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集市
15．集市
如果说看露天电影是为了夜晚的沉醉，那么赶集可以说是实现了我的白日梦。
——题记
1
在“文革”时期的中国乡村，除了露天电影以外，如果说还有热闹的去处，那就是集市了。词典上解释说，集市是农村或小城市里定期买卖货物的市场。在我看来，应该把城镇里每天从早到晚都有顾客的菜市场排除在外。在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例如中国的广大乡村，集市是必不可少的贸易形式。一般认为，集市起源于史前时期人们的聚集交易，以后常出现在宗教节庆、纪念集会上或圣地，后者常附带民间娱乐活动，也被称为庙会。
据《左传》记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有了集市。说的是杞子从郑国派人密告秦穆公：“郑国让我掌管北门的钥匙，如果偷偷派军队来，保管成功。”一位大臣获悉后劝诫秦穆公说：“调动大军偷袭这么远的国家，我们赶得精疲力乏，对方早就有了准备，不会有什么作为的。而且行军路线千余里，谁会不知道呢？”穆公不听，派大军东行。秦军到了与郑国相邻的滑国，便遇到在滑国做生意的郑国人弦高，他赶着十二头牛到集市上去卖。
不知道，这可否算是有记载的中国最早的集市。话说机敏的弦高一面让人回郑国报信，一面将牛献给秦军作犒劳，故意说道：“我们大王听说你们要从这里路过，派我来犒劳你们，请不要嫌弃礼物轻薄。”郑国君主得到弦高的消息，让人去查看，见杞子一伙正在整顿盔甲、磨兵器、喂马，便对他们说：“你们留在我们郑国时间也够长了，我们国小物乏，听说你们要离开，那就请便吧！”杞子听罢，不得不逃走，秦军也只好退走。据说，这则故事也是成语“厉兵秣马”的出处。
到了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同时，道教也逐渐形成。它们互相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生存竞争，并在南北朝时都各自站稳了脚跟。而到了唐宋，又各自先后达到了全盛时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佛道二教竞争的焦点，一是寺庙、道观的修建；二是争取和招徕信徒。为此，在其宗教仪式上均增添了媚俗的娱乐内容，如舞蹈、戏曲，等等。
在佛道二教举行庆典时，民间的社会组织也主动前往助兴。这样一来，寺庙、道观便成了以宗教活动为依托的群众聚会场所了，这正是庙会的起源。但就活动内容来说，那时仍偏重于祭神社戏，而在商业贸易方面相对薄弱，庙会的真正定型、完善要到明清时期了。至于民间自发形成的草市，早在东晋建康城外的渡口就有了。唐代诗人王建在《汴路即事》中写道：“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而在中世纪的欧洲，集市不仅于宗教节庆日在教堂院内举行，且常常集中于某种商品的交易，如乳酪集市，这大概是如今活跃于江浙一带的各类小商品市场在西方的远祖。
2
在王林施村，家家户户都有不大不小的菜园子，加上又是地理的死角，三面被永宁江水环绕，因此从来没设过集市。邻近的王林村作为全乡的行政中心，每月有五六次集市，也即逢五小集，逢十大集，而较远的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中心村，则逢三、六、九各一次。如果王林村的集正好是周日，母亲可能会带我去采购，也叫赶集。
我们在王林集市上采购的，无非是猪肉或内脏什么的，还有我们菜园里没有的蔬菜，间或也会采购簸箕、木桶、竹席等日用品。前文已提及，肥肉可用来熬油，而肥里带瘦的肉则用来炖黄豆，那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一道菜了，尤其到了冬天，冷冻后成了可口的肉冻。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革”期间，中国的乡村庙会全部销声匿迹。但与王林乡相邻的临海县杜岐乡（今临海市杜岐社区），则有一年一度的大型集市，其规模不亚于庙会。杜岐乡原本就有集市，大集则一年一度，时间是在春节的前几天，届时附近两县成千上万的农民会来赶集，进行连续多日的货物交易活动。
那时候中国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有电视，即便有恐怕也不放电视连续剧，“连续多日”这个概念是非常诱人的。如果没有记错，我至少去过杜岐乡两次，却不记得一个同伴了，可以肯定的是，我不是跟母亲一起去的。杜岐乡离黄岩县城比到临海县城近得多，离王林施村的距离就更近了，但仍超出了我们看露天电影的地理范围。
巧合的是，杜岐乡正好是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1)的故乡。王比徐霞客早生四十年，和他的父亲、三位堂弟均高中进士。他一生喜欢游历名山大川，当时全国共十五个省，他游过十四个。这个记录与徐霞客一样，只不过徐未到四川，而王错过的是福建。每到一处，他都详细记述山川、气候、地貌、道路及农林特产、风俗、古迹、文化等自然和人文要素，并善于将地理现象和人文现象结合研究，得出自然环境对于人的行为有决定性影响的结论。
明代旅行家王士性
举例来说，王士性将浙江分为泽国、山谷、海滨三大区域，分析了不同区域的人文和经济特性。在游西湖时，他发现了旅游是一个产业。此外，他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及漕运等提出了一系列有创见的建议。十分难得的是，这位乡邻那时就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注意到我国经济、文化重心从北向南的转移。他甚至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前瞻性的生态论观点。他的思想对后来的一些学者有很深的影响，如清代朴学大家顾炎武，他在其著作中多处引用王士性的学说，甚至整节照录原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对王、徐进行比较研究，已故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称王与徐的成就在“伯仲之间”，“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徐胜于王；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角度看，王胜于徐”。值得一提的是，王士性记游文字淡雅清丽，可谓是散文高手，同时他对方言学和地名学也有重要贡献。虽然他的事迹和故事我在开始周游世界多年以后才获知，但似乎这位四个多世纪前乡邻的存在暗中给予了我鼓励。
在代表作《广志绎》序言里，王士性写道：“蓝田关即秦关，图《七贤过关》者即此，盖是春雪初霁，张说、张九龄、李颀、李白、郑虔、孟浩然共访辋川王维也，诗曰：二李清狂狎二张，吟鞭遥指孟襄阳。郑虔笔疾青风满，摩诘图中诗兴长。”此处的郑虔(2)是唐代学者，多才多艺，玄宗赞其诗书画“三绝”，杜甫称他“才过屈宋”，并赠诗二十多首。欧阳修编《新唐书》有《郑虔传》，谓之“学长地理”。晚年他被贬尚属蛮荒之地的台州，死后葬于临海大田乡。可惜因为远离中原，他的诗画传世甚少。郑虔被认为是台州文教事业的开启者，想必王士性家族也多饮惠沐泽。
遗憾的是，我对杜岐乡赶集的细节已难忆起，只记得有卖未油漆的木马桶，还有就是赶集的人与露天电影散场时一样密集。当我在互联网上搜索“杜岐”，没有提及任何集市的新闻，倒是发现那里办起了多家乡镇企业，还有一所幼儿园。此外，有一条交通信息也引起我的兴趣。说的是以黄岩车站为起点的211路公交车恰好以杜岐乡为终点，最后四站停靠点都在王林乡。这几个地名让我倍感温馨，尤其是竹岭，它和一个美丽的女孩联系在一起。
多年以后，我在一次返乡路上，绕道到临海西部紧邻仙居的白水洋镇，从那里下了金台高速，再向北开上十多公里，来到水晶坦村的一座叫药山的小山头，拨开荆棘找到了王士性的墓地。我当时想不通，为何他会葬在离开杜岐乡和县城数十公里远的地方？下山时发现还有一座大墓，是南宋右宰相谢深甫之墓，才明白那里应该风水比较好。王士性的老乡中，有一位徐霞客的同代人和至交叫陈函辉(3)，明亡后从事反清事业，事败后自缢身亡。生前他应徐霞客之邀为其作墓志铭，陈墓在临海县城西南的竹林中，邻近始建于南朝的云峰寺。
王士性墓。作者摄
集市是一种周期性的市场，其周期主要受周边地区人口密度的影响。此外，还受到星期或农历的约束，中国的集市大多按阴历周期循环。集市交易的商品一般为包括蔬菜禽蛋在内的日用品和易耗品等，为集市附近的乡村人口服务。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经济极不发达，每个乡一般只有一个集市，大型集市则更少见。如同后来的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集市的地理间隔，往往取决于交易者所愿意离开居住地前往的最大距离。
3
自从“文革”结束以后，庙会重又在中国兴起，比如北京的地坛，我慕名已久，却一直没有机会赶上。反倒是2007年秋天，我在东京参加诗歌节期间，与早稻田大学的几位数学教授约定，在浅草寺的庙会上相见。浅草的庙会是在周末，那天天气非常好，我们玩得也很开心。浅草寺创建于628年，是东京最古老的寺院。江户时代的将军德川家康把这里指定为幕府的祈愿所。将近十四个世纪过去了，那里的香火依然很旺。从时间上推算，浅草寺创建时中国正好处于盛唐之初，那是日本受中国影响最深的一个时期。
相比浅草寺的空旷和雅致，在每一座阿拉伯国家的名城里都有的麦地那(4)显得更为集中、喧闹。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几条街道两侧布满了各种店铺，游人只能看见头上一线天，比如卡萨布兰卡、突尼斯城或苏斯。在每一处麦地那，椰枣、芥末、胡椒粉、无花果都不可缺少，还有地毯、油画，每个人都在生产、加工、叫卖或讨价还价，微笑或鄙视，但过分的热情也容易使得游览或采购成为一种负担。这类市场由于营业时间太久，成为零周期，失去了集市的最初意义。
同样是伊斯兰国家，地中海滨的黎巴嫩古城——西顿的农贸市场更接近于早年我在王林乡光顾的集市。由于邻近以色列，两国又交恶已久，长眼睛和不长眼睛的炮弹随时会飞来，农贸市场设立在相互分离又相互连接的桥洞中，那里的阴凉也可以帮助避暑。离西顿几公里远的另一座小镇叫苏尔（古称提尔），那是古希腊大数学家兼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老家。
古时候的提尔商业发达，推动了算术的发展，被数学史家认为是数论的发祥地，正如埃及人发明了几何学，巴格达人命名了代数学。毕达哥拉斯虽然出生在爱琴海的萨摩斯岛，但童年时曾寄养在提尔的祖父家里，他后来长于计算，或许是从故乡的集市和商业氛围里得到了熏陶。遗憾的是，类似的机遇并没有降临到中国古代数学家头上。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型超市兴起，城市化进程加快，集市正缓慢地退出农村的历史舞台。反而在大城市里，诞生了一种类似集市的跳蚤市场，它已经出现在广州等中国城市。英文里它叫Flea Market，这是一种主要经营旧货的露天市场。有关跳蚤市场的发祥地有两种说法，即纽约和巴黎，我本人倾向于后一种。
相传1884年，巴黎政府为维护市容的干净，要求那些以捡破烂为生的贫民搬到郊外，这些贫民在废弃物中挑拣尚能用的物品出售，没多久就形成一处固定的定期举办的集市——跳蚤市场。市场里的东西一般都是用过的，新的当然也有，但是质量都比较次，价钱也相对便宜，这一点与古代集市一脉相承。
不同的是，在跳蚤市场里，只要眼光够独到，依然能花很少的钱买到很有价值的古董或其他有意义的东西。在历史越是悠久的城市，跳蚤市场里所卖的东西种类也越多，摊主将自己费尽苦心寻来或是家传的宝贝摆上，等待有缘人前来选购。在陈旧的外表下，也许是一件稀世珍宝。因此，跳蚤市场也吸引了一些时髦人士前来挑选独一无二的物品，逐渐形成前卫的风格。
再回过头来看看农村的集市和城镇的菜市场，只要中国菜的魅力不减、特色不变，这样的集市和菜市场就会存在下去，因为它符合人们对农产品新鲜度的要求。香港的发展实践便是一个例证，即使在欧美的某些中等城市，也有定期的农贸集市。那份轻松随意的感觉，是探头密布、冷冰冰的超市所不具有的。可是，人们再也不会像“文革”时期的中国乡村那样，对集市有一种依赖性了。
的确如此，现在人们光顾这类集市，多半是为了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这样一来，反而让我对“文革”时期的集市，尤其是杜岐乡那样的大型集市有了一种怀旧感。如果说看露天电影是为了夜晚的沉醉，那么赶集可以说是实现了我的白日梦。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有那么多的人头堆砌在一起，他们在风中摇摆着，给予我们孤独的心灵以无限的温暖和存在的信念。
(1) 王士性（1547—1598），字恒叙，浙江临海人。明代人文地理学家，著有《五岳游草》《广游记》《广志绎》等作品。
(2) 郑虔（691—764），河南荥阳人。唐代学者、文学家、书画家。玄宗赞其“郑虔三绝”，并建广文馆，命其为首任博士。757年，贬任台州司户参军终老，今台州中学前身即为纪念郑虔之“广文书院”。
(3) 陈函辉（1590—1646），字木叔，浙江临海人，明末殉节官员。崇祯七年（1634）进士，补靖江县令。善草书，敏于诗。
(4) 麦地那（Medina），沙特阿拉伯圣城，也指代某些伊斯兰国家城市的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