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金榜
31．金榜
父亲发现，徐迟提到的三位数学家中，唯有潘承洞是山东大学的一名讲师。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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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高考招生制度恢复的一些内幕。就在我参加地区象棋比赛回来，高中毕业典礼开过的那会儿，即1977年7月，20世纪的传奇人物——邓小平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主管教育和科技。不久，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次小型科教工作座谈会。会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仍然维持原先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并把方案报送中央。
参加座谈会的大多是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三天以后，职位最低也最没有包袱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1)忍不住了，公开揭露推荐上大学的弊端，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并建议来不及的话当年可推迟招生。这个意见正中邓小平的下怀，他要求教育部长刘西尧（家父“万言书”的收信人）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从8月中旬开始，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结果历时一个多月（比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还久）仍没有结果。最大的障碍和阻力来自已故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曾在197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上圈阅“同意”两字，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办法由此成为金科玉律。
其实，大部分与会代表都不支持《纪要》，却没人敢站出来反对。这里面应该有“两个凡是”思想在作怪。此时此刻，又有一个小人物起了关键作用，他就是人民日报社记者穆扬(2)。穆扬就教育部的会议展开调查，并将一些代表的意见写成一份内参。这份内参给了邓小平说话的机会，几经沉浮以后，他比任何时候都要老练沉着了。
邓大人不露声色地表示，这份材料讲了《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值得大家一看。原来，穆扬披露了《纪要》的定稿人是姚文元和张春桥。既然是“四人帮”所为，那推翻起来就不难了。即便如此，从9月20日教育部传达邓小平对内参的看法，到10月21日宣布高考恢复，还是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父亲之所以迟迟没有传授木工技艺给我，想必是事先听到了风声，或是有了某种预感。
按照各大媒体公布的决定，恢复高考后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往届和应届高中毕业生。我正好属于最后一类，我还记得，父亲看到报纸上写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七个字时脸上兴奋的表情。决定还宣布，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最后一条如今早已被废弃，但在当时却颇为诱人，它让学子和家长吃了一颗定心丸。决定同时还宣布，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说到高考，容易让人想起古代的科举制度。这里的“科”与“科学”无关，而是因为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而实际上，主要是文科，一年一试，考的是八股文。虽说明清时也设武科，三年一试，考骑射和举重等武艺，但影响不大。可以说，科举是古代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不过那时选拔的结果是做官，与如今的公务员考试更为接近，而高考只是迈入大学的通行证。
魏晋以来，官员多从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许多出身低微但德才兼备的青年被埋没。为改变这种局面，隋文帝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最后按成绩任用人才，科举制度正式诞生，一直延续到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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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高考制度恢复的确切消息以后，我先是回了一趟江口中学，从母亲那里取来高中课本。后来，又多次往返，报名、取准考证等，因为那里是我的户口所在地和高中毕业学校。由于父亲一生所遭遇到的政治迫害和磨难，他希望我选择理科，认为那样会安全一些，未谙世事的我没有任何异议，母亲对此也没有反对。那一年不考英语，甚至不计参考成绩，因此父亲基本上没帮我什么忙，只是对政治考试的题目做了一些预测。当然，勤杂员的活计少了许多，父亲亲自下厨的次数也有所增加。
就这样，全凭自己按提纲看书复习做习题，一个多月以后，我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县城参加了第一次高考。具体日期记不得了。那次各省分开命题，时间也不统一。那年全国有五百七十多万考生，只录取二十七万人。因为是第一次，谁都没有把握，张榜公布参加体检政审考生名单那天，全城的青年男女都涌向那唯一的十字街头。毛笔黑字书写在大红纸上，名单是按考生所在的区和姓氏笔画排列，全县总共只有一百来名。
记得那已经是黄昏时分，我在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角落里找到自己的名字，这是因为蔡字笔画比较复杂。不管怎样，当时还真有传说中金榜题名的感觉。以至于我完全忘了，脚下站着的那块土地正是几年以前我目睹母亲被公开批斗的地方。
体检时我是一次过关，小小的鼻窦炎和一百多度的近视不会成为任何障碍。唯一遇到的尴尬场面是外科检查，所有的考生都脱得一丝不挂，而大房间里有女医生在场。那时黄岩没有空调，医院弄了一个烧煤炭的炉子给考生取暖。不难想象，轮到女考生入场时，她们的脸色一定更加难堪。但在那个年代，意见再大也不会说出来，因为在人们头脑的字典里，根本没有“抗议”这个词。能够走进那房间，已是千千万万人求之不得的荣耀，近乎一种恩赐了。
政审时每个人只需填写一份表格，所有的栏目我都非常熟悉了。可是，在填写家庭出身时我又没了自信，加上父亲的“摘帽右派”、舅舅的海外关系和曾经的“反革命分子”的母亲，很有些惴惴不安。那时仍然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这句似是而非的话有着充分的灵活性。“政治表现”一栏由不得我来填，不知道我高中时代的班主任J老师或棋友卢校长会不会写上“学习委员职务被撤”字样。反正那年春节前后，我翘首以盼的“入学通知书”一直没有寄来。
等到元宵节后，我十五岁生日来临，那些幸运儿们陆续离开黄岩，上大学去了，我那残存的美梦也渐渐清醒了。好在父亲和母亲都没有任何的不快，相反，他们觉得我年纪小，再复习半年，应该能考出更好的成绩。尤其是父亲，他对我和对时局一样都比较有信心，或许他企盼着，我能考上他的母校——北京大学。
1977年的准考证
第二次高考是在1978年7月，那次英语可以选考了，且分数作为录取时的参考分，父亲临时教了我几个星期。我还到“黄中”的高复班听过几次，其中教数学的方从善老师是我县中的两位棋友之一，后来我选择山东大学数学系也与他有关。有一天，我和方老师一起在校园里蹲厕，那是一间只有六七平方米的小平房，放着四五只木制马桶。方老师正在捧读《中国青年报》上转载的一篇报告文学，诗人徐迟所写的《哥德巴赫猜想》，见到我进来，便绘声绘色地读给我听。
回家以后，我和父亲说起此事，他随即去找来那份报纸，读罢和我一样兴奋。细心的父亲发现，徐迟提到的三位数学家中，唯有潘承洞是山东大学的一名讲师（当年晋升为教授），陈景润和王元都在科学院做研究工作。于是我的志愿里便有了山东大学，没想到的是，后来我不仅被录取，还被选拔进了少年班（那时山东已先浙江开始中学生数学竞赛），继而成了潘承洞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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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专业选择，当时没有太多考虑，不像今天的考生和家长那么费神。不过，自从小学以来，我的数学一向很好，考前的复习也比较有把握。从我后来的兴趣爱好和所作所为来看，如果当时选择数学以外的专业，我也是能够顺利完成的。说实话，如果有来生，我可能会选择别的专业，奇妙的世界有很多值得尝试，可我从没有后悔从事数学研究。数学犹如一座坚固的堡垒，给了我安全感，它既是一份有保障的职业，又使我的心灵免受过多的诱惑和激荡。此外，数学也给了我周游世界以最初的推动力，这种力量一直延续到今天。
没想到的是，第二次高考我的数学考砸了，栽在倒数第二题上，甚至没有时间做最后一题。那时题目较少，每题分数较多，结果只得了66分，这出乎所有认识我的人的意料。有时，一道数学题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幸好，我一向不太感兴趣的物理和化学都得了95的高分，加上政治73分和语文65分，总分395分仍大大超出重点大学的录取线。
记得那次张榜后还可以改动志愿，但因为我不爱动手做实验，不太喜欢物理、化学或工科，依然选择了数学系。那时生物学不大为人重视，计算机尚未独立成系，经济学只招文科生，金融学还没有在中国出现。至于我个人原先感兴趣的地理学，一般只设在师范院校里，且与我钟爱的地图基本上无关。
回想起来，第一次高考没有公布成绩，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分数，有很多人在填报志愿时高分低就。事到如今，这个秘密尚未揭开。第二次高考政审显然放宽了，让我激动不已的是，“家庭成分”栏已由地主改为干部了，这份喜悦堪比后来收到录取通知书。不过，仍有人饥不择校，他们心有余悸。有意思的是，我现在从事的两项事业——数学与写作，正好是高考成绩最差的两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考定终身是多么的盲目。
时光流逝，高考恢复已经四十多年了，上大学变得越来越容易了，这项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也遭到广泛的质疑，它造成的负面影响逐渐被大众认清。不可思议的是，新闻媒体一方面质疑高考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竭力宣传各省区的所谓“状元”，甚至那些试图走向世界一流的大学也加入对他们的争抢，由此造成了自上而下对升学率盲目乃至可怕的追求。
在古代，因为新闻太少，科举制度的存在除了稳定社稷以外，还给老百姓提供了茶后饭余热议的话题，就如同现在的娱乐八卦、微博微信、网球大满贯一样。例如，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第三回所描述的“范进中举”。自从有了科举，便在历法之外，制造了又一种生命循环往复的自然流动。如今，这样的需求已变得十分微弱，尤其因为国门持续敞开，外面的世界精彩纷呈，又何必如此关注那只能使少年沉郁、家长烦恼的高考及其一系列附庸呢？
在我看来，出现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文主义和艺术教育的缺失。相当一部分家长还是像古代人那样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人则脑子里充塞着“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的思想。加上金钱和名利的诱惑（远不止古人所谓的“金榜题名”），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人们离宗教、艺术、诗歌、理想越来越远了……
(1) 查全性（1925—2019），南京人，化学家，1978年任武汉大学教授，翌年任化学系主任，1980年当选中科院院士。
(2) 穆扬（1926— ），济南人，记者，原名杨竞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