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领袖

追悼会开过以后，我仿佛有些清醒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毛主席万岁”是一则神话。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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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1976年，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关键性年份，也是领袖更迭的年份。前一年的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逝世，他活了八十八岁。记得《参考消息》发了一条短消息，标题是：“蒋介石死了。”之后，蒋经国继承了国民党总裁职位（后称为“主席”）。在他任职“总统”的后期，开始了台湾民主化进程，经济建设也突飞猛进，因而深得民众拥护。我记得一幅1954年的旧照片，蒋经国在温岭县政府前留影，却是在大陈岛——浙江沿海多个县的国民党政府机关撤至该岛。

1976年年初，总理周恩来的逝世在大陆民众中间引发了悲痛和悼念。记得我是在早晨瑟瑟发抖的被窝里，听到有线广播中播放的哀乐，凝重的旋律通过扬声器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那时中国的传媒非常落后，绝大部分地方没有电视。仅有的几份报纸也要隔日甚至隔两日才能送到山下廊这样的村庄，比如《人民日报》《浙江日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每份报纸只有四个黑白版面。

可是，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这条噩耗的震撼力不是特别强，因为周恩来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教科书里。我甚至不知道“总理”这个职务的确切含义，它和主席的职位差距究竟有多大。说实话，周恩来之死给我造成的心理冲击，远不及林彪之死带来的震动，虽然那会儿我更加年少。不过，我们这一代人和老一辈都记得1月8日这个日子，那是周恩来的忌日。除了毛泽东的以外，似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忌日都不被大众记得。那又是何种原因呢？

我相信，这是后来的一系列悼念和宣传所起的效果，也是周的风度和品格使然。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他的形象近乎完美。只是有一点让后人难以理解，在他十二岁离开故乡后，六十六年间（包括担任总理的二十七年）从没有回出生地江苏淮安一次，甚至一再阻止亲弟弟回乡给母亲扫墓。

对周恩来的特别悼念始于那年的清明节，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我们不断地从迟到的广播和报纸上获取错误的信息。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个播音员，他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语调，描述了一个“理小平头的家伙”在广场上的所作所为。纵然时光流逝，我仍然没有忘记他的声音。“天安门事件”被平反以后，人们发现所谓“理小平头的家伙”是有目的的虚构。

随着夏天的到来，坏消息接连从北方传来，首先是朱德元帅的去世。其实，就在朱德死前五天，正好是党的生日，那天中共早期领导人张闻天⁽¹⁾（做过三年总书记）在出生地无锡病逝。如同病历卡上的名字“张普”一样，张闻天是个与世无争的理论家。他早年留学日本、美国，写过小说、话剧和散文，在遵义会议上力挺毛泽东，延安时期曾劝诫其迎娶江青，并促成“西安事变”的解决。后来因为在庐山会议上替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被卸了职，成了反党集团的二号头目。但因毛泽东说了他几句好话，晚年生活仍得到一些照顾。

朱德元帅（也是总司令、委员长）的大名早已出现在语文教科书中，却是一则与扁担有关的故事，想必那也是他的权力边缘化的一个象征。故事说的是工农红军井冈山时期，朱德争着挑粮上山，警卫员怕他累坏了，常常把他的扁担拿走。朱德心生一计，在扁担内侧写上“朱德的扁担”字样，于是便成了传奇。至于“文革”期间这条扁担换了主人，那一定是某些拍马溜须的人所为。

接着，便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与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一样，堪称是一个世纪一遇的天灾。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位新总理——华国锋，由他率团慰问救灾。但不知为何，那次既没有发动老百姓捐款，也没有接受老外的援助。值得一提的是，唐山大地震发生时，蒙特利尔奥运会正如火如荼地举行着，那次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国内媒体也未予以报道。

2

说到“领袖”这个词，按字面理解，应是指衣服上的领子和袖口。这两个部位常与皮肤直接接触摩擦，容易起毛破损，所以古人制作衣服时，领口和袖口都是单独用料，并镶以金边。总之，这两处地方既高贵又醒目。另外，古人穿衣服很讲究衣领与袖口的式样及大小，设计讲究的领口和袖口穿戴后给人一种堂堂正正的印象。

可是，在“文革”期间，“领袖”已不需要镶金边了，因为有了更好的防护手段——袖套和假领，还有夏天穿的牢固的卡其衬衫。众所周知，袖套是为了保护衣服的袖口，避免弄脏和磨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东西非常实用和普遍，冬天还能起到保暖作用，母亲也给我做过几副。而假领只有时髦的青年人才用，且多是在商店购买的，之所以流行的原因在于，一般人家里衬衣很少，洗澡和换衣服都不那么勤快。

在古人看来，“领”和“袖”既突出醒目，又庄重严谨，具有表率的作用，“领袖”一词的延伸意义因此而来。据说“领袖”一词最早出自春秋时期晋文帝之口，用以表示对大臣魏舒的称赞。不难想象，在动乱年代，领袖一般只有在战斗时才会产生，而且往往是在决定性的战斗中产生。每个领袖都凝聚了他所在民族全体或部分人民的信念和梦想，使得大批军人愿意追随他的领导。他们能够鼓舞将士克服恐惧和各种困难，完成艰巨甚至不可能的任务。

在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领袖们所取得的丰功伟绩带给后人的利益往往是难以估量的。当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领袖很容易转化成君臣或国家领导人。在和平年代里，领袖又能够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凝聚成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目标。一旦组织成功，他们的人民就能够自觉推动其社会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可是，这只是人们的理想，未必能够顺利实现。换句话说，领袖所倡导的事业有可能半途而废，也可能遇到重重险阻，甚至倒退。

最关键的是，领袖也是人，所以免不了生老病死。很多小说、历史书和电影、电视剧都描绘过君王的驾崩。对一个作家来说，那可能并不太费事，但对一个导演或制片来说，那一定是件令人伤脑筋的事情。至少，那要耗费人力、财力和时间，换句话说，要斥以巨资。即便如此，年轻一代的观众或读者也不会太在意，往往一瞄而过，因为毕竟，他们没有亲身经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幸运地目睹了历史。

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逝世。如果是阴历的话，那本该是个登高望远的日子。古人认为单数是阳，双数是阴，九可谓是最大的阳数了，9月9日也自然成了重阳节（如此说来，阳历的9月9应是三重阳）。在古代中国，“九”只有皇帝才相配。据说紫禁城的房子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北海有九龙壁，颐和园有十七孔桥（从中间的最高点到桥的两端都是九孔）。除了帝王以外，大概只有孔子享受这种待遇，山东曲阜的孔庙就由九座殿堂组成。

说实话，毛泽东之死对我的心理冲击巨大无比。因为此前，我们无数遍喊过或听过“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怎么他老人家不满八十三岁就去世了呢？虽说封建皇帝没有一个长命百岁，但毛主席在我们心目中可不一样，他是“人民大救星”“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自然“万寿无疆”了。事实上，帝王将相在“文革”时统统被批倒批臭，消失在一切可以传播的媒介中，因此我没有听到过“陛下”“朕”“万岁爷”，以为“万岁”这个词专属于毛主席一个人，他的死才让我们震惊。

3

毛泽东去世以后，全国各地每个单位都布置了灵堂，江口中学也不例外，校办工厂暂时停工，原本被用作地球仪车间的大礼堂被腾空清理出来，摆上了毛主席遗像和花篮。甚至每间教室也是如此，张贴在黑板之上的伟人像两侧挂起了挽联。九天以后，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依次站立在城楼上，由“四人帮”里职务最高的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汽笛长鸣，“哀乐”响彻全中国，据说现场参加追悼会的有一百五十万人。

我和全校师生一起，在大礼堂和天井里收听有线广播。没想到的是，北京追悼会后的一天，学校布置下来任务，要求次日下午各班再举行一次追悼会。教英语的班主任J老师决定，让我担任我们班追悼会的主持工作。这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既不是班长，也不是副班长。不过以前听女同学私下里议论过，我是班上最拿得出手的男生。另一方面，连续一两个小时站在黑板前，不仅我没有做过，其他同学也没有做过，因此既忐忑不安又颇为兴奋。

到了那一天，我上身穿一件白衬衣，下身穿一条黑裤子，鞋子的颜色记不得了，反正那时我还没有皮鞋。时辰一到，在班主任和全班同学注视下，我走上讲台，庄严地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追悼大会现在开始！”学校有线广播播放起“哀乐”，我带领大家向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三鞠躬。接下来，同学们轮流上来朗读自己写的悼念文章，我只需按事先列好的名单念名字就行了。

我隐约记得站在台上看台下的情景，同学们个个表情严肃，连续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甚至那些想上厕所的也不敢吱声或举手。看到这一幕，我一方面心情沉痛，另一方面也有点忍俊不禁。终于同学们发言结束，我宣布闭幕。那会儿“哀乐”没再响起，因为各班的结束时间不同。或许是那年听“哀乐”次数太多，且每次心情沉重，以至于多年以后听到，仍会想起1976年的情景。直到2015年7月12日，这首曲子的作者罗浪以95岁高龄谢世，才知是由一首北方民间吹打乐曲调改编，首次演奏于1945年的张家口。

追悼会开过以后，我仿佛有些清醒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毛主席万岁”是一则神话。不过，我还要再等四年，才有机会来到天安门广场，亲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容。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出发，去看待那个永不再现的场面，再去比较封建王朝皇帝的葬礼，同样地规模宏大、气势恢宏。在这个意义上，我比较赞赏美利坚合众国的做法。

1994年秋天，与毛泽东有过历史性握手和会面的理查德·尼克松去世时，我刚好在加利福尼亚，在电视里目睹了葬礼的全过程。那场葬礼是在尼克松的故乡——加州小镇约巴林达举行的，就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的草坪上。到场的除了尼克松的亲属和生前友好、同事以外，还有在世的美国历任总统，总共只有一两百人，依然不失隆重，时任总统的克林顿和大主教格雷厄姆致辞。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克林顿的悼词里提到了尼克松的首次访华。

接下来是1976年的谢幕戏，“四人帮”被打倒，或曰被粉碎。之前不到一年，康生⁽²⁾病逝，否则“四人帮”里应该没有姚文元，或者变成“五人帮”了。大诗人郭沫若有一首打油诗流传下来，题目是《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不过那时我们才疏学浅，不识此诗好坏，但是能看懂。

无论如何，我们有了“英明领袖华主席”，天下本应该从此太平了，可是“文革”的余孽仍在作怪，全国各地又开展起揭批“四人帮”爪牙的政治运动。如同反右时一样，这场运动又有四处蔓延的倾向，连江口中学这样的小地方也要揪出一两个“爪牙”来。结果呢，我母亲作为曾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又被选中了，校内的黑板报上出现了揭批母亲的大字报，那可能是我的棋友兼“伯乐”卢校长首肯的。当然，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也一定是迫于无奈。幸好，上述危险的趋势被上头适时制止了。

母亲未受深究，反倒是我，一个小小的学习委员，受母亲的牵连，被班主任撤销了职务。记得那是一个冬日的早晨，那位不久前让我主持毛主席追悼会的J老师在一次晨读快结束时突然宣布：“因故撤销蔡天新同学的学习委员职务，由某某某同学接任。”这是“文革”期间我个人遭受到的最大打击。

多年以后，已是浙江大学主校区医院院长的学弟杨仁志告诉我，1976年初冬的一天，他曾亲眼看见我母亲挂牌站在老校区的戏台上示众，尽管台下无人呼喊口号。幸运的是，那时高中部已在新校区上课，我不仅没有目睹那一幕，事后既无人相告，母亲在我面前也无任何的流露。杨学弟初中毕业后考入黄岩中学，成为难得的一位既熟悉我母亲，又做过我父亲学生的同乡。

我毕业后不久，江口中学的高中部便被取消了。再后来，初中部迁往江口镇（现在叫江口街道）。如今，我的母校已成为一所职业学校。多年以后，我曾经悄悄地走访母校遗址，发现校舍连同周围的田野和橘林已被夷为平地，建起了厂房或办公楼，成了经济开发区的一部分。而山下廊的旧校舍和那座戏台仍在，不过已变成一所小学。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领袖的生与死，决定了几代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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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闻天（1900—1976），又名洛甫，江苏南汇人（今上海浦东新区）。中共早期领导人，去世时仅南京《新华日报》发布七十八字讣告，身份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2) 康生（1898—1975），原名张宗可，字少卿。山东诸城大台乡（今属青岛黄岛区）人，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出生于书香人家，其艺术造诣被认为是中共领导人中最优秀者之一，尤长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