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温州
5．温州
那时我做梦也没想过要去杭州游览西湖美景，温州这个地名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幸福。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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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黄岩樊川小学念书的那两年正值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美国人阿姆斯特朗率先登上了月球（随后中国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二是中苏在黑龙江（阿穆尔河）上的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同样，我的家庭里也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哥哥未名支边去了东北，二是温州的小姨父病故。
小姨父原是温州公路运输段的一名机关干部，家庭成分是工人，凭借这个关系，小姨得以在瓯江的码头上做临时装卸工。在外婆亲生的四个儿女中，小姨家的经济条件最差，其子女却最多（一男三女）。不幸的是，姨父刚过四十岁，便得了癌症去世，留下没有正式工作的小姨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自那以后，母亲和江苏的四姨每月都要从有限的工资里省出五元十元的寄给小姨。
不过，对小姨帮助最大的要数在香港招商局（其总部在如今摩天大楼林立的上环仍清晰可辨）做远洋轮船船长的小舅，他间或从海外汇来港币或寄食物包裹到温州。外婆去世以后，他就把对故乡和母亲的思念转移到三个妹妹身上。我后来想过，亏得小姨父的工人阶级出身，否则海外关系这顶帽子就让小姨吃不消，包裹和港币也要被没收。我母亲和四姨就受到了冲击，这种影响也波及四姨父和未名。
小姨父去世前后，我曾多次随母亲去温州探望小姨。那是我童年时代最远的旅行了，途中的劳顿非今天可以想象。首先，起程就是一桩艰难的事儿，无论我们住在城南的委羽山，还是后来迁到城北的王林施村，我们都需要在头一天步行到黄岩县城，入住车站附近的小旅店。这不仅仅因为路远，更因为黎明前走过田野不安全。
为了节省开支，我和母亲只能挤在一张小床上，不是那种有浴室的标准间，而是有四到六张床的普通客房。同室的大多是从偏僻的山区来乘车或中转的村妇，行囊中不乏鸡鸭等家禽。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能和她们攀扯上话题。那情景颇有点像多年以后我周游世界时下榻的青年旅店，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相互交谈，有时甚至男女混住。每天凌晨，总有旅人提着行李悄然告别，去往下一个目的地。无论我们是否留过联系方式，都绝少有再见的可能性。
其实，从黄岩到温州的直线距离只有一百多公里，可是，早晨六点钟就要发车。因为那时的浙东南有许多盘山公路，途中还需坐两次轮渡，分别在乐清的清江湾和瓯江。后面那次摆渡需一个多小时，轮船要绕过一座岛屿，它的名字“七里”说明了长度。值得一提的是，那会儿母亲和多数中国人一样没有手表，却根本不用担心误点，因为天刚蒙蒙亮，车站四周的小贩们就开始吆喝了，以卖橘子的农民和小吃摊主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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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央集权的管治模式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统治实践上都占据主导地位。无论哪个朝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能迅速掌握各地信息，以文治武功、威慑怀柔等手段有效地征服不同地方的政治势力，使之归于一统管辖之内。
可是，这种总体上的统一性并不排斥在局部范围内会出现无法或难于归类的情况，比如西南边陲的某个地方。而在沿海一带，温州也可划入这一例外之中，这与地理、气候、语言等环境因素直接相关。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不仅远离中原腹地，也远离本省的政治、文化中心—杭州。
不仅如此，温州这座城市被山海河川包围，即使到邻近市县也要翻山越岭，这使它处于相对隔绝的境地，容易免受外界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温州是靠近台湾海峡的海防前线。凡此种种使中央确信，温州不可能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事实上，那时国家对温州的投入不足全省的二十分之一，省长在五年任期内甚至可以不去温州。这不仅助长了温州人的自治才能，也为后来民营经济的兴起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讲，温州的这种格局类似于美利坚合众国开国初期。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1)在其著名的《美国人》三部曲中谈到，美国是先有社会（民间）再有政府，先有地方政府（州政府）再有中央政府（联邦政府）。只不过，温州的民间自治与美国早期的民间自治存在形态上的差异，后者是纯粹的民间自治，没有任何哪怕只是名义上的政府存在。尽管如此，这种民间自治还是为温州后来率先走上一条与主流经济发展模式不尽相同的道路提供了可能性。
当然，这类抽象的政治概念是成年以后我才了解或领会到的。温州留给我最初的人文记忆是：方言十分独特，非温州人不能听懂。表妹们教过我不少温州话，但今天我只记得十以内的阿拉伯数字的发音。这与岭南的粤语境况相似，成为使温州人相互认同，并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文化密码，也为温州人独闯天下创造了条件。尤其在海外，温州人也很容易形成自己的组织。
这一点，不由让人想起操希伯来语的犹太人，他们同样以经商和聚财能力闻名于世。20世纪80年代初，当人们仍在为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温州人率先与“主流”分道扬镳，走上“大逆不道”的发展道路。而在文化和科学领域，温州人虽不及犹太人那样登峰造极，却也出过不少优秀人才（尤以数学方面最为突出）。
作为小型工商业和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温州人向来不甚尚武。抗战时期，日军以一个排的兵力占领温州而未遭抵御；再后来，解放军进城更是没费一颗子弹。可是在“文革”期间，温州却是武斗最激烈的地方之一。究其原因，可能是与在京城读书的几个红卫兵有关，他们回家乡煽风点火，造反派趁机成立“革委会”并成为权力中心，即“工总司”。被赶下台的当权派组织起另一派群众，即“温联总”，双方血战一场，最后以“工总司”取胜告终。
那件事发生在1968年，那也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反叛年代，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出现了一系列的动荡。我本人依稀记得曾在羽山听到夜间子弹的呼啸声，翌日目睹了澄中校舍砖墙上弹孔累累，而在县城里，“黄总司”的头头遭“县联总”枪杀后，被悬尸电影院广场。温州的那场血战使得市中心一带的房屋几乎全部化为灰烬，包括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故居。随后，“工总司”大兴土木，建造了宏伟的烈士陵园，墓碑上有名有姓的亡者达千人，加上伤亡更多的“温联总”，温州死亡军民在三千上下，伤者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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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阵清脆的电铃声，去往杭州和宁波方向的汽车首先驶出黄岩站，然后就是去往温州、金华的班车。每座城市每天只发一次班车，也就是四十来人，且有不少中途就下车了，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口极少流动。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我这个持半票乘客的小脑瓜里，目的地的远近成了某种决定性的因素，即将前往温州的我比那些到邻县去的旅人神气得多。
那时我做梦也没想过以后会去杭州游览西湖美景，温州这个地名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一种幸福。不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对我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我的肠胃要经过一段翻江倒海的洗礼，直到抵达乐清境内的小镇白象，才感觉到豁然开朗。那里不仅有美味可口的小白虾（我们在那里用午餐），且从此以后就是一马平川了。
我第一次到达温州是在那场武斗劫难发生一年之后，废墟已经被清理。在我的记忆里，温州乃儿时见过的最繁华的都会。虽说五马街还只是石板路，但两侧的商铺和熙熙攘攘的人流让人兴奋，感觉就像十年后我走在上海的南京路上，或者二十多年后我走在纽约百老汇大街上一样。
可是，就历史渊源来说，五马街非南京路或百老汇可比。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出任永嘉（今温州）太守时就有了五马坊，不过那时的马路宽六米，仅够五匹马通过。七个世纪以后，北宋诗人杨蟠(2)出任温州知府，他留下一首诗：“相传有五马，曾此立踌躇。人爱使君好，换鹅非俗书。”此诗写的是王羲之，并用了他以书换白鹅的典故。到了南宋，出现了著名的永嘉学派，代表人物是叶适(3)。永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郑伯熊还曾担任黄岩县尉。
不过，那会儿我年幼无知，既不知道王羲之、杨蟠和永嘉学派，也没听说过谢灵运。说起这位位列温州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的诗人，他在王羲之死后二十四年出生，而当他去世时，数学家祖冲之已经在世。谢灵运被认为是我国山水诗的开拓者，生性放浪、桀骜不驯，深得后辈同道欣赏，但由于其作品尚未完全摆脱玄学，过去、现在均未出现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中。
谢灵运祖籍河南太康，出生在浙江始宁（今上虞），长在杭州，十五岁时前往建康（今南京）。他的祖父是东晋名将谢玄，谢玄的叔叔是一代名相谢安。谢灵运在政治上屡有沉浮之后，遂寄情于山水，曾多次回乡隐居。422年，谢灵运被贬任永嘉太守，后几经颠沛，最后因兴兵拒捕，被流放到广州时惨遭杀害。只是我现在仍有一个疑问：诗人到处漂泊，他在温州只生活了一年，又是失意之人，其故居何以能保存一千五百多年呢？
除了五马街以外，温州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停泊在瓯江码头上的船只，其中的一艘轮渡把我从江北带到了温州。回想起来，那个车站码头应设在永嘉和乐清的交界处，而非楠溪江西岸的瓯北镇。那时我以为，凡是注入大海的河流都是黄色的。同时还以为，温州就在海边。这一点直到二十年后的一个夏日，我从厦门乘轮船穿过台湾海峡来到温州才得以纠正。
那次旅行让我发现，温州市区的码头离瓯江的入海口还很远，与雅典的外港比雷埃夫斯与爱琴海之间的距离相差不多。同时我也发现，五马街在温州已经是一条“小巷”了，仅仅作为历史的见证和商业、旅游的需要留存着。也因为如此，五味和、金三益、老香山等百年老店得以重新开张。
第二次到温州正好是我八岁那年的春节。有一天，表姐妹们陪我们母子到中山公园游玩。结果因为游人太多，加上我好奇心比较重，和她们走散了。母亲和表姐妹们的着急可想而知，苦苦寻找我半天，甚至惊动了警察。待到她们筋疲力尽地回到垟儿路家中，却发现我早已安然归来。第一次，我见到向来倔强的母亲破涕为笑。看来我认路的本领从小就有了。
记得垟儿路上有座垟儿桥，桥边有个岳王庙，桥下的水流流向瓯江。从垟儿路可以步行到码头，那里有渡船去温州最有名的景点江心屿。多年后我故地重游，才发现岛上19世纪便有英国领事馆，旧址保存完好。1130年，宋高宗赵构南逃时，也曾上岛驻跸普寂禅院。而那两座北宋旧塔作为航标遗产，已列入世界百座历史灯塔。
虽然后来我去过的地方越来越多，几乎游遍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名城，可温州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仍无法替代。最初的也是最美丽的，温州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它不仅是我童年唯一造访过的城市，也是唯一有交通岗哨和红绿灯的地方。对穿制服的警察的天然崇拜，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坐惯轿车的孩子们。
温州江心屿上的英国领事馆旧址。作者摄
另一方面，尽管温州经济蒸蒸日上，在我眼里它依旧是清贫之乡，因为小姨一家的悲苦命运。众多亲友的资助既帮她一家渡过难关，同时也在无形中使得表姐妹们迟迟未能在生活上自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自由竞争机制的引入，她们甚至遭受了更多的磨难。而我那位唯一的表哥，也在他父亲死去的年龄，因为相同的疾病辞世。
(1) 布尔斯廷（1914—2004），俄罗斯犹太人后裔，美国历史学家、博物学家，曾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其所著《美国人》第三卷《民主的历程》获1973年普利策最佳历史学著作奖。
(2) 杨蟠（约1017—1106），台州章安人，作诗数千篇，所著《章安集》已佚。苏轼任杭州知府时，邀杨蟠任通判，《东坡集》中和杨蟠的有二十多首。两人招募饥民、疏浚西湖，用淤泥筑成苏堤。
(3) 叶适（1150—1223），出生于浙江瑞安，十三岁全家移居温州。被称为“南宋最后一位著名哲学家”，发布重商言论。台湾嘉义先天宫供奉十三位天王，其中就有叶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