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本章以一个基层法院的改革实践为中心，以访谈为素材，从过程的角度分析了审判委员会的“放权”改革。经由对审判委员会“放权”过程的展示和分析，本文认为，审判委员会“放权”结果的发生，是法院内部各层次行动者在审判委员会自身功能逐渐弱化、其他替代性能力逐渐强大的条件下，以法院的组织利益、中间组织的部门利益以及法官的个人利益为中心公共选择的结果。正是这样一种以利益为中心的公共选择逻辑，使得审判委员会的“放权”被异化：合议庭和独任法官在收获审判委员会下放的权力的同时，又受到了更为严格的权力控制，并最终导致了合议庭和独任法官审判权的异化——一种本应独立的审判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咨询型”审判，而法官，也在相当程度上从一个自主决定者，成为各种“意见”的尾随者。
在某种程度上，审判委员会“放权”改革出现上述境况实属必然。必须承认，无论是法院还是法院内部的部门乃至法官，自这些组织、中间组织存在之日起，自法官进入法院之日起，他们就有了自身的利益——这些利益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半公半私的混合物，并有着强烈的利益实现和利益维护动机。一项改革只要可能与这些利益相关联，各层次利益的代表者就可能会策略性的对待这项改革。审判委员会的“放权”改革就是一个实例。
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如何防阻法院各层次行动者在审判委员会“放权”改革中渗入组织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而在于创制引导和规制这些利益的合理制度安排。正如唐斯所言，如果社会创造了合适的制度安排，那么他们的私人动机将引导他们按照自己确信的公共利益而行动，即便这些动机与其他的每个人的动机相似，即部分根源于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30]只是可以想见的是，现行司法体制下实现一个引导和规制这些利益的合理制度，要比在理论上提出一个理想的制度安排艰难得多。
（本文原刊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7年第8期全文转载）
【注释】
[1]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梁治平：《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相关讨论可参见程新生：《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个案制度的缺陷》，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2期；琚顺兴：《审判委员会不应裁判案件》，载《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6期。
[4]赵红星，国灵华：《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公正与效率”的必然要求》，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6期。
[5]相关调查，可参见关升英：《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探索及完善》，载《人民司法》2004年第10期；陈光中：《审判公正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王学堂：《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调研》，载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005/4/ma6157293521814500211856.html，2006-5-27。
[6]关于审判委员会功能的概括，可参见侯勇：《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公正程序之价值冲突初探》，载《贵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与思考》，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7]更详细的分析，可参见强世功、赵晓力：《双重结构化下的法律解释——对十名中国法官的调查》，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页234。
[8]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载《华社会学评论》2000年第1期。
[9]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载《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年第1期。
[11]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J.van Velsen，“Extended Case Method and Situational Analysis，”in A.L.Epstein（ed.），The Crafts of Anthropology（tavistock，1968）.转引自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吴良健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https://www.daowen.com)
[14]这里参考了官僚制研究的一些方法，参见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郭小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特别第八章“官员的环境、动机和目标”。
[15]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16]波斯那：《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7]罗伯特·墨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18]曾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只是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参见李炳成：《建议取消审判委员会》，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4期。
[19]有学者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该学者指出，“因特殊的国情所致，委员们处理某些行政事务的积极性和紧迫性，往往高于参加审判委员讨论”，参见岩皓：《审判委员会功能的异化与重构》，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20]一个法官的调查反映了类似的情况。该调查以某法院为例，指出五年来该法院召开审判委员会会议1091次，讨论案件4475个，平均每次会议讨论4～10个案件，按每次会议三小时计算，平均每个案件耗时约43.9分钟。并指出这只是所有案件讨论的平均值，非刑事案件讨论的时间实际上远超过刑事案件讨论的时间，刑事案件讨论的时间可能只有30分钟，甚至更短。参见岩皓：《审判委员会功能的异化与重构》，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21]一个对成都市两级法院审判委员会的调查分析也显示了类似的情形，该调查指出，从运作效果看，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对抗性不强，在委员们考虑不充分的情况下，大多数案件的讨论结果是同意合议庭的意见，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形式。参见韩波：《法院体制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第146页。
[22]陈光中先生主持的一个调查也表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非法律规定的沟通渠道，如三长会议，即审判长、庭长和主管副院长的联席会议，庭务会，审判长联席会议等，实际上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原来由审判委员会承担的功能。参见陈光中：《审判公正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32-33。
[23]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4]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5]小林良彰：《公共选择》，杨水超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26]按照缪勒的观点，公共选择理论是指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或者把经济学运用于政治科学的分析。在公共选择理论的构成中，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其两大内核。参见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郑戈：《法律解释的社会构造》，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页65-87。
[27]赵孟营：《组织合法性：在组织理性与事实的社会组织之间》，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8]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9]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30]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郭小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