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女孩
20.女孩
终于有一天,一辆拖拉机驶入我的诗歌王国,而那个叫亚萍的女生,也幻化成为一名村姑。
——题记
1
在我的整个童年乃至少年时代,没有一个关系密切的女伴,这是一件让我永远感到遗憾的事情,甚至造成了我性格中的某种缺陷。在我家里,只有一个比我大十岁的哥哥未名,且我们从小不在一起生活。本来,我母亲还生养过一个姐姐,但在未名出生以前就夭折了。而如果姐姐在世,父母大概不会再要我,除非由于这个姐姐的存在,使得双亲的关系得以改善。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民间有种说法,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小情人),他对妻子的要求可能会降低,至少会有更多的迁就。即便如此,由于姐姐比我早出生将近二十年,我们也很难成为玩伴,但有个姐姐我想还是大不一样的。而在我母亲的姐妹里面,与我们关系最亲密的四姨也生了两个儿子,而小舅虽然有两个女儿和我年纪相仿,却隔着一个无法跨越的海峡。事实上,那时我连表妹们的照片都没有见过。
当我开始记事,我和母亲住在委羽山的澄江中学,唯一的伙伴是我的邻居兼同学,就是目睹我在一个冬天跌入水井的男孩程功。而当我们迁移到王林施村,我已经过了和女孩子两小无猜的年龄,开始与女同学刻意保持距离。那会儿班上的男女同学相互之间几乎不说话,这就是为何我只记得敏文和冯姓同学的原因。而当我进入王林中学,情况却有所变化。
我初一时班上有一位女班长,她的名字叫慧华,是个性格稳重的高个女孩,坐在最末一排。那时由于营养不良,多数同学发育比较迟缓,尤其是我,记得上初中时还不到一米四,坐在教室的第二排。加上她又是班长,因此印象深刻。后来慧华上了金华一所中专,毕业后分配在黄岩粮食局,在北方上大学的我假期回乡有时会在大街上看见她,却发现其身材并不高。
也正因为我变化比较大,慧华已经认不出老同学了。虽然我在初一做过数学课代表,却与做班长的慧华没有多少交往,加上成年以后,并没有发现她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力。因此,我在最初的犹豫之后,与她擦肩而过了。虽然我感觉这样做是不对的,但一直没能改变过来。
除了慧华以外,班上还有一位女同学我始终记着,她叫徐亚萍。名字虽然比较大众化,却有不同凡响的气质,尤其那双明亮清澈的眼睛,宁静中带有一丝忧郁。亚萍母亲和我母亲一样,也是小学公办教员,却是在最偏僻的竹岭村。因为是同一个乡,开教师大会时两位母亲会碰到一起,她们之间的关系还不错。
听母亲讲,亚萍母亲也姓徐,可能是单亲家庭的缘故,女儿跟了母亲的姓。但我们同学一年之后,亚萍的母亲就调到外乡去了,很可能是另外一个县,连我母亲也不知道。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亚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任何消息。
亚萍之所以让我难以忘怀,是因为她既美丽优雅,又是班上的文艺委员。用现在的话讲,她是我们的“班花”。本来,像她这样吸引人的女孩我那时是不懂得如何交往的。即便有机会和她单独相处,也必定是羞怯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可是,在林彪摔死于蒙古国的温都尔汗两年以后,中国掀起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那就是“批林批孔”。1974年春节前夕,很多工厂、部队和学校都组织起了“批林批孔”文艺宣传队,到农村到街头到工厂巡回演出。王林中学也不甘落后,而我可能因为是城镇户口,算是半个城里人,被招募进学校文艺宣传队,这样便与亚萍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
2
其实,早在1973年夏天,毛泽东就亲自部署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同年年底发起的“反右倾回潮”运动,矛头暗指党内第二号人物周恩来。翌年初,毛泽东批准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正式拉开序幕。
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同时,一场称为“评法批儒”的舆论攻势也大张旗鼓地进行着。从文化上褒扬中国历史上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人物(1),如管仲、吴起、商鞅、韩非、李斯等,同时批判儒家代表剥削阶级利益,批判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尤其是孔子“孔老二”,一定要批倒批臭。
趁着放寒假,王林中学的文艺宣传队迅速排练好一批节目,每天晚上到不同的生产大队为乡亲们演出。具体节目我记不确切了,从有关文献里搜得一些看似眼熟的内容,列表如下:
舞蹈:《北京有个金太阳》;
器乐合奏:《东方红》;
诗朗诵:《大海航行靠舵手》;
锣鼓快板:《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男声小合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表演唱:《十不忘阶级斗争》;

《红色记忆:宣传队》,水墨画,孟详平作
独舞:《哈达献给毛主席》;
对口词:《种田为革命》;
女声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语录歌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女声表演唱:《贫下中农一条心》;
快板书《抓革命、促生产》;
三句半:《破四旧、立四新》;
小戏:《忆苦会》。
因为年少无知,同学们与农民伯伯一样,对法家、儒家之类的分不大清楚,更不知道“批林批孔”是为了批周恩来,因此这方面的节目中学生很少演出。取而代之的是,歌唱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样肯定不会犯错误。记得我那时参演的节目叫三句半,四位男生一起上台,我是表演最后半句的那个人。
说到三句半,其实在唐朝便有了,那时称作十七字诗,前三行每行各五字,最后一行两个字。三句半在“文革”时最为流行,但已经没有那么严格和押韵了,前三句并非五字不可,最后半句也不一定是两个字,可以是一个字或三个字。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我在东京担任俳句比赛的评委和颁奖嘉宾,才发现日本人的俳句也是十七字,只不过分成三行,每行分别是五、七、五字。
遗憾的是,我对自己表演过的内容一点都不记得。只记得每晚看演出的农民不少,结束时大家一起上台演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此外,还对一则黄帅式的反潮流快板书有点印象。
批斗会:舌战某物理教师
“磁场是舞厅,
“正电子是男舞伴,
“负电子是女舞伴。”
“你,居心何在?”
“形象地说明物理知识,
“同性相斥,
“异性相吸。”
“呸!流氓!”
此处“舌战”两字应出自《三国演义》“诸葛亮舌战群儒”之典故,“文革”时期诸葛亮被认为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因此得到推崇。他是个“不倒翁”。
3
可以说,那两个星期的排练和演出是我童年时代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每个人(尤其是孩子)都有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才艺的欲望,这也是今日中国卡拉OK和选秀节目盛行不衰的主要原因。由于我们以步代车,演出结束又比较晚了,生产大队除了用红枣汤慰劳我们以外,还提供住宿。当然了,那都是大通铺,有好几个晚上,宣传队的全体同学住在一个大房间里,中间用一道布帘把男女生隔开。
回想起来,那可是些迷人的夜晚,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不会马上睡着,而是熄了灯聊天。没有人撒娇,也没有人讲黄段子,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大家各自回忆自己的童年趣事,可谓难得的精神飨宴。平生第一次,我享受到了集体主义和夜生活的快乐。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个夜晚的谈话内容一概忘却了,我甚至不记得谈话的其他对象。或许,这是因为我太专注于那个叫亚萍的女同学的缘故。她是我们宣传队的顶梁柱,不仅能歌善舞,而且兼做报幕员。那时候没有电视机,因此不知道还有主持人这个角色,报幕员就等于是主持人了。
可以肯定的是,我与亚萍在黑暗中隔着布帘说过几句话。有一天晚上聊天结束以后,想到我和她竟躺在同一个房间里,兴奋得难以入眠。第二天早晨见到她时,表情仍有些不自然,脸红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让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们从来没在同一个节目里演过戏,但每当她报幕时叫出我的名字,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可是,那年暑假来临之前,亚萍便随着母亲工作的调动离开了王林中学,从此音讯全无。多年以后,我游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时,曾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假如亚萍多留一年或半载,她会否成为我的贝雅特里齐或劳拉(2)呢?而亚萍走后的第二年春天,我也随母亲离开了王林中学。
巧合的是,等到秋天来临,我升入江口中学高中部,班上的文艺委员竟然也是一位名叫亚萍的女同学,她不姓徐而姓符,两者仅有一个辅音字母之差。令人惊奇的是,高中的亚萍也能歌善舞、活泼可爱,是班上最吸引男生的女生之一。可是,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学再不需要组织深入乡村的文艺宣传队了,从此我没有再上过舞台。直到有一天我意外地成为诗人,屡屡在世界各地登台朗诵,并偶尔与管弦乐团合作演出。
那时,我们高中班上七十二位同学中,有近半数是女生,其中语文课代表叫高秀玲。不仅人长得像名字一样秀气,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后来她上了大学,且毕业后留在杭州城,当上省外经贸厅的处长,成了对外友好界的省政协委员,我们不时会在一些公众场合相遇。可是那时候,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她的性格也比较内向。两个地主家的后代,自然要避嫌不在一起说话,也因为如此,我没有感觉到她对我有吸引力。
在参加“批林批孔”文宣队整整十年以后,因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孩的缘故,我在黄河南岸的济南写下了第一首诗《路灯下的少女》,起因于元旦前夕一个美丽的误会。那女孩亭亭玉立,在瑟瑟寒风中站在一棵梧桐树下,错把过路的我当成等待已久的男友了,故而毫不犹豫地扑进我的怀抱。她自然是失望而退了,而我当天夜里也辗转难眠。翌日早上醒来,口中念念有词,于是把它记录了下来。
一直以来,我试图回忆那年寒假和亚萍在一起时的演出,想写作一首纪念的诗,却未能成功。出现在我脑海深处里的一幕幕始终是我和同学们,从一个村庄徒步前往另一个村庄演出的情景。这一幕有时又与另一幕难以消退的记忆重合,那就是去杜岐乡赶集路上所见到的突突鸣响的拖拉机。终于有一天,一辆拖拉机驶入我的诗歌王国,而那个叫亚萍的女生,也幻化成为一名村姑(这首诗后来在法语世界受到青睐更是出乎我的意料)。

农用的手扶拖拉机。作者摄于奈良
村姑在有篷盖的拖拉机里远去
我在乡村大路上行走
一辆拖拉机从身后驶过
我悠然回眸的瞬间
与村姑的目光遽然相遇
在迅即逝去的轰鸣声中
矩形的篷盖蓦然变大
它将路边的麦田挤缩到
我无限扩张的视域一隅
而她头上的围巾飘扬如一面旗帜
她那双硕大无朋的脚丫
从霍安·米罗的画笔下不断生长
一直到我伸手可触
1988,杭州
(1) 法家是战国时期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在公检法被砸烂的“文革”后期被奉为真理的化身,实属荒唐,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树立个人权威。
(2) 贝雅特里齐和劳拉分别是意大利诗人但丁和彼得拉克的缪斯,后者的诗全集被分成《劳拉在世所作》和《劳拉去世后所作》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