（1930— ）、潘承洞（1934—1997），数学家，曾因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与陈景润（1933—1996）合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2）。

(2) 哈维洛克·埃利斯（1859—1939），英国医生兼散文家，他的七卷本巨著《性心理学研究》被认为是人类性行为的第一部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